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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团结和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地方，日常生活不是往往会被宗教化 （即任何一般事务都会被说成是神圣伟业的一部分），就是会被军事化。不管是两种情况中的何者，群众运动积极阶段所发展出来的模式都会倾向于固定下来，永远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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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积极阶段的黑暗与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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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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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的主要是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由「忠实信徒」形塑和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类型的群众运动往往会流露出一些共同特征，而那是我们前面概述过的。不过，不管一个群众运动的本来目标有多么崇高或最后结果有多么造福人群，但在积极阶段，它却必然会表现出一些让人不快（如果不是说邪恶）的特点。作为这阶段人格化身的狂热者一般都是那类不讨人喜欢的人。他冷酷无情、自以为是、轻信、好辩、心胸狭窄、粗野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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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随时准备好为他的神圣伟业而牺牲亲属朋友。让一个群众运动拥有不可抵抗力量的是成员的绝对团结与自我牺牲精神，但这两样东西，却是以牺牲个人自主性中好些珍贵的成分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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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众运动，不管其信仰如何崇高、目标如何正大，只要它的积极阶段为时过久，就绝不会是良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已掌握了权力却仍然继续积极阶段。那些被认为比较良性的群众运动——如宗教改革、清教徒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以及过去100年来的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它们的积极阶段历时都比较短。不过，只要一个群众运动还是处于积极阶段中，它就或多或少会带有狂热者的色彩。像甘地一类能够造福人民和人类的群众运动领袖，不仅懂得如何发动一个群众运动，还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结束其积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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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个群众运动历经好几代人之后还保留其积极阶段的作风（中世纪的教会就是如此）或因通过持续的狂热宣教而使其正统得到不断强化（伊斯兰教就是这样[1]），那结果就会是一个停滞的黑暗时代。要是我们能在一个群众运动中找到某些真正的创造性，那这种创造性几乎总是出现在积极阶段之前或之后的阶段（后者更常见）。若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不是持续得太久，也没有太多流血和破坏的话，那在它结束之后（特别是结束得很突然的话），往往会尾随一个创造力勃发的阶段。这一点，看来不管对以成功收场的群众运动（荷兰革命）还是以失败告终的群众运动（清教徒革命）而言都可以成立。导致这种文化复兴的，并不是一个群众运动的理想主义或热情，而是集体束缚的突然松绑和个人得以从盲信的窒息气氛中解放出来。有时候，人们会有创作的冲动，乃是为了填补一件过去了的神圣事业所留下的空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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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阶段本身是很贫瘠的。托洛茨基深知这一点，所以才会说：「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在革命的年代，9位缪斯女神——哪怕是掌管史诗的那位坚强而平庸的缪斯——都干得苦哈哈的。」[3]另一方面，拿破仑[4]和希特勒都大叹他们的时代缺乏伟大的文学与艺术作品，未能与他们缔造的丰功伟业相互辉映。他们都有所不知，积极阶段的气氛是会斲伤或窒息创造性的心灵的。弥尔顿（Milton）早在1640年已经诗才横溢，写就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草稿，但接下来20年，他却埋首撰写政治性的小册子，为清教徒革命辩护，在「喧闹和嘶哑的争辩海洋」[5]中蹚浑水。一直要等到清教徒革命寿终正寝而他本人亦见弃于国人，他才终于写出《失乐园》、《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 ）、《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等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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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狂热者的盲目是他们力量的源泉，但也是他们智力贫瘠与情绪单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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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对创作活动的干扰极深远，而且表现在许多方面。（一）群众运动引发的激情会把原可用于创作的精力消耗殆尽；（二）它会要求创作活动为运动的推进服务。举凡文学、艺术和科学都必须有宣传意义，必须具有「实用价值」。那些笃信的作家、艺术家或科学家不会是为了自我表达、拯救自己灵魂或发现真与美而创作。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任务是去警告、去规劝、去敦促、去讴歌和去责难。（三）当一个群众运动打开了宽广的行动领域（战争、殖民、工业化等），个人的创作精力会被进一步抽干；（四）狂热的心灵状态本身就足以窒息各式各样的创作工作。狂热者因为藐视「现在」而看不见生命的复杂性和独一性。凡是足以激发创作灵感的事物，他都会认为是微不足道和堕落的。「我们的作家必须排成密集的队伍，齐步前进，凡是离队跑到路边去采摘野花的人都是逃兵。」苏俄作家西蒙诺夫（Konstantine Simonov）这番话，与许多世纪以来的狂热者之言相呼应。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犹太拉比雅各布（Jacob）这样说：「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去学习《圣经》，而去赞叹『这棵树多美啊』或者说『这犁过的田多美啊』……就是在戕害自己的灵魂。」[6]据说，明谷的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erveaux）可以一整天在日内瓦湖畔散步而看不见湖本身。英国大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在《艺术的净化》（Refinement of the Arts）中提到一个僧人：「他因为修道室窗外的景物十分优美，所以发誓不把头转向那边。」狂热者的盲目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因为他们看不见障碍），但也是他们智力贫瘠与情绪单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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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狂热者因为心态傲慢，所以也产生不出新的创见。他会傲慢，在于他深信人生和宇宙都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他的公式。所以，他不会偶然停下来从事有益的探索，寻找新的反应、新的组合和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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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纳粹与共产者得自模仿者比得自原创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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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个群众运动流露出原创性，这些原创性一般也只是表现在应用和规模两方面。一个群众运动所利用的原则、方法和技术，往往是原创自该运动的外部，有的是过去的产物，有的迄今还被应用。所有积极的群众运动莫不具备不害臊的模仿性（一种我们今天认为日本人极其擅长的能力）。哪怕是在宣传技术上，纳粹与共产者得自模仿者也比得自原创者为多。他们促销其神圣伟业的品牌的方法，跟资本主义广告商促销肥皂或香烟的方法没有两样。[7]纳粹和共产者一些看来惊人的创新，也不过是借用（更精确地说是企图借用）福特和杜邦等企业家的经营方法来经营一个幅员庞大的帝国。把共产实验的成功归功于非共产世界中不受拘束的创造力，大概不是胡说。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灭亡以前理当可以与共产主义共存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些人以为他们这样说是一个慷慨的让步。事实上，要是共产世界之外没有自由社会的存在，他们大概会发现有必要下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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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积极阶段长短的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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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自由与个体性的式微就是文明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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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个目标具体而有限的群众运动，其积极阶段之持续时间，比一个目标朦胧而不确定的群众运动要短。极端主义想要长期维持下去，模糊的目标大概是不可少的。英国政治强人克伦威尔说过：「没有人会比不知道要去哪儿的人走出更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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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推翻独裁统治或抵抗外来侵略或振衰起蔽而发动的群众运动，一俟斗争结束或改革接近完成，自然会走向终结。相反的，要是一个群众运动追求的是完全团结和无私的理想社会——不管那是上帝之城（City of God）、共产党的地上王国还是希特勒的战士国家——那么运动的积极阶段就不会自动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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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团结和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地方，日常生活不是往往会被宗教化（即任何一般事务都会被说成是神圣伟业的一部分），就是会被军事化。不管是两种情况中的何者，群众运动积极阶段所发展出来的模式都会倾向于固定下来，永远维持下去。在19世纪下半叶的普遍乐观气氛中，希克哈特和勒南是极少数意识到来临中的千禧年[9]暗藏凶险的人。布克哈特预见到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我有一个听起来极为愚蠢的预感，但它却在我心中盘桓不去：军事化的国家必然会变成一间大工厂……每天有军鼓催你起床，催你休息。」[10]勒南的洞见要更深远。他感觉得到社会主义行将成为西方的宗教，而因为那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所以也势将导致政治和经济的宗教化。他也害怕天主教会因为迎战这种新宗教而复兴起来。「让我们战栗吧。就在这个时候，一种未来的宗教恐怕正在形成中，但我们却不是它的一部分！……轻信有其深邃的根源。在天主教的合作下，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带回一个新的中世纪，随之而来的是野蛮与教会当道，自由与个体性的式微——换言之就是文明的式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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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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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追求高远理想的群众运动固然常常会引起长时期的扰攘和暴乱，但稍稍让人安慰的是，会有这种后果的，往往只是幅员广大、人口异质化程度高的地方。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情况固然都是如此，法国、俄国和纳粹的革命亦可作为佐证。以色列这个小国所推行的集体农场计划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小国已经顺利完成的社会化方案都在表明，一个同构性偏高的小国用不着营造狂热气氛或采取高压手段，一样可以缔造理想社会。一个小国因为害怕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抵抗外侮的迫切需要，以及人民亲如一家的感觉，它们用不着宗教和军事化手段就能高度团结。如果能把所有极端性的社会实验都留给一些同构性高的小国家进行，说不定会是西方之福。大工业生产所使用的实验工场（pilot plant）原则，也许可以用来作为实现社会进步的手段。小国可以提供大国一张光明未来的蓝图，这样的事是先例可援的：西方的宗教、文化和文明的基本元素，就是得自近东、希腊和意大利的小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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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特质和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的长短还有另一层关联。日本、俄国和德国之所以容许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漫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而看不到有反对者，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现代群众运动兴起以前，其人民已习惯于服从和铁的纪律多个世纪了。列宁看得出来俄国群众的服从性对他极为有利：「你怎能拿西欧人民来跟我们的人民相比？后者是那么有耐性和习于艰苦。」[12]任何读过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100年前论德国国民性的言论，都不会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是造就长期群众运动的好材料：「德国人的服从极其旺盛。他们会用哲学推理去解释世界上最不哲学的东西，会尊敬力量，并因为恐惧而把这种尊敬转化为仰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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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有自由传统的国家不会出现斯大林或希特勒之流是没有根据的。较有根据的说法是：在有自由传统的国家，希特勒或斯大林之流要取得政权也许不难，但权力要长久保持却难上加难。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而在一个经济明显改善的地方，自由的传统几乎是一定会被激活的。就像第45节所述，在俄国，反抗斯大林的人是无所归属的，所以也缺乏抵抗高压的能耐。但在有自由传统的国家，反抗高压的个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孤立的原子，而会自认为属于一个强有力的族类——具有强力反抗精神的祖先的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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