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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4 托尔斯泰:上帝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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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考察的所有知识分子中,列夫·托尔斯泰是最雄心勃勃的一个。他的胆大妄为令人敬畏,有时令人恐惧。他逐渐相信,凭借他自身的才智,以及胸中涌动着的精神力量,就能够改造社会的道德。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理想是“将这人世变成神圣的基督王国”。他把自己看作“从摩西、弥赛亚、孔子、早期希腊人、佛陀、苏格拉底到帕斯卡、斯宾诺莎、费尔巴哈以及所有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的使徒和继承人,“他们从不相信任何教义,而是真诚地按照生命的意义去思考和说话”。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打算做个“默默无闻”的人。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当他还只是个25岁的青年时,就意识到一种独特的力量和统领道德的使命。“今天读了一篇关于文学天才的性格的作品,它唤醒了我的自信: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工作热忱,我都是杰出的。”“至今我还未遇到一个像我这样有道德的人,一个能够相信我时刻铭记着一生向善并随时准备为之牺牲一切的人。”他感到自己的心灵“无比崇高”,并为别人不了解他的品质而沮丧:“为什么没有人爱我?我不蠢,也不丑陋。既不邪恶,也非头脑空空之流。这真是不可理解。”不论他如何努力去同情别人,同他们打成一片,他仍常感到与别人的某种隔膜。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正高踞他人之上,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当他成为一位作家,也许是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时,他便轻而易举地确认了这种上帝般的力量。他对马克西姆·高尔基说道:“我在写作的时候,突然对某个角色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我就赋予他某种美德,或去掉其他某些人身上的美德,这样,与其他角色相比他就不会显得过于黯淡。”而当他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者时,那种以上帝自居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因为他的实际规划和神一样广大,正如他自己界定的:“谋求全世界的幸福的愿望……我们称之为上帝。”甚至,他觉得神已占据了他整个身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帮帮我,天父,驻留在我的躯体中。你和我早已同体,你就是‘我’。”但是,正如高尔基所注意到的,托尔斯泰对他的造物主充满了极度的猜疑,这就阻碍了他与上帝共存于同一个灵魂之中。高尔基说这种情况使他想到“一个洞穴中的两头熊”。有时托尔斯泰似乎会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兄弟,甚至是上帝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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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对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呢?也许,在他的崇高感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自己的出身。托尔斯泰和易卜生一样生于1828年,但托尔斯泰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是世袭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以后的30多年中,俄国一直保持着被称作农奴制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依照法律,在农奴家庭,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依附于他们耕种的土地,他们的人身所有权跟随着地契。直到1861年这种制度被废除时,有些贵族家庭拥有的农奴多达20万人。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托尔斯泰家族还算不上富有。托尔斯泰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挥金如土的人,其父拯救自己的方法是与伏尔康斯基伯爵相貌平平的女儿结婚。伏尔康斯基家族地位十分显赫,是王国的缔造者之一,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时,伏尔康斯基家族的社会地位与罗曼诺夫家族相等。托尔斯泰的外祖父曾经是叶卡特琳娜女王的总司令,他的母亲的嫁妆包括图拉省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托尔斯泰从母亲那儿继承了这个庄园,它占地4000俄亩[47],有330名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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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青年时期很少考虑经营土地的责任,实际上,他变卖了部分地产,用来偿还赌债。但是他对自己的爵位和门第以及由此带来的进入上流社会沙龙的权利感到骄傲,甚至有些自负。他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对他的做作和势利不无吃惊。屠格涅夫写道:“我无法理解这种对讨厌的贵族头衔的可笑的迷恋。”涅克拉索夫的评价是:“他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厌恶。”托尔斯泰竭力想在上流社会和艺术家圈子中都能占据上风的行径令他们颇为不满。屠格涅夫曾经很生气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我们中间来呢?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回到你夫人那里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托尔斯泰摒弃了特权阶级许多浮华的秉性,但代之以一种更为深入的土地购买欲,用他的文学创作的收益,以一种王国奠基者般的冷酷无情,贪婪地接二连三地买下数公顷土地。他不仅拥有着土地,而且还统治着土地,直到他决定放弃它们为止。托尔斯泰的精神实质是独裁主义,它直接来自对土地和农奴的世袭权力。他的儿子伊里亚写道:“世上的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我们这样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所有的人。我们是特殊的人,而其他人不能与我们相提并论……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反复地灌输进我们的头脑,我发现它们是如此顽固,难以摆脱,(我的父亲)对此负有相当的责任。”直到生命尽头,托尔斯泰依然认为他天生就是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统治者。高尔基曾提到,直到晚年,托尔斯泰仍然是主子,希望他的意愿立刻得到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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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根深蒂固的统治欲相伴而来的是对被统治的强烈反感。托尔斯泰有着坚定的意志,生活环境则使这种意志力愈发强大。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的三位哥哥都性格脆弱而且时运不济,生活放荡,他由一位身无分文的远亲塔吉亚娜姑母带大。她竭力想把他抚养成一个有责任感、慷慨无私的人,但她对他并没有支配的权力。就像卢梭的文章一样,托尔斯泰描述自己早年生活的作品《少年》以及他的日记也以表面的真诚迷惑了读者,实际上,其中隐瞒的成分远远多于披露的部分。例如,他描述了如何被一位凶恶的家庭教师圣·托马斯先生打骂,“这就是我一生都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心怀恐惧和厌恶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直到晚年,托尔斯泰对各种形式的暴力从不感到惊讶,其中包括他自己狂暴的天性。至于说到圣·托马斯,在托尔斯泰9岁时,这位家庭教师就管不住他了,自此以后,他就开始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学校里他读自己想读的书,想工作时就工作(常常十分努力)。12岁时,他开始写诗;16岁时,他考入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大学,出于将来从事外交工作的考虑,他一度在东方语文学系读书,后来还学过法律。19岁时,他放弃大学教育,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开始自学。他既读了流行小说——德·科克[48]、大仲马、欧仁·苏[49]的作品,也读了笛卡尔,特别是卢梭的著作。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他是卢梭身后的学生;托尔斯泰晚年时说,除了新约中的耶稣基督,卢梭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从卢梭身上发现了相似的精神,另一个巨大的自我,卢梭也意识到最高的善,并急切地想把它传授给世界。与卢梭一样,托尔斯泰基本上是靠自学,同时也具有自修者的傲慢、缺乏安全感以及知识分子的敏感等所有特点。在成为一位职业作家以前,他也与卢梭一样曾尝试过许多工作——外交、法律、教育改革、农业、服军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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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以一个初级军官的身份在军中服役,几乎是偶然地发现了自己的专长。1851年,22岁的托尔斯泰来到高加索,他的哥哥尼古拉正在那儿服现役。他到那儿去并没有实际的动机,只是想找点事情做以消磨时光。他荣获了几枚勋章,这使他在沙龙中为人注意。托尔斯泰在军队里度过了将近5年时光,先是在前线山区作战,然后在克里米亚抗击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他是个傲慢的俄国帝制的拥护者。当他被军队雇用并被派往炮队时——当地人没有火炮——他写信给哥哥谢尔盖说道:“我将全力以赴地用我的枪打垮那些掠夺成性的、狂暴的亚洲人。”实际上,他从不否认他支持俄国帝国主义或沙文主义精神,他坚信,俄国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具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品质(具体表现在农民身上),肩负着上帝赋予的使命在人世间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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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也是托尔斯泰的军官同事们简单而又未说出口的信念,托尔斯泰的想法正反映了他们的想法。但是,他感到自己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与众不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永远习惯于这样想:我是一个例外,我站在自己的时代的前面,或者说,我是那种不肯调和、不能适应环境的人,并且永远不会满足。”军队中对于他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他谦逊,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一脸不知深浅、志得意满的神情”。不过,他们都注意到他那凶狠、愤懑的注视,时时令人敬畏的眼睛,任何人都会在他的注目下退缩。无论是否在战场都没有人怀疑他的勇敢,这是他强大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逼着自己学习骑马,克服了羞涩的毛病。他还强迫自己去狩猎,包括危险的猎熊活动;由于骄傲自大而放松了警惕,他第一次去猎熊时就受了重伤,几乎丢了性命。在军队中,他在炮火下表现勇敢,终于被提升为准尉,但是他想荣获勋章的努力却落了空。他曾3次被推荐受勋,但在某一层次上受到阻碍。在军队里,谁急于得到勋章很容易被人察觉,引起反感。实际上,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军官,他不仅态度傲慢,不愿服从和学习,而且与同事不能团结。他是个不合群的、独来独往的人。如果看不到什么有益于他的前程的事,他会既没得到允许也不告诉任何人就离开前线。他的上校说:“托尔斯泰急于嗅到火药味,但这只是间歇性的。”他设法避开“与战争相伴的困难和艰苦。他常像个游客似的四处游荡,但是一旦听到射击声,他会立刻出现在战场上。等到战斗结束,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就又随心所欲,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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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一直都喜欢做戏。他甘愿牺牲舒适、享乐甚至生命,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显得崇高,有戏剧效果,能够为人瞩目。还是学生的时候,为了强调自己身上的俄国人的刚毅性格,托尔斯泰为自己做了一个可兼作斗篷的军用睡袋。他的这种姿态引起了周围人的评头论足。在军队中,他更愿意表现而不愿意服务,那些烦琐的日常事务以及军队生活中任何不能带来声誉或不为别人注意的东西,他都不感兴趣。因此,通常的情况是:他的英勇、美德和尊严是为公众舞台而不是为单调乏味、默默无闻的日常事务预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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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某个方面来看,他的军旅生涯确实具有传奇色彩。这期间,他使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回头来看,托尔斯泰显然是一位天生的作家。根据他后来的叙述,同样明显的是,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能通过准确的细节观察自然和人,这一点无人能超越。但是天生的作家并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作家。而在参军途中,第一次看到高加索群山时,他就开始显露出他在这两方面具有的过人天赋。壮丽的景色不仅使他大开眼界,唤起他心中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冲动——将这一切诉诸文字,而且激发了他第三个突出的特征——他体悟到上帝的崇高,并希望自己以某种方式与之融为一体。很快,他写出了《童年》,然后又写了反映军旅生活的故事和速写:《袭击》《哥萨克》《伐木》《弹子房记分员笔记》、三篇《塞瓦斯托波尔速写》《少年》(《青年》的一部分)、《一个地主的早晨》《圣诞夜》。《童年》于1852年7月寄出,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哥萨克》当时没有写完,以后又花了10年时间。《圣诞夜》一直没有完成,托尔斯泰将其中部分素材,即反抗车臣首领沙米尔的战争的内容保留在他最后那篇杰出的小说《哈泽尔·穆拉特》中,他写这篇小说时已是一位老人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作品中大部分内容是在他服役期间短暂的空闲时间里,甚至是在前线写成的。而且,根据托尔斯泰自己所说,那段时期,他还不时地追逐哥萨克妇女、赌博、酗酒。写作的冲动必定是难以抗拒的,为了满足这种写作冲动,他的勤奋和意志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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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创作的冲动时有时无,而这正是托尔斯泰的悲剧所在。有时,他写作时精神振奋,并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例如,1858年10月,他写道:“我将讲一个既无头又无尾的故事。”1860年初他写道:“我正在写一些东西,它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以应受谴责的骄傲感向你坦白,我的写作使我鄙视你们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他的写作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他给自己设置了很高的标准,因此,写作是艰苦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战争与和平》中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写过7稿。《安娜·卡列尼娜》的修改稿就更多了,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中的内容发生了基本而重大的变化。在这些连续的修改稿中,安娜从一个令人反感的高级妓女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悲剧性的女主人公。为了使作品趋于完美,托尔斯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一切表明,他深知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崇高使命。他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呢?他的作品有时甚至超越了任何一位作家,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将大自然描写得如此逼真、细腻。写于1856年的《暴风雪》记述了他从高加索返回雅斯纳雅·波良纳途中遭遇的一场暴风雪和他险些丧生的经历,其中有一股几乎令人目眩的力量。这部作品是他早期成熟的写作技巧的范例,这直接得益于剪裁和精确的细节。他既没有用联想或寓意,也没有进行诗化或是暗示。正如爱德华·克兰克肖所说的,他就像一个画家,他不屑于运用明暗的对照,他只要那种完美的清新明晰。另一位评论家把他比作一位前拉斐尔派的画家:形状、质地、色调、声音、气味、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以水晶般的透明直接地传达出来。这儿有两个例子,两个段落都是经过多次修改而成的。第一段,描写性格外向的渥伦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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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哇,真好哇!”他自言自语,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坠下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小腿的富于弹性的筋肉……他愉快地感觉着他的强壮的腿上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胸脯筋肉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他从马车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就像他自己一样的清新、快乐和壮健:在落日的余晖里闪耀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甚至种着马铃薯的田野——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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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一段描写列文与他的狗拉斯卡在捕捉山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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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失去了光辉,宛如一小块白云浮在空中;星星一颗也看不见了。以前在露珠里发出银白色光辉的水草,现在闪着金黄色。烂泥塘像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现在变成黄绿色……一头鹞鹰醒了,停在干草堆上,它的头一会儿扭到这边一会儿扭到那边,不满地望着沼泽。乌鸦在飞向原野,一个赤脚的男孩把马群赶到老头身边,这个老头撩开了大衣坐起来搔痒。火药的烟雾像牛奶一样,散布在葱绿的青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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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托尔斯泰的写作才能直接来源于他对大自然的崇拜,而且,虽然时高时低,但他直到晚年都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激情。在189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写着,他在已经犁过的土地上看到一棵牛蒡草的小嫩芽,它还活着,“被尘土染黑了,但仍然活着,花蕊是红色的……它使我想写作,在整个田野的中心,它独自坚持着活到最后,它以某种方式已经坚持下来了”。当托尔斯泰用他那冷静、锐利而准确的眼光观察大自然,然后用精确的、高度标准的笔法把这一切付诸文字时,无论怎么说,他获得了他的性格所允许的最大的幸福和心灵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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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仅仅写作并不能让他满足,他希望拥有权力,仅仅支配小说中的人物的权威对他来说是不够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并非小说人物中的一员,他们是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的种类。只是偶尔地主要是在安娜身上,他奇迹般地进入他所描写的人物的内心,他在这里获得的巨大成功很容易使人们想到某些危险:对这位非同一般的作家做出一般性的推断。但是,他通常是从外部、从远处、从上面来观察一切人中的大多数。他的农奴、士兵和农民被出色地描绘成一群动物般的人。他也描写马——托尔斯泰对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了解——而且写得很成功,并赋予同样的精神。他为我们观察,引导着我们经历一场伟大的战斗,而他仿佛是从另一个星球上观察这一切的。他并没有为我们动感情,而我们却被他为了我们所做的有选择的观察而感动,于是他控制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处于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的手掌之中。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始终超然、冷淡,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与年长于他的同代人狄更斯以及与他几乎同龄的福楼拜相比——这两位小说家的创造力达到同样的高度——托尔斯泰投入自己小说中的感情成分更少。对于小说,他有,或者说,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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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托尔斯泰看作一个职业小说家,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在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中,他尝试着只写被称为天才的东西:把大量细节组织成伟大主题的目的模式,并使主题导入悲剧性的结局。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不重复自己:《战争与和平》纵览了整个社会与时代,《安娜·卡列尼娜》则把焦点紧紧地集中在一个特殊的人物集团。这些作品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并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名誉和财富,以及具有道德洞察力的声望,这是过去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过的。但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并非用于写小说。托尔斯泰一生有三个创作期: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短篇小说;60年代,花费6年时间写成《战争与和平》;70年代,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在其漫长一生的其余岁月中,他做了也完成了一大堆其他的事,他自认为,这些事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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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下的贵族们都感到难以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写作是比较下等的工作。拜伦从不认为写诗是他最重要的工作,那只是为了帮助附属国的人民取得独立,他感到他自己有责任去引导,这符合他的社会地位。托尔斯泰也是如此,甚至,他觉得自己的职责不仅仅是引导,而且要成为一位预言家,有时得扮演弥赛亚的角色。那么他花时间写作又是在干些什么呢?他对诗人费特[50]说:“写小说既愚蠢又令人羞愧。”请注意第二个形容词“羞愧”,艺术是在粗暴地滥用上帝赐予的天赋。这是一个断断续续出现的话题,而当托尔斯泰觉得需要对传统进行攻击时,他总是把这种天赋用于组合更强硬的措辞,所以他时常放弃艺术,行使道德导师的职责,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高,这种倾向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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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灾难。令人惊异的是,尽管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思考像世间任何人一样多——甚至卢梭也是如此——他写过大量关于自己的文章,而且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自己,但他很可能极其缺乏自我认识。作为一位作家,他当之无愧,而且,他写作时对周围的人以及普通大众来说不具有什么危险。但是,无论如何,他不想成为世俗的作家。他期望去领导,虽然他在这方面除了意愿外根本不具备能力;他希望去发出预言,去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去改造这个世界,但无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智力方面来看,他都不具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资格。这样,伟大的小说没有写出来,他却引导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拖着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进一片混乱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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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必须去完成伟大的道德任务?进一步的原因是:他和拜伦一样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不同于拜伦的是,他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负罪感。托尔斯泰的负罪感是有所选择地使用的、不精确的工具——他自身的某些最坏的缺点,甚至罪过,他傲慢的自我的恶劣结果,这些,他根本不认为是罪恶——然而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罪感,而且可以肯定,他常常为自己青年时期的许多行为自责。1849年初,他似乎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沉溺于赌博。5月1日,他写信给哥哥谢尔盖说:“我到圣彼得堡来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在这儿没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挥霍了许多钱,并陷入债务之中。”他告诉谢尔盖,赶紧变卖掉部分房产:“我正等着钱渡过难关,我绝对必须立刻得到3500卢布。”他接着又写道:“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一生只能做一次。我不得不为我的自由和哲学研究付出代价(没有人把我痛打一顿,这是我最大的不幸)。现在,我已经付出代价了。”事实上,在此后的10年中,他仍然时不时地去赌博,有时沉溺其中,损失惨重。他逐步卖掉许多地产,还欠了许多债,有亲戚的,有朋友的,有商人的,其中许多他从未偿还。在军中服役时,他也赌博。曾有一段时期,他打算在军队里办一份名为《军人之页》的报纸,为了投资办报,他变卖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主楼。但是当5000卢布卖房钱一寄到,他就又拿去赌博,而且很快输光。离开军队去欧洲旅行时,他又赌博,结局和以往差不多。诗人波隆斯基[51]于1857年7月在斯图加特见过他,写道:“非常不幸,他迷上了轮盘赌……他完全被骗了。他投下3000法郎,最后一个子儿也不剩。”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轮盘赌进行了6轮,输掉了一切。”“向一个法国人借了200卢布,然后又输了。”“向屠格涅夫借钱,全输了。”若干年后,他的妻子发现,虽然他对自己赌博的恶习感到非常内疚,并最终戒掉了这一恶习,但他似乎并不因为未能偿还那时的欠债而有所悔恨,其中有些钱还是向穷人借的。偿还旧债可没有什么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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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更加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是奇怪地有所选择的,甚至是在纵容自己。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1853年5月14日)“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1856年6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52],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3月的一则日记记录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是他仍然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国乡村姑娘。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引诱他的女性的憎恶:“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1851年4月18日)“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3年6月26日)。1856年4月中的某一天,从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记里写道:“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格涅夫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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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1856年托尔斯泰到欧洲去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那个女人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作庄园里的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他后来成了一个马夫)。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一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的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从没有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心。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以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还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从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因此,季莫费被指派管理马厩;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1900年以后,季莫费的资料就没有了,那时他已经43岁,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直受到托尔斯泰的儿子阿列克赛的帮助,阿列克赛让他做了自己的马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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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都是诱人的妖妇。实际上,毋庸讳言,尽管他一生生理上需要女人并且利用了她们——或许正因为如此——但他不信任她们,讨厌甚至憎恨她们。从某些方面看,他认为女性性征是令人憎恶的。晚年他这样说道:“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从天性来说,托尔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说他的性欲让他烦躁不安,那么这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激起他最强烈的反感。1857年在巴黎时,有一段时间,他对女性的追逐达到了高峰,他写道:“我所下榻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居住着36户家庭,其中19户是非法的。这真让人作呕。”耽于色欲就是堕落,而女人则是堕落的根源。1847年6月16日,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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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给自己制定以下的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作无法避免的社会的罪恶,要尽可能地避开她们。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轻佻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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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尔斯泰,真正令人沮丧的是他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来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实际上,他不会承认妇女能够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他还写道:“不可能要求一个女人在道德感的基础上估价她那排他性的爱情,她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不具备真正的道德感,即一种高于一切的情感。”他强烈反对J.S.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的妇女解放观,他认为甚至应该禁止未婚妇女从事某种职业。实际上,在他看来,妓女是对妇女的极少的“体面称呼”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证明妓女现象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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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像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允许乱交现象存在吗?不能!这将毁灭家庭生活。为了解决难题,进化法则演变出一座“金桥”,那就是娼妓制度的形式。想一想,如果伦敦没有它的7万个妓女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她们,体面和德行将遭何命运?家庭生活又如何保存下去?还会有多少妇女和年轻姑娘能够保持贞洁?没有了,我认为,为了维护家庭,娼妓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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