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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12章 教义对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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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宗派已经明显混乱的17世纪晚期的英国，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在英国新教徒当中也并未受到普遍欢迎。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改革团体——其成员在宫廷成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神职人员和保守平民中也分布广泛——开始在他们认为无法接受的极端经律主义和罗马天主教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他们认为传统至少可以为宗教争议中最大的困惑提供没有偏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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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依赖深深植根于英国人的观念当中。尽管几个世纪的经济推动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英国的古老机构和制度，但保守主义仍然根深蒂固且无处不在，这个国家的普通法建立在几百年的古老先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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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派混乱的惊恐——起因于那些狂热宣讲圣经字句的人，他们主张生活中大小事情必须符合简单无误的圣经信条——使得传统主义者认为必须了解往昔伟大的思想家和圣徒在这些问题上的共识。圣奥古斯丁是怎样诠释圣经的？迦克墩会议又让人领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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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架构民间社会和安排日常生活的问题，清教徒中的狂热者则遭到传统派人士的嘲笑和谴责。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比如受苦于我有益（Tribulation Wholesome）、为主大发热心（Zeal-of-the-land Busy）和一些怀着简单轻率理论的好事者们——来讽刺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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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你自己道德高尚，人家便不能喝酒取乐了吗？”[1]《第十二夜》中的托比·培尔契爵士（Sir Toby Belch）反问傲慢的大管家马伏里奥（Malvolio）。清教徒认为将圣诞节列入天主教节日无圣经依据；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如果发现异教徒在庆祝异教仪式，则会对他们进行罚款。传统主义者只是对这类愚蠢行为怀有强烈鄙视。耶稣必须出生在某一时刻，难道不是吗？如果圣经上没有给我们指明准确的日子，我们为什么不能想庆祝就庆祝？无论它会带来别的什么，这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年度神圣庆典将人类的意识引入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奥秘，这难道有什么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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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讲，上帝对人的普遍启示并不能用于论断容易犯错的人。上帝向万民众生显现他自己，我们应该倾听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才能理解他真正的旨意。我们应当借鉴历史上已经被承认的见解来诠释经文，这些见解已经被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所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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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很好，也确实是真实的，但事实证明传统如同摇晃的凳子和经文一样软弱而无说服力。单单依靠经文，带来的是无止境的神学争论，以及令人生厌的为主大发热心的联合体。另外，当人们试图将传统作为寻求真理的系统指南时，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在两种伪装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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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会便是麻烦所在。传统是罗马教会的荣耀，它的辩护者的堡垒，它要求的庇护所。一代又一代的英国神职人员和神学家吃力地开拓出一个特定的英国国教传统，这从某种角度表明，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或多或少和平接受了教皇至上，但从英国到整个西方，传统中最真实的呐喊却是对圣彼得（Peter’s See）特权的反抗，这困难得令人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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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是位学识渊博且极富个人魅力的牧师，也是19世纪英国教会牛津运动的领袖，他尽最大努力去发展英国国教会的传统，使其以使徒教义为基础，并摆脱罗马教会的束缚。时至今日，我们仍不难在安立甘宗和圣公会中找出当时牛津运动留下的印记。这个运动试图通过大量的宗教仪式、庆典和教义将理论与实践整合起来，而这些仪式及庆典都是纽曼和他的同事们在中世纪英国实践的丰富宝库中发现的。崇敬圣徒圣礼，敬重神职人员，在崇拜中充分尊重先例与美，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英国崇拜，对中世纪神秘主义的重新发现也令英国人更为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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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的传统主义者来说，遗憾的是纽曼在担当牛津运动领袖十二年之久后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并最终写了一本非凡的自传[2]，阐述引导他改宗的精神和智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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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传统看作对经文的终极评判，那么最后就要接受一些在其他方面可以说是很荒谬的观念，因为这都在传统的掌控之中。对于和纽曼同时代的英国人来说，那个在如今的观念中最乏善可陈的庇护九世教皇的教皇无误教义显然荒谬得离谱。“在我当选教皇之前，”据称庇护九世曾经对一位英国枢机主教说，“我已经信奉教皇无误论了。从信的那时开始，我已经感受到它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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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英国新教徒认为这些主张既迷信又荒谬，如同罗马教会声称发现了圣徒的圣物圣骨的神迹。纽曼在吞下有神迹的骆驼时，连带着咽下了无谬误的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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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一书中，以颠覆性的写作和讽刺手法见长的作者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描绘了纽曼的信仰奇迹。在位于拉韦洛（Ravello）的基耶萨·诺瓦教堂的圣堂上，敬奉着据说是存有圣庞塔莱翁（St.Pantaleon）干血的圣瓶。参访了这座教堂之后，纽曼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这干血在每年的圣徒宗教节日时都会变成血水。他甚至有些夸张地认定这就是意大利教会众多奇迹中的一个非常可信的实例。当然，他说，位于那不勒斯的著名的圣雅纳略（St.Januarius）圣血在每年的圣徒纪念日也都会液化（这个仪式保存至今）。纽曼说他见证了圣帕翠莎（St.Patrizia）的圣血液化的过程；耶稣会会士（Da Ponte）和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的圣血亦有液化神迹。但是圣庞塔莱翁的圣血尤其特别，因为——纽曼指出——它并非只在宗教节日液化，而是只要有真十字架的残片出现，液化奇迹就会发生。（传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在熟睡中梦到一处地方，在那里找到了耶稣受难用的真十字架；多少年来，大量可疑却号称是真十字架的碎片在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出售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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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提到拉韦洛的神父被迫禁止民众携带十字架的残片进入教堂，圣血在真十字架遗骸面前的液化奇迹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扰。纽曼写道：“我认识的一个人不知道禁令，带了一片（真十字架）进入教堂。看到圣血的牧师突然说，‘谁拿到了他的圣十字架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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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领着少数英国最有学问的人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在多数英国人看来，被庞塔莱翁圣血液化迷得神魂颠倒是愚蠢和糊涂的，就如最恼人的宗教人士总是叫嚷着世界末日或啤酒的罪过一样。传统和迷信似乎已经是密不可分了。“为主大发热心”和“受苦于我有益”也没这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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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来看，传统路径引入的是一条更清晰也更戏剧化的死胡同。与罗马教廷的决裂结束了对王权至高无上的疑问：在国王和教皇之中，谁才是英国国教会教义的最终仲裁者。英国国教受到来自清教徒的攻击，使得王室和教会彼此支持。当清教徒游说詹姆斯一世废除“不合圣经的”主教制时，他回答道：“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6]王位和教会必须同生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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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英国国教而言，这意味着它的命运是和斯图亚特王朝密不可分的，后者也许是英国历史上最无政治建树的王朝了。苏格兰女王玛丽声称拥有法兰西、苏格兰和英格兰女王的头衔，但实际上她从未牢牢坐稳任何一个王位。詹姆斯一世是一个昏庸、刻板、刚愎自用且毫无个人魅力的国王，嗜好英俊的男宠臣，严谨的保守派对他并无好感。其子查理一世如他祖母般缺乏政治判断力，最终被他统治过的国家以叛国罪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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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欧陆模式的君主专制，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一直寻求在不依靠国会的情况下为一个强大国家筹资的各种方法。这令他们卷入政治冲突，导致了查理一世被处决，也让查理二世被法兰西收买。这既不能让斯图亚特王朝赢得民心，也不能给那些希冀在保持基督教传统的改革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制度的英国人带来多少政治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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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英国国教会被迫爬到了荒谬可笑的巅峰。查理一世娶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为妻，她获准保留她的天主教信仰和她的牧师。她的两个儿子最终都选择皈依天主教。政治上狡猾的查理二世在临终之时才走出这一步；他的弟弟约克公爵（Duke of York）——纽约这个地名就是由他而来——在还是王位继承人时便已皈依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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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在英吉利海峡那头，法国正对清教徒实施在宗教战争的悲惨历史中最血腥的迫害，而英国天主教国王的情形也让大部分新教徒极为恐惧。“血腥玛丽”曾试图通过焚烧新教徒而在英国恢复旧教，人们对此的记忆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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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的传统主义者发现他们的立场已被迫陷入支持一个狂热而被误导的天主教徒来统治英国国教。他们与辉格派斗争，并击败了对方，瓦解了辉格派禁止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前的称号）继承王位的努力。他们召集人马对抗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的叛乱。对各利益相关方而言都很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詹姆斯二世登基后是个狂妄自大、昏庸无能的君主。重新在英国推行天主教是他坚定的目标，为了这个目的，他强行将天主教徒安置在教会和大学——英国国教的根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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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指明，违背“神的受膏者”国王的旨意可谓罪孽深重。此时，英国国教会的传统主义者面临着痛苦抉择：放弃原则或是牺牲信仰。他们可以反抗国王——他们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其名义下安立甘教会得以与罗马教会脱离关系的最高权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詹姆斯二世系统性地在王国所有的大教堂、大学和讲道台用天主教徒来取代英国国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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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那就是单靠传统不再能为英国民众的生活提供合理保障。1689年之后，幸存下来的少数不矢忠派（拒不宣誓效忠威廉三世的英国国教牧师，他们选择继续效忠斯图亚特王朝）、人数更多的感情用事的托利党成员以及高教会派，暗暗努力希望找回过去，但终究在政治上难成气候。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一些教徒追随纽曼和格莱斯顿的朋友曼宁枢机主教（Cardinal Manning）的脚步而改宗罗马天主教。然而，这是一场宗教运动，并非一个派系：詹姆斯二世的行动严重摧毁了人们对旧教和旧政府理论的忠诚，他统治下的三个王国中的两个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天主教的爱尔兰王国，历史发展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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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对经文和传统都非常失望，认为二者都全然失败。对经文的依赖使得人们陷入无休止的教派争辩，清教主义及其过剩的狂热从未很有效力或很长时间地赢得英国民众的欢心。依赖于传统则导致政治层面的暴君治国和宗教层面的罗马天主教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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