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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中国“伪”共产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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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藤荣藏接触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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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魏金斯基（可能是为了报告在中国的工作[161]）回国后，到同年6月马林到达上海这段时间，苏俄、共产国际没有再派使者来中国。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回国后，上海仍然有福罗姆别尔格等部分苏俄人员。但是，魏金斯基对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回国，对上海的共产主义者打击不小。其后，直到马林来华这段时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因资金困难而陷于停顿。除此以外，中心人物陈独秀于1920年末从上海去了广州，也是活动停顿的原因之一。例如，他们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在1921年1月出了八卷五期之后，一直中断到4月；《共产党》月刊也于1920年12月第2期以后，有半年多未能发行。[162]马林后来写的报告表明，这些出版活动之所以中断，并非完全由于警方干扰[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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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六十人。他们在工人学校的支持下开展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也不得不中途停办。[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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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包惠僧也说：“后因魏金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也停了好几个月没有编印。”[165]可见，魏金斯基回国，直接造成了活动经费的中断。就在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暂时停顿期间，受苏俄对华工作的谁动，另有一部分人正在活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此前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5月，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近藤荣藏受日本共产主义组织委托赴上海，他在上海接触的中国的共产党，正是这个在20年代初县花一现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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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藤荣藏是日本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成员，他按照1921年春秘密来日的朝鲜人李增林（或称“林某”）的建议，于同年5月受所谓“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只身来到上海，与当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接触，并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接受了活动经费。但是，他在上海接触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是怎样的组织呢？或者说，一同出面接洽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的人物呢？这些问题都还不十分清楚。近藤晩年在回忆录[166]中写道，在上海，欢迎他的有李东辉、朴镇淳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则有“北京大学讲师、中国共产主义拓荒人”“黄某”（即黄介民[167]）；而警方根据他的口供整理的文件[168]记载，当时在场的还有金河球、朴致顺［朴镇淳］、李东辉、金立等朝鲜人，和中国人“姚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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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人里面，朴镇淳、李东辉等人都是所谓上海派高丽共产党的领导人，背景比较清楚；问题在于“黄介民”、“姚作宾”这两个中国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物呢？在当时的上海，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在以李汉俊、李达等人为中心开展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小组里没有叫“黄介民”、“姚作宾”的人。由此，不禁让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近藤在上海见到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不是李达、李汉俊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来历不明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呢？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又是以什么身份一同会见近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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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最早在中国出现，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这方面现存的资料有1912年3月的上海《民权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以及同年4月28日的《盛京时报》（奉天）登载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不过，这些“共产党”似乎未曾实际存在过，没有任何资料反映他们具体从事了哪些活动，其组织构成也一概不得而知。[169]到了俄国革命之后，“共产”二字对一些守旧的人来说是“大逆不道”，但却吸引了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除陈独秀等人以外，1920年到1922年，陆续出现了不少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团体。那时，“共产党”还不是陈独秀等人的组织的专用名称。事实上，1920年3月在重庆就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在北京，1922年2月则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这些组织都留下了他们自己写下的宣言或报告等资料，也有人对这些团体的组织进行了初步研究。[170]这些“杂牌”共产党都是时代的潮流自然激起的浪花。但是，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结成，因而与陈独秀等人的共产党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争正统的关系，这是与那些“杂牌”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而他们之创建共产党，正是苏俄、共产国际多渠道对华工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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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1年齐聚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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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创建时期的史料而言，与“正宗”中国共产党相比，“杂牌”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言，而黄介民、姚作宾的“共产党”甚至连一份报告也没有留下，更不存在比较完整的资料。不过，利用仅有的几份资料来描画他们组织“共产党”的经过，还是可能的。让我们先从他们1921年在莫斯科的遭遇看起。这方面，有当时留下的以下三份资料可以反映姚作宾1921年在莫斯科试图与共产国际接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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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是当时也在莫斯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抱朴（秦涤清）于1924年发表的《赤俄游记》中的一段，大致内容如下：上海的朝鲜人金某［金立？］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了四五十万元的活动经费，便通过姚作宾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接上了联系，并提供了一千元会议经费，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因而得以于1920年5月在上海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多数人反対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大会，只有少数人坚持派代表。最后，姚作宾于1921年经欧洲赴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姚作宾在俄国人面前自称是共产党的代表，井吹嘘自己的组织拥有多少多少军队。莫斯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共产国际递交了抗议书，并以全体学生罢课相威胁，同时派代表监禁了姚、张［张民权］。[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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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资料，是曾在民国初期组织过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记录他1921年莫斯科之行的游记中的一节《纪中国五共产党事》，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参加1921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人俄。据云，已有东方共产党之组织，而己为其专使”。[172]江亢虎记录下的另外四个遣使赴俄的“共产党”是：①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来了学生“张君［张太雷］、于君［概指俞秀松］二人”为代表；②也是来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留学生们，但“不承认张、于为代表”的“少年共产党”；③黑龙江省黑河的原中国社会党支部的“龚君、于君”改组的“中国共产党”；④只身赴俄的杭州的“张君［张民权］”自称代表的“支那共产党”。江说，这五个党都主张自己是正统组织，但②的人数最多，他们抨击其他组织假冒“共产党”时，“对姚尤为激昂，但不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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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资料，是曾经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73]的人于1922年以“CP”的笔名写的文章《我观察过的俄罗斯》[174]，其中这样写道：在莫斯科，“最可以表现中国人的劣性质的，就是什么中国学生联合会长廖某［疑为“姚某”，即姚作宾］和张某［张民权］的冒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原来这廖某从前曾和高丽人金某［金立？］骗了俄国一笔金钱，托辞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后来在中国连共产党的影子都没有留下，就和这张某再来俄国干同样的把戏了。可是他们被在这里的中国学生，予以一大打击，就回中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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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似乎是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推动下成立的，这个党与前来莫斯科参加1921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其他几个中国“共产党”一样，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而互相展开了明争暗斗。顺言之，与姚作宾一起被指冒称“共产党”的张民权是五四时期活动于上海、福建、南洋一带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赴俄“是各处抱改革中国的青年聚会时，由一部分推举的，预备参加国际第三大会”[175]，于1921年6月由上海出发，经伊尔库茨克来到了莫斯科。[176]他似乎也和姚作宾一样打了“共产党”的旗号。就像高丽共产党内“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相互攻讦一样[177]，各国的自称“共产党”要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所以，大概姚作宾的共产党为了获得承认也使用了些伎俩。而他们的这种做法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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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姚作宾接近共产国际的努力结果如何呢？我们可以根据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一件资料来谁测其结局。这是一份声明，从内容判断好像就是上述抱朴《赤俄游记》里提到的那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姚作宾的代表权问题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抗议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派来俄国的代表俞秀松，在1921年9月27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递交的声明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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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来到莫斯科并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公民姚作宾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一起讨论甚至决定的东西（根据姚作宾的建议，共产国际拨给款项等），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因为众所周知，姚作宾在第二次全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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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声明之前稍早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获得承认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和俞秀松，即陈独秀等组织的共产党，所以不难想象这篇声明对姚作宾等的活动有多大打击。事实上，在这以后找不到共产国际仍以姚作宾为对象的迹象，三个月后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里也看不到他的名字。[179]姚作宾的“共产党”终于未能获得正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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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姚作宾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仅仅是为了获得经费而采取的冲动之举吗？果真如此，如俞秀松声明所说，共产国际与受到“正宗”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的各色共产党猛烈攻击的姚作宾的共产党就提供经费等问题进行协商，又如何解释呢？近藤荣藏为了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来到上海时，姚作宾等也一起出席了会见，这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姚作宾等的共产党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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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同党——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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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二节曾述，派遣魏金斯基来华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于1921年7月亲自到过北京；同年12月回国后，他在莫斯科写了一篇有关中国革命形势的报告，名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180]，可以告诉我们他在中国期间所关注的是哪些社会主义势力。该文概述了五四学生运动、各地的工人运动、民国以来的现有政党的动向等；在“中国的革命组织”一项里，他写道：“从伟大的俄国革命爆发时起，在中国新的党派像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然后特别举出了如下两个组织，即拥戴陈炯明为领袖的福建“真理社”（Tchen-Li-Tche），和“社会主义的、但正逐渐汲取更多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同党”（Da-Tim-Dan），并说这些组织都诞生自“学生运动所形成的纽帯”。该文对当时已经开始活动的陈独秀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只字未提，令人费解。但饶有兴味的是，被誉为“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党派的这个“大同党”的成员之一正是“Jao-Tso-sin”[181]，即姚作宾。他当时是总部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学朕”）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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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关注的主要是陈炯明以福建漳州为根据地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和五四运动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学生组织，而这些情报则来自本章第一节提到的波塔波夫的报告。本来，苏俄派遣各类使者来华的契机之一，就是出于对五四时期达到高潮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的震撼和关心，他们在陈独秀等以外，把上海的全国学联这个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视为可以合作的对象也是不难想象的。[182]事实上，据中国警方的文件记录[183]，1920年3月，姚作宾和戴季陶一同在法租界贝勒路义和里14号全国学联办事处与俄国人（大概就是上述波塔波夫）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如何进行“过激主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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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实则表明，上述记录未必是假，即姚作宾为了与俄共组织建立关系，曾于同年5月代表全国学联秘密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共方面的文件称他为“同志”，说：“今年［1920年］5月，中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姚作宾同志从上海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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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作宾1920年5月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魏金斯基刚刚从这里被派往中国。这时的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曾经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革命派学生发过回信[185]，并热情赞扬“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所以，姚作宾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之行实际上是把学联的态度转化成了行动。总之，姚作宾从1920年春天开始谋求与苏俄的革命运动合作，而对全国学联有所期待的威廉斯基等俄共有关人也对姚作宾的态度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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