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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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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关于生活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感受是什么的设想在社会学文献中占有统治地位，但它们似乎都不够准确。一种是韦伯的设想，根据这种设想，理性的束缚越来越牢固，它把我们囚禁在官僚程序的毫无个性的牢笼中。在现代社会学的三个主要奠基者中，韦伯最清楚地理解现代社会发展中专业化知识的重要性，并且用它勾画出了现代性现象学的轮廓。按照韦伯的观点，日常经验只有在官僚化理性“钢一般强硬”的牢笼边缘，才可能保留自己的特色和自发性。这种设想颇具有权力影响，当然，它也擅长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并且更直接地在社会学的讨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的确存在着许多以官僚制的僵化为标志的现代制度环境。但是它们远不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在它所适用的核心部位，即在大规模的组织中，韦伯对官僚制特性的分析也是不恰当的。与其说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僵化，还不如说组织创造出自治性和自发性的领域，实际上这正是那些小团体通常难以企及的。我们应该把这种相反的创见归功于涂尔干，同样还有后来关于组织的经验研究。同较大范围的组织环境相比较，小团体中观点封闭的风气和直接约束成员的模式更狭窄和更僵硬地限制了人们行动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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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设想源于马克思和其他许多学者（不管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描绘，现代性整个就是一个怪物。马克思大概比他所有同时代人都更清醒，他觉察到现代性的影响是多么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它是多么不可逆转。同时，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贴切地称呼的那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怪物是可以驯服的，因为无论人类创造出了什么东西，人类总是能够对其加以控制。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得以运作的一种非理性方式，因为它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的有节制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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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所有这些设想，我认为应该驾驭那头猛兽（juggernaut[23]）：一个马力巨大又失控的引擎，作为人类集体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驾驭它，虽然它咆哮着试图摆脱我们的控制，而且能够把自己也撕得粉碎。这头猛兽压碎那些敢于抵抗它的人，而且，虽然它有时似乎也有固定的路径，但当它突然掉转头来时，我们就不能预测它飘忽不定的方向。驾驭它决不是完全令人扫兴和毫无益处的，这个过程经常令人兴奋异常，而且还充满了希望。但是，只要现代性的制度持续下去，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驾驭的路径或速度。相应地，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感到安全，因为它所穿越的这些领域都充满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这双重感情将彼此爱恨交加地共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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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难以控制的力量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就像谈论它所要穿越的那条唯一的路径一样，这种比喻本身就是无效的。它决不是一个由完整的机械构成的引擎，而是一个里面充满张力和矛盾，往不同方向你拉我扯的引擎。任何驾驭现代性经验的企图，都必须从这个最终发源于时间—空间的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如同我在现代制度的时间—空间建构中所表述的那样。我将从四个辩证地相互关联的经验框架着手，简要描述现代性的现象学，每一种都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与本书前面的讨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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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域化与再嵌入：疏远与熟悉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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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与非个性：个人信任与非个人纽带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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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知识与对知识的再占有：抽象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能力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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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与卷入：实用主义的接受与积极行动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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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面的分析，现代性是“非地域化”（dis-place）的，地点变得变幻不居。可这是一种复合的或者矛盾的经验，而不仅是共同体的失落。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说的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对照，我们就能明白无误地理解这一点。已经发生的并不简单地是地域性影响的日渐式微，并变成更具非个人化的抽象体系。相反，恰恰是组织空间经验的形式在变化着，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近与远连接起来，这是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在熟悉与疏远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联。地域性情境中的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具有一种熟悉和轻松舒适的东西，它建立在人们所遵循的每日生活的常规之上。但是，熟悉感通常是以时—空伸延为中介的东西，而不是由地域化地点的特殊性派生出来的。而且，这种经验，就其已经被普遍感觉到了而论，既令人烦恼也大有裨益。对熟悉性的再把握对本体安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这种再把握是由于意识到了那种既舒适又邻近的东西实际上是对远距离事件的近距离表述，它是被“置于”（placed into）地域性环境之中的，而不是在其内部构成了某种有机发展。地方化的购物中心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环境，楼群的布置和公共场所的精心设计在这个环境中培育出了一种轻松愉快和安全的感觉。在那里购物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里的大多数商店都是连锁店，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找到这样的商店，而且实际上到处都存在那些设计相仿的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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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域化的一个特性是我们进入了全球性的文化和信息环境之中，这意味着熟悉性与地域性不再像从前那样始终联系在一起了。可是，与其说这是一种源于地方的疏远现象，不如说它是在具有共享经验的全球化了的“社区”中的一种整合。隐蔽和暴露的边界都发生了变化，因为许多在以前看来是相当遥远的活动现在都展现在了一个公共范围中。目前的报纸和电视节目就是这种现象最明显的具体例子，但是对现代性的时间—空间再组织来说，这种现象是普通的。我们大家都对离我们碰巧居住的地方几千英里以外的事件、活动以及物质环境的可见外表非常熟悉。电子媒体的产生毫无疑问强化了这种取代现象，因为它们在如此遥远之处也能如此迅速地控制在场的事件。梅罗韦兹（Joshua Meyrowitz）指出，一个人正在与世界的另一边的一个人通电话，与同房间的一个人相比，他与远处的那个人的距离倒更近些（同房间这个人无非是问问：“谁来的电话?她说什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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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域化的对应词是再嵌入。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说下述观点是错误的另一个理由：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非个人体系，它日益吞噬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摧毁旧城区，用塔一样的办公大楼以及摩天大楼取而代之，也是类似的过程，它经常也容许其他地区的上流精英的进入和地域化的再造。虽然高耸入云、无人格特性的市中心建筑群经常被说成是现代性景象的缩影，然而这却是错误的。同样有特点的是相对狭小而非正式地点的重建。正是有助于消解地点与亲缘之间联系的交通工具，为再嵌入提供了可能性，它使得拜访远在千里之外的“近”亲变得容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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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情境中的亲密和非个性的交叉点也可以作出类似的评论。那种认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的观点，也不完全是对的。我们并没有在日常的与他人接触过程中越来越多地用亲密感情去交换非个性的东西。这里面有某种更复杂更微妙的东西。在前现代环境中，与他人的日常接触一般都建立在源于地点的熟悉性之上。然而，与熟悉的他人相接触，其亲密程度很少达到今天我们的个人关系或性关系的水平。我所谈过的“亲密关系的转变”要视脱域机制所导致的距离感而定，并且也与这些机制所预设的变化了的信任环境相关。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亲密性与抽象体系相互作用的形式。例如金钱就能够用来购买心理学家的专业咨询，它根据对密友或他人内心世界的探究而劝导某个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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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城市的大街上走着，一天中可能会遇到上千人，这些人是他或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陌生人”。或者这个人可能沿着人迹稀少的小道闲逛，无所事事地浏览着行人和商店里削价销售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他或她就是波德莱尔（Baudelaire）所谓的城市里的“闲逛者”（flaneur）。有谁能否认这些经验是现代性的内在组成部分?可是“外面那个”世界（从家乡和地方邻里的熟悉性渐渐化为无限的时间—空间中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无个性的世界。相反，即便是相距遥远，亲密关系也能够得以维持（同其他个人维持经常性的接触实际上可以在地球表面的任何一点实现，也可以在地下或天上的某些点上实现），而即使是那些以前并不认识的人，个人关系的纽带也可以不断地建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上，它不仅是一个彼此互不知名、脸上毫无表情的人的世界，而且也是当抽象体系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它内在地滋生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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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类型的亲密而言，信任总是相互矛盾，绝交的可能性经常处于在场状态。个人关系可能断裂，亲密关系可能倒回到非个人接触的领域：一个爱情破裂了，情人突然一下子就又变成陌生人。个人信任关系现在所假定的对他人“敞开胸怀”（不要对别人隐瞒任何事情），把疑虑的消除和深层的焦虑混合在一起。个人信任要求一定程度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述，这本身又是一种心理紧张的根源。彼此的自我展现与相互作用和相互支持结合起来，可是这二者经常又是矛盾的。痛苦和挫折本身，就与对（作为提供关心和支持的）他人的信任需求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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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日常生活中的脱技能化与再技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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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知识是现代性条件下亲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五花八门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建议，而且也出现在大量的书籍、文章和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如何建立和搞好“关系”的技术信息中。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抽象体系“殖民化”了先于它们而存在的“生活世界”，并使个人的决定都要从属于专业化知识?事情并非如此。理由有两方面。一是现代制度并非只是简单地将它们自己嵌入进了“生活世界”，残存在后者中的遗产基本上还是依然故我。日常生活性质的变化也以辩证的相互作用形式影响着脱域机制。第二个原因是，在与抽象体系经常性地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非专业人士作为行动主体不断地再使用着专业技术知识。在现存的极其复杂的知识体系的无数门类中，就是否掌握了全面的专业化知识或是否具有正式文凭或专业证书而言，没有哪个人会成为专家；但是，也没有哪个人能够在不掌握建立在抽象体系之上的某些初步的基本原理的情况下，就可以与抽象体系发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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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们通常认为，前现代时期许多事物都是神秘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天，神秘事物已经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隐退了，而且，世界如何“运作”的方式原则上也已经能够被详尽无疑地知晓了。但是，如果我们把非专业人士或是专家们的经验都看成是个人的经验，这对他们来说就都是不真实的。对我们所有这些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来说，事情还特别难以理解，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以前却并不是如此难解。在前现代环境中，借用由格尔茨的一个术语来说，个人曾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24]，是极为丰富和多样的，并且，这些知识与地方情境中的生活的种种要求相适应。但是，今天，当我们打开电灯时，我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了解电力供应来自何方?或者，进而从技术意义上说，电究竟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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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地方性知识”再也不可能以它从前的形式出现，但知识的过滤和日常生活的技巧决不只是一个单向的过程，生活在现代情境中的个人对所处的地方环境的了解也并不比生活在前现代文化中的人更少。现代社会生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而且有许多技术知识的“回滤”的过程：非专业人士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对技术知识加以再占有再使用，不断地将其运用于他们日常活动的过程之中。如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专业知识和对它们的再使用之间的相互作用，受到了交汇口经验（以及其他因素）的强有力的影响。经济的因素可能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去学习修理自己汽车的引擎，给房屋的电力系统重新铺设电线，或者是修理渗漏的屋顶；一个人赋予某个特定的专家系统及相关的知名专家的信任程度究竟有多高，也会受其影响。对专业技术知识的再使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关：医疗、抚育孩子和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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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的个人来说，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对增加了控制日常生活环境的安全感。现代性在日常生活的辽阔领域中拓展了个人实现和安全的领域。但非专业人士（就存在着这些大量的专家系统而言，我们都是非专业人士）又不得不驾驭那头猛兽。现实是，我们中有许多人都确实感到，缺乏对身在其中的生活环境的某些方面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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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理解隐私与卷入的模式是什么。按照拉希对这个术语的用法，“生存”不可能与我们的思想自始至终毫无关联，因为对尚不能确定的未来而言，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生存是一个真实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无意识的水平上，特别是在那些对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的人中，生存问题也许是作为存在性焦虑而存在的。对世界之连续性的基本信任必须被植于“世界将会继续”这个简单确信中，然而这却是某种我们不能完全肯定的东西。毕罗在他的长篇小说《赫佐格》中写道：“核恐惧的革命还给我们了一个形而上的维度。所有的实践活动都达到了顶点：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可能完蛋，文明、历史、自然。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克尔可伽德先生的问题吧！”[25]“克尔可伽德（Kierkegaard）先生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躲避不存在的恐惧?不只是对个体的死亡，而且是对存在性虚空的恐惧?无论是由核战争还是由其他手段引起的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都阻碍着我们去相信下述假设：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命不可避免地比人类的任何个体的生命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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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知道，上述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只要存在威慑因素，就必然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因为，只有相关当事人原则上准备使用他们持有的武器时，威慑才有意义。不论其对武器装备和军事组织或者世界政治有多么“内行”，没有人能够说威慑因素是否“有效”，因为最多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战争。不论意识多么模糊，外行的非专业人士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内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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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风险环境，必然在实际的个人心里引起深层的焦虑，作为一种平衡，是“作为个人我实在无能为力”的感觉和心理上支撑着相信“无论如何风险肯定很小”。如我所说的，“一切依旧如常”是信任和本体性安全得以稳固的基本要素；而且，毫无疑问，就如其适用于信任关系的其他范围一样，这种心态也适用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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