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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二节 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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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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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其活动与上海一样十分活跃，在北方是北京，南方则是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北京的李大钊、广州的谭平山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南谭北李中间陈”，可见，北京和广州都是仅次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在北京，五四运动以后，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学生们正在积极开展平民教育以及工读互助团的运动；而在广州，由于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工人数量又仅次于上海，所以早就存在着工人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北京和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一方面受到来自上海的影响，同时又由于这两个城市具有的特殊条件，其建党过程与上海有若干不同之处。首先来看北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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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过程，最可靠详尽的史料，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67]这份报告是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据认为是张国焘）执笔的，其中关于北京党组织的成立过程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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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在去年［1920年］10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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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谈到的党组织的活动有：发行《劳动音》[68]、《工人的胜利》、《五一节》等小册子，散发上海印刷的《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69]，翻译《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共产党纲领》（未出版）[70]，还介绍了“我们的一个同志”发行的《傭光》[71]杂志。此外，还详细叙述了对工人开展的工作，说工人工作非常困难，应该重视教育对工人带有优越意识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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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始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内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但是，上述报告根本没有提及这个研究会。因此，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该研究会并非北京的共产党组织的直接母体，而是为了满足当时青年学生中萌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而准备成立的一般性学术团体。顺言之，称该研究会发起（不是成立）于1920年3月的，是该研究会翌年11月的启事[72]，正式成立是中共“一大”后的1921年11月，而以共产党系的学生为中心举行学习会、讲演会则更晚些。所以，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还是如报告写明的那样，是在上海方面正式开始建党的准备工作之后的1920年10月。[73]如果说在这之前有什么成立组织的动向，则应该是李大钊等于同年8月组织的“改造联合”，或者魏金斯基同年8月的报告里谈到的柏烈伟指导的北京的“革命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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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组的报告说，小组成立时，有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小组，后来又一起退出了。在上海和广州，也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一起退出北京小组，意味着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分裂，在此，有必要就此时期和其后二者的关系加以探讨。共产党方面有关人士曾屡次回忆北京小组里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对立和分裂，但是，这些回忆毕竟都是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正统的，涉及其时期和过程时，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我们在进行探讨时，还是应该重视当时的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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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关于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有当时混入组织的警方谍报员所写的报告可供参考。1921年2月至7月，一个名叫关谦的谍报员伪装成同志参加了北京的两个共产主义团体（无政府党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留下了一系列谍报记录。[74]他的第一份报告（1921年2月12日）称，“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方面是主张共产，主张阶级专政，已于无政［府］党分立，各不相助”，表明这时无政府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已经分裂。不过，其中有些人似乎两派的会议都参加，关谦本人就是混在这些人里刺探双方的组织内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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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无政府主义派。从关谦的报告看，2月到3月，“无政府党互助团”方面脱离了共产主义派，并准备成立全国规模的统一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同时，还共同凑集旅费，准备派同志赴俄国，以了解革命俄国的实际状况。在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上，还报告中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情况，可见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交流非常频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广州方面的通讯多次报告该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对立，即陈独秀和区声白等不和，陈独秀的态度如何蛮横等。关谦报告说，陈独秀使用软硬两手，一方面在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冲突，同时又在写给北京的信中呼吁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而北京的无政府主义派则回信给陈独秀，意欲弄清陈的真实意图。如下文将要探讨的那样，由于陈独秀和区声白在该年年初展开论战，广州方面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彻底对立，这个时期也许进行了旨在修复关系的最后努力。在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上讨论的基本上是陈独秀的动向，而几乎没有涉及北京的共产主义派。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派认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取决于共产主义派领导人陈独秀持何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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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主义派（社会主义青年团[75]），关谦报告他第一次参加该派会议的那天（3月16日），青年共产国际方面有人谋求接触，即会议上传达了“俄国少年共产党员格林（英语作Green，俄语作Грин）”要求派代表参加将要召开的“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的来信。关谦的报告称，当时住在天津的格林才20岁左右，时常来北京（寄住于灯市口12号）；此次来京已有两周，会议当天有事回天津，不能出席会议，因留书一封。信中要求立即选出代表，以参加预定于4月25日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76]，并表明旅费将由他代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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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处的格林，我们不知道他更详细的生平，及其来华的时期和经过。[77]不过，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收到了以“谷林”的名义发来的要求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邀请信，信中“谷林”的所属机关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Eastern Secretariat o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 ist Interna tional of Youth）。[78]看来，格林肯定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有关机关派在中国的联络人员。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传达了格林来信的当日的会议上，马上进行了选举，选出何孟雄并计划让其不久后与格林一同赴俄国。关谦的报告中还有北京青年团交何孟雄带给青年共产国际的信件抄件[79]，信中报告，北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还说，“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在即将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举权”。这封信写于1921年3月，按其“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之说谁算，北京的青年团应该是前一年11月成立的，即相当于党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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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为代表的何孟雄后来确曾试图赴俄，但不幸的是，4月，他在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与北京、天津、上海的13名青年[80]一同被逮捕，关进了监狱。这其中的详情，关谦引用关押在黑龙江监狱中的何孟雄请求营救的信，做了详细报告。何孟雄在信中说，他由于持有格林的介绍信，赴俄计划被发觉，故而遭到逮捕；但是，青年团发给他的证书以及给青年共产国际的信，因为缝在棉衣里面没被发现，被幸免逮捕的格林拿走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到何孟雄被逮捕的消息后，即于4月25日开会讨论营救措施，决定由李大钊出面通过官界的关系进行营救，并募集了所需款项。李大钊等的努力没有白费，5月，何孟雄等13名青年被释放。但是，赴俄的目的最后没能实现。[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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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谦的有关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活动内情的报告中，有魏金斯基的得力助手柏烈伟或参与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或帮助他们赴俄国，甚或给他们以经费方面的支持（2月19日、28日报告）的内容，而看不到参与共产主义派（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迹象的情况，这一点颇耐人寻味。他是不介意在中国人之间越来越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裂痕，还是如当时就有人指出的那样，借苏俄的背景独断专行呢？也许兼而有之。不过，对于他们这些俄国人来说，少数激进知识分子之间发生的这种对抗搅不起多大的风浪，明确区分谁是无政府主义者，谁是共产主义者，并只支持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把本来人数极少的社会主义者再行筛选，没有多大意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它们的区别，而苏俄有关人并不着意加以区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里的这两种态度，在下一小节将要讨论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里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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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具体人数及成员，此前存在从10人到15人等多种说法[82]，但是，其根据都是后来的回忆录，出入颇大。较早的文字资料，有俄国人纳乌莫夫（C.N.Naumov）根据口头调查于1927年写就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关于北京的早期组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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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八位同志，有六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两位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黄凌霜为首，两位共产主义者是李大钊和张国焘。……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即脱离了北京的组织，但是，组织因为有（一）邓中夏、（二）罗章龙、（三）刘仁静、（四）姓名不详、等四位新成员的加入反而得到了加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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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组织成立时的人数大约是八人，其中共产主义者，自一开始就参加的是李大钊、张国焘，后来又加上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他们形成了共产主义派的中心。[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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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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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起组在上海形成后，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工作也在进行。不过，自刘师复以来，广州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据地，因此，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工作要比上海和北京复杂得多。关于广州的建党过程，一些曾经亲与其事的无政府主义者留下了回忆录；但是，这些回忆录相互间出入颇大，要据此再现具体过程相当困难。[85]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以原始资料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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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份最可信的资料《广州共产党的报告》。[86]这份报告与上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样，是中共“一大”的广州代表（据认为是陈公博）为出席大会而准备的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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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Социалист］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机构。……去年年底，В和佩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世界》［МирТруда］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Минор］和佩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他们出版的报纸叫《劳动世界》，印数为三千份。……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В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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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过程，但是，其中有几处错误，还有化名，故先作简单说明。首先，所谓《社会主义者》日报，就是当时从北京大学回来的陈公博、谭平山等创办的《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创刊）。该报的英文名称为The Social，大概译成俄语时写成了Социалист。而所谓无政府主义派发行的《劳动世界》周刊，是《劳动者》（1920年10月3日创刊）周刊之误。还有，报告称陈独秀到广州的时间是1921年1月，正确时间应该是1920年12月末。[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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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报告中的人物。所谓1920年未来广州的“В”，肯定就是魏金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在这一年的年底访问了广州，从广州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1月12日。而和“В”即魏金斯基一同来广州的佩斯林，正确名字是佩尔林（L.A.Perlin）。[88]我们不太清楚佩尔林的生平及其与魏金斯基的关系，从报告观之，他好像在魏金斯基、米诺尔前后来广州，一边从事罗斯塔通讯社或达尔塔通讯社的工作，一边通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引荐接触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从黄凌霜投给《劳动者》的文章[89]看，他这个时期肯定恰好在广州。顺言之，当时在广州从事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在回忆录中说，1920年10月，“Perkin（波金）”等俄国人随黄凌霜等来到广州。[90]且不论时期是否准确，这与报告中所述佩尔林来广州是一致的。最后，所谓在广州活动的米诺尔，就是在魏金斯基一行来华的几乎同时被从哈尔滨派往天津的斯托扬诺维奇的别名，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曾介绍过的。斯托扬诺维奇是受魏金斯基指示，1920年8月从天津来广州设立“革命局”的[91]，他在9月底从广州发出了有关罗斯塔通讯社工作的报告[92]，9月以后肯定在广州。和夫人一同到达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不但从事罗斯塔通讯社的工作，还以“米诺”的名字开办了俄语学校[93]，以物色“革命局”需要的人才。很早就在广州开展活动的斯托扬诺维奇，其身份是罗斯塔通讯社的派驻记者，甚至有人说，他虽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实际上是苏俄在广州的“国家代表”。[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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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些俄国人的经历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看，广州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即，1920年以后，受魏金斯基指示来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部分因为引荐者黄凌霜的影响，首先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郑佩刚等）进行了接触，成立了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组织，并开始发行《劳动者》杂志。而这时正在发行《广东群报》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即后来的中共成员，因为主义不同没有参加。后来，1920年底，陈独秀在魏金斯基前后来广州，他们即展开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同时着手组织新的党组织；不久后，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了。也就是说，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开始阶段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合作，而在广州，则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当初成立了一个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关于这一点，谭平山1922年在讲演中谈到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曾有所涉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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