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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第五章 胜利者和失败者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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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颤抖——哪怕它发生在无助者和受伤者的身上——都有可怕的一面：停留的针刺正在收集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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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艾略特：《丹尼尔·狄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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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分类[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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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对土地控制（land tenure）、收入、机械化、政治权力的详细叙述对非常有限的目的而言可能是充分的。至少，它清楚地表明了，当代农村的“一系列”变化——商业化、资本、灌溉——如何影响了一个小地方的生产关系。然而，如果仅仅局限于此，我们就只是给大厦加了一块砖。关于绿色革命对地方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幢大厦只讲述了一个人们熟悉的而且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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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史（或者说人类历史），前面的叙述是不充分的。对工厂中生产线的技术特点和一个组织的架构图进行描述的社会史，仅仅只是劳动力的社会史。换句话说，上一章仅仅勾勒了塞达卡农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一些确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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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件不是自明的，如果它们无法自我说明，那么，人类主体也无法完全自我说明。如果人们可以完全地自我说明，那么，只要打开录音机，然后向读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录音记录就足够了。不过，有人确实尝试过这种“社会科学家作为录音机”的技术，并产生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果，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所谓的“人类学的奥斯卡·刘易斯学派”。但是，即使是奥斯卡·刘易斯也发现，对录音记录进行整理编辑并加上前言或后记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这种必要性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人们自己在说话时通常会使用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简略表达，比如微笑或者使用暗喻。对于这些，说话的人是不需要向他们的邻居进行解释的，但如果不说明，局外人就会对这些微笑和比喻感到迷惑不解。因此，如果我们不认识塞达卡村的拉扎克，我们就无法了解，当塞达卡的某人说另一个村民“行事像拉扎克”是什么意思了；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的棒球运动，当美国人说某人在找工作时“三击不中球手出局”（struck out），我们也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第二，意义及其连贯性是处于更大的规范之中的，但在日常话语的想当然世界中，人们只要“知道”这些规范就可以了，而无须用言词将这些规范表达出来。葬礼中的礼仪标准，还有在特定场合下对适当礼物的期待，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行为标准通常扎根于行为模式之中，只有当这些行为标准的表现成为争论的焦点时，也就是说这些表现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人们才会给出具体的说明。第三，观察者会发现一些特定的主题和价值，这些特定的主题和价值似乎会把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属于相互分离领域的实践、信仰、话语统一在一起。在一些地中海社会中，关于“男子气概”的理想型（ideals of “manhood”）也许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227]在这里，观察者正在创造这样一种综合或解释，这些综合或解释或许同记录的事实一致，但不大可能曾经被创造这些记录的人有意识地思考过或谈论过。这种解释，正如格尔茨所说的，是“我们对于其他人（我们讨论的那些人）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同胞状况的建构的建构。”[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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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这些建构”这样的问题必然会出现。在什么基础上，一种建构优于另一种？概念基础在这里是不可靠的，此外，从自然科学的严格意义上讲，论据也是无法找到的。然而，一些关于证明和推论的标准是可能的。这些建构应该是实用的，至少要与它们试图揭示的实践和信仰保持一致。此外，这些建构也要弄清楚在人类行动的记录中跟自己无关的或反常的数据是什么样子，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一些建构要比跟它竞争的其他建构更优越。一种评判各种解释的最终标准一直是许多争论的焦点，即原则上，我们的解释或描述应该是被那些其行动被我们解释的行动者认为看起来是可靠的。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不仅所有的行动者都有隐藏或歪曲自己意图的利益考虑，而且，这种标准也必须应对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说——许多动机行动者自己是无法了解的——和“虚假意识”的观念。因而，认为行动者应该证实我们对他们行动的建构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解释应该考虑行动者提供的所有自我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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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对于塞达卡的村民以及他们在穆达平原上的同胞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已经很难再找到另外的十年能像这十年那样——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发生如此引人注目的变化，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旧模式被彻底地抛进无序的状态之中。[229]所有的村民都不得不掌握、理解或解释这些事实。村子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意义？谁应该受到谴责？所有这一切预示着什么？一点也不奇怪，塞达卡的村民们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很大差别。这些解释因村民的个性、年龄、地位、以及至少是他们的产权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阶级状况——而有所不同。“被刺死的是谁的公牛”（whose ox is being gored）是造成不同解释的关键。没有人会期望一个无地的雇工会像大农场主那样泰然自若地或满意地看待联合收割机。然而，无地雇工和大农场主的不同经历和利益各自形成了同一社区话语的一部分。他们对于事件截然不同的、甚至矛盾的理解都试图与对方对话、试图引起对方注意；另外，这些不同的理解是被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同一文化素材所形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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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之后的内容以及下一章节将试图描绘和分析刚开始时在塞达卡村这种关于阶级的新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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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上一章我是以经济史或者社会史学者的眼光对绿色革命的影响进行了考察，那么，在这一章里，我打算分别从胜利者和失败者——这两类村民的有派别性的眼光考察同样的事件。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这里至少有两场绿色革命在发挥作用。然而，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应该明确的是，阶级并不是村民唯一的社会经历。且举几样东西来说吧，宗派、邻里和亲属纽带，也造成了各自的分裂线，而这些并不总是完全和阶级一致。作为同一族群、同一宗教、同一村庄、同一经济门类（稻田经济）的成员，村民也经常因为某些目的和他们的对手联手。取决于不同的问题及相应的背景，这些别样的被体验到的自我可能是决定性的。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产权关系在双耕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但是，产权关系却总是相当混乱，不能像其他锐利的“社会学解剖刀”一样把村庄齐整地分为两三个部分。1972年以来的各个方面的变化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定义是不同的；例如，那些希望通过租入土地来扩张自己农场的小土地所有者可能和穷人一样痛恨长期契约租佃，但是，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并不像穷人那样仇视联合收割机。此外，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绿色革命带来的变化在村庄社会分层中的上层和底层都积累了足够的影响，这为某种类似阶级观念的东西的产生提供了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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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的分析中，“穷人”一般指村中人均收入最低的那37户人家。反过来，“富人”指的是人均收入最高的那25户人家。[230]不过，虽然同总收入和拥有的土地总数相比，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概念本身是对当地的阶级位置的一个较好的量度，但是，它仍然造成了一些同当地看法不一致的异常个案。在这些个案中，我遵循了当地看法，因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当地的看法似乎比我的数字更加精确[231]。因而，下面接着要分析的那些有分歧的观点，反映了穷人和富人之间最显著的差异。除去“共识区域”（zone of agreement），我将只探讨那些将穷人和富人分别开的对双耕及其后果的看法，这些看法在每个群体中都得到了相当多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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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深深植根于更大经济体系的村庄中，村里稻田的一部分是外村人所有的，村民们也会到社区外去寻找工作和土地。在这样的村庄中，阶级问题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当地的范围。然而，在当地，下面的这些问题中有许多都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中的许多种变化，如机械化、预付地租、福利的下降、工资率的变化，都为穷人所怨恨。就像每种怨恨总有其外在目标一样，这种怨恨也几乎总有相应的地方目标。就少数最明显的阶级问题而言（比如，引人注目的长期契约租佃），在当地，几乎是没有对抗者的。在这些事件中，“胜利者”基本上在村庄之外，而绝大多数村民基本上相互保持一致，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这样做时怀着程度相当不同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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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夜行船[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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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塞达卡目前事态的两种简短解说将有助于阐明前一章提到的事实如何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我选择用对目前事态的这两种不同的解说来突出这些论证的不同风格，并展现对目前事态的这两种不同的解说反映出来的对比。但是，这两种解说既不是差异最大的例子，也不是差异最小的例子。事实上，这两种解说相当有代表性。我把这两种解说呈现在此，只加上最少的解释，那么，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更大话语背景下，这两种解说所传达的意义稍后就会变得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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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亚赫是一位没有土地的雇工，他有8个孩子。帕克·亚赫总是艰难地维持收支相抵的生活。帕克·亚赫的处境不仅反映在他的居住条件上，他的房子只比拉扎克的好一点；帕克·亚赫的这种处境同时也反映在他的绰号上。他被人们称为“瓶子亚赫”（Yah Bottle）[233]。帕克·亚赫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回村尾的家时，差不多都有一个烹饪油的油瓶在他车筐里，那个油瓶总会发出一些声音。帕克·亚赫的绰号就跟油瓶的这种声音有关。这个绰号同时也暗示了帕克·亚赫的贫穷，因为他几乎从来不能购买超过30马分的物品，所以他不得不每天都去买油。跟拉扎克不一样，帕克·亚赫是一个公认的老实可靠的雇工。我曾听到过他忿忿地抱怨，他很难找到工作，也无法租到一小块土地。然而，这一次，他比以前更加愤怒了，因为最近由巫统领导人分配的、作为“村庄改进计划”一部分的房屋修缮津贴他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在同样没有得到津贴的两个邻居（诺尔和“瘦骨嶙峋的”玛）的鼓动下，帕克·亚赫对村里的形势进行了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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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富人正在把生计艰难的人抛到一边”；“我们越想提高自己，我们就越会被推倒，（他们对我们）也就越残忍”；“他们想要埋掉我们”。当帕克·亚赫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手掌根部猛地推向了脚下的地面，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推进土里。他补充说，“我们想提高一点儿”。为了说明他的意思，帕克·亚赫指出：在过去，从富裕的村民那里借一些大米是可能的；而现在富人卖掉了稻米换成了钱，继而声称，他们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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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这一控诉，我从村中其他的穷人那里也听到过很多次。这里需要做一些解说。传统借贷与预付地租所使用的流通物通常是作为主食的大米，包括稻谷或碾好的大米，今天流行的现金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穷人似乎相信，试图避免陷入穷人强求借债的困境是富人把稻米卖掉换成现金的部分原因。在卖掉绝大部分收成以后，富人们现在可以声称，他们剩下的稻米只够自己一家吃的，而他们的钱已经花掉了。这种做法的额外好处是有助于隐瞒财富，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有可能知道人家的谷仓是否是满的，但是很难知道他是否有钱。[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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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亚赫补充说，拒绝借贷表明，“那些富人的看法是，那些手头缺钱的人都很卑鄙”。“他们不想让我们大声说话。”“他们不希望我们聪明一些。”“（但是）现在穷人开始有所行动，富人发觉这些（的时候），他们甚至更加愤怒了。”可以确定的是，有关“有所行动”的评论基本上是指那些公开的抱怨，这些抱怨针对的是对政府给的房屋修缮津贴的派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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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亚赫继续说道，“他们说我们懒惰，但我们是没有得到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或者得到政府的工作（比如说，政府移民计划）”。“他们说我们不想工作，但是找到工作真是太难了。”这里，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帕克·亚赫和其他贫穷的村民说这些话时就像辩论或对话的双方都在说话。在此，他先是说出了富人对穷人的谴责，接下来又逐条驳回这些谴责。此外，这种争论是按富人穷人来分派角色的，尽管眼下激起帕克·亚赫怒火的问题是巫统和伊斯兰教党成员间的问题。巫统成员并不都是富人，而伊斯兰教党成员也并不都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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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跟上面提到的那次谈话几乎相同的一群人聚集在帕克·亚赫的屋檐下，我正在听他们的谈话。这一群人对按政治派系分配政府房屋修缮津贴依然怒气冲冲。他们的怒火尤其集中在分配津贴前进行的住户调查，他们认为这次调查是欺诈性的。办事人员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在哪里上厕所？”帕克·亚赫蹲在地上，摸着脚后跟，然后说，他甚至“不得不拉在其他人的地里”。按照村里的说法，这种表达意味真正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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