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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22章 文明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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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应该可以预见美国政策和态度当中一些显著的、有希望是有益的变化，不过对于美国那些最为慷慨激昂的批评家来说，这些变化是远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的。而且这些人不可能注意到，众多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海洋体系和当代世界不满的根源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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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无能为力的。美国人不可能改变盎格鲁-撒克逊的本性。他们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很好的改革，但绝不会摒弃这个制度，或是放弃营造海洋体系的努力。而且只要美国人关注良好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状态，他们就不可能对中东石油市场的情形漠不关心。美国文化会不断创造出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这对一些人而言是烦恼的，而且在高科技的帮助下，这些东西只会越来越便宜，并迅速传遍全世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参与海洋体系的秘密，竞争将会逐步变得更加艰苦。海洋体系仍将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另外，经济和文化变革的步伐也不会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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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的发展并不阻碍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努力跟上的社会制定议程。赫尔德在1793年就曾做出这样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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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两个国家在短时间内获得的发展在从前可能是需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达到的时候，那么其他国家不能也不想让自己滞后几百年，因为这对自己的国家会造成代价惨重的损害。它们别无选择，必须一起前进；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再有机会成为“蛮族”；作为一个蛮人将会遭到欺骗、践踏、鄙视和虐待。这个时代，世界形成了一个运转着的链条，其中任何一环就算想要却也无法抵抗它的进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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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皇后告诉爱丽丝：“在这个国度中，拼尽全力地奔跑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在原地而已。”但对那些尽全力奔跑却仍然落在后面的人，又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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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不太可能迅速提高能力以求紧跟全球变化的脚步。不仅阿拉伯世界如此，很多社会或群体也是一样，比如其他的穆斯林群体、俄罗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主要部分。在其社会当中同样会有很多冲突，比如民族之间、社会精英和群众之间，等等。当一个国家内部一些群体比别人跑得更快的时候，就会有冲突出现。即使是那些新近崛起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也很可能随着变革速度加快、社会压力和冲突增加等问题而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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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口难调，我们将会面对一个各方都不满意的局面。辉格派不会搭建一个全球的通天塔，一套使得整个世界黯然失色的单一法律和价值观，但那些抵制和反对辉格文明的人却还是无法摆脱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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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平静的世界，却像是我们将会拥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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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在寻求方法面对这个困难并时而伴有危险性力量之时，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求助于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和神学家，他的深刻见解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哲学依据：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20世纪的美国没有谁可以像这位理智的新教牧师那样对英美世界观的核心要素进行如此完整彻底地阐述，同时又加以批判，他是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基督教神学家。曾是信义宗信徒的尼布尔，后来受到安立甘宗的强烈吸引，有着托马斯·克兰默激进宗教观点印记的《公祷书》对他产生了尤其巨大的影响。《公祷书》中的认信和不确定性之间、信仰和自省之间的精妙平衡与尼布尔关于人类社会和政治本性的最深信念产生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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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主要成就是把基督教核心教义和当代人类的困境结合起来——原罪。当时乐观的基督教自由派确信以历史为目标的战争有可能会赢，人类的努力可以迅速地把我们带回黄金时代，因此对这一教义不屑一顾；在尼布尔看来，这一学说正是自诩为乌托邦的缔造者所遭遇的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尼布尔认为原罪的存在和力量是人类社会作为整体而言的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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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这一教义带着强烈的宗教谱系；它坚固地植根于保罗书信当中，并深刻影响了希波的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他至今仍是西方基督教传统中最重要的历史思想家。马丁·路德对这一教义的使用有助于形成宗教改革中对于因信得救的理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观念在英美文化中发挥着持续且与日俱增的作用。尼布尔把宗教改革和英美世界观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纳入了自己的表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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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理论在另一方面也具有经典英美特色。原罪理论是从基督教信仰中出现的宗教教义；尼布尔是无神论者和非基督徒喜爱的神学家，时常受到他们的热捧或嘲弄，他重新提出这个理论，使得无论拥有何种信仰的外交政策学者都能够在无损自身宗教特点的前提下用它作为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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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原罪理论并不是因逐字研读《创世记》而得来。尼布尔认为原罪是人类存在的普遍性事实，全体人类共有的系统性错误，在此基础上人类拥有真正公正的世界观。基于这一观点，原罪严重扰乱了人们的道德生活，给个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问题，但它在社会生活、政治和民族文化关系这些层面上发挥了更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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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认为个人夸大自己在事件中的重要性是一种自然倾向，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们世界的道德中心。个人努力来克服这种倾向，从而以更为平衡、更少孤芳自赏的方式对待世界，也许他们不会完全胜利，但确实有所进步。（这和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人的本性的描述有惊人相似。）不过，孤立的个体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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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尔德和伯林一样，尼布尔注意到个人身份认同中的重要部分源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然而，尼布尔指出，学习质疑和制约我们自身的自大的过程适用于个人生活层面，并不适用于我们身份认同的集体维度。集体自我提出的诉求比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诉求更宽广、更好大喜功。我们会为自己提出的代表我们个人利益的一些不现实要求而尴尬窘迫，但如果是代表我们所属的不同集体提出这些要求，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尼布尔在其著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写道，大多数人是通过群体身份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要求绝对权力和重要性的。人们的自大和自我中心主义通过为我们所属群体的利益进行集体诉求而表现出来，“部落、家庭、宗教、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或教会等，都是我们所属的群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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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罪行大多是共同罪行”，尼布尔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将自身全部的忠诚和力量都献给我们的群体，献给它的安全和成功，以及征服和统治其他与我们利益相抵触的群体”。[3]像工会和企业这样的组织对自己的诉求会尽快努力争取，却很少从对手的角度关心是否公正，而且在战术技巧上也不是像个人处理私人事务时那样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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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许多优良品质，无论是通用汽车还是全美汽车工人协会都不具备灵魂和道德上的觉悟。公司股东和工会投票员工都从纯粹务实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谁也不指望对方会伸张公义或大发慈悲，也没有任何一方会主动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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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层面，形势则变得更为严峻。抽象原则更为广大宏伟，我们对诉求更缺乏批评，更不需要承认敌对阵营的正义诉求。为我们的国家诉求巨大权益是爱国行为，为我们的信仰诉求巨大权益是虔敬。大国因国力强大而展现出傲慢自大，践踏着更小民族和更弱国家的权益和关切之事，却对它们自己的所作所为麻木不仁。但同样也有无能的傲慢；蒙冤受屈的人们把他们的冤屈看得比天还大，提出不可能的要求，对于实际可行而不浪漫追逐“理想”的折中方案根本不予考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这里面混杂着愤怒、怨恨、盲目和偏执的情绪及态度，赫尔德和伯林发现那些受害（或自认为是受害者）的国家，往往会把自身的怨恨和局限与强烈的盲目、傲慢、自我中心以及自以为是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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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更抽象的实体是更难平衡的。在尼布尔所属的那个年代，社会阶级是集体认同的最突出实例，在它的名义下滔天罪行和专横暴政具有正当性。如今，对某些人来说，宗教似乎已经扮演了这个角色。宗教可能会是所有集体当中最具危险性的。它的诉求至为庄严宏伟：还有什么比去捍卫荣耀和推进一个真正的宗教更重要的呢？与此同时，所有失落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的自负和骄傲，屈辱带来的所有愤怒，不得不适应他人愿望造成的所有不耐烦，还有我所有的宏伟愿望，都集中投射在我的信仰当中。当我想要我的信仰主宰世界时，我实际上并不恨异教徒：我寻求最高的祝福来为他们争取利益，通过引领他们成为上帝的真正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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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冲突和罪行往往源于最宏伟的抱负，同样的群体在赋予生命意义和为团结一心创造机会的同时，也是滋长冲突矛盾的温床。这是一个既悲剧又具有讽刺意味的世界观。说它是悲剧的，是因为人类最宏伟的抱负被人类本性深处的缺陷破坏了。说它具有讽刺意味，是因为在我们最为确信我们的行动正义、最为肯定我们脚下的道德基础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危险就已向我们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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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英美思想中的经典要素而达成如此丰富而矛盾的世界观是了不起的事情，尼布尔确实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20世纪美国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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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最早是在大萧条时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随着二战和冷战的爆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国际事务上。从某些方面来看，尼布尔对冷战的分析和当年克伦威尔对与西班牙的较量的描述相去不远。“我们正与浑身附满邪恶的魔鬼宗教的敌人作战……我们可能世世代代都会在这个敌人的暴力威胁下……”像克伦威尔一样，尼布尔对国家内部颠覆的危险发出警告，谴责专制独裁和背信弃义的敌人，支持在大战中与可疑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搭档结成联盟，坚持美国是为超越自身利益的大局而战，并主张斗争必须坚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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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邪恶不仅存在于敌人那里，我们中间同样也有，并非只是像国内第五纵队那样潜在的叛国者。美国本身就受制于邪恶，美国人有时也是有罪的。“我们将真正实现民主事业，”尼布尔写道，“我们越真诚，越可以完全克服我们身上的狂妄自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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