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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私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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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曾将私妓——不受官府管辖而独立营业的妓女们——的出现估计得非常迟，比如纪昀认为“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资，则明以前无是事，家有家妓，官有官妓故也。教坊既废，此风乃炽”（《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前引谢肇淛关于“私窠子”的论述，也给人以私妓起于明朝的印象。但实际上根据现有史料可知，私妓至迟在唐代已经不罕见——当然很可能更早就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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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里志》中就有关于私妓的记载。比如“王团儿”条记王“己为假母，有女数人”，这些“女儿”中有的就是王团儿所调养的私妓，因为据《北里志》作者孙棨有点自作多情的记述说，诸女中有名福娘者，对他十分倾心，要他为自己赎身，曾泣告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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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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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系教坊籍”，尚属“自由”之身，所以送给孙棨的诗中有“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之句，说明福娘的确是私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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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唐人小说中的名篇之一，白行简所撰《李娃传》中，李娃也是私妓无疑。小说中只说李娃是“长安之倡女也”、“狭邪女李氏”，在整个故事中李娃没有任何官妓的义务和使役，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先与荥阳公子同居，又抛弃公子，再同居，最后嫁给公子为妻，封汧国夫人。再从一些细节看，也都与李娃的私妓身份相符。比如公子初与李娃同居，为她荡尽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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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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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李娃的营生以赢利为目的。到公子成了穷人之后，姥与李娃设计将公子骗至外面，而她们当天就搬了家，使公子无从寻找她们的踪迹，公子遂流落街头。如果李娃是官妓，此计就行不通——公子仍可很容易地打听到她们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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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的唐诗中，咏及妓女的篇什甚多；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反映文士与官妓之间的应酬交往，但也有一些诗篇透露出私妓的光景。比如施肩吾《襄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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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堤女儿郎莫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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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五五结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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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对镜冶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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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取郎千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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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张潮《襄阳行》中的“襄阳传近大堤北，君到襄阳莫回惑，大堤诸女儿，怜钱不怜德”等句，这些以赢利为目的“大堤女儿”，应属私妓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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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的情况而言，官妓在唐代娼妓业中显然占主导地位。这虽无法获得社会学的统计资料作为直接佐证，但从唐代诗文、小说中所反映的情况推断，也可知其大概。另一方面，私妓也已出现，且与官妓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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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代，官妓制度依然盛行，这从宋词和宋人笔记中的大量有关作品和记载不难看出。但私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私妓中的高级妓女似乎已与官妓平分秋色，宋人笔记中有不少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比如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售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其事：杭州城“和乐楼”等十一座官营酒楼用官妓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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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库（那时酒楼常被称为“库”）设官妓数十人，……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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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熙春楼”等十八家“市楼之表表者”（可以理解为私营酒家之有名者）则用私妓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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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袨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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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亦记有这方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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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官妓如……（列举金赛兰等十一人），及私名妓女如……（列举苏州钱三姐等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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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与酒有关的庆典仪式中，官妓与私妓更要联手出场，《梦粱录》卷二“诸库迎煮”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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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府点检所，管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各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著，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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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卖唱、卖艺的流动私妓，可能是较为下等的妓女。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还记载有一种“庵酒店”，是“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种可以和客人在酒阁内成就云雨之欢的陪酒女郎，应是较下等的私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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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和明前期在继续官妓制度的同时，曾在法律上禁止私妓——当然不可能在实际上真正禁绝。至晚明，私妓更趋繁荣，已出现纯以出卖肉体为业的下等妓女，《梅圃余谈》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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