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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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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召开大会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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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林、尼科尔斯基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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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太雷就任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以下简称“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也就是俞秀松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离开上海赴俄国的时候（1921年3月），共产国际方面出现了促成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动向，这就是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和尼科尔斯基（Nikol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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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事实上已经成立。但是，如上一章所述，由于1921年初魏金斯基（Voitinsky）回国，再加上缺乏资金，没有能够切实开展活动，《新青年》和《共产党》的发行也陷于停顿。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劳动节前夕即4月29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查封了“外国语学社”。[1]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因团员青年的思想倾向复杂，“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2]改变这种困难局面的，是分别受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派遣于6月初到达上海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他们到上海后就立即督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于7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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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看远东书记处派遣尼科尔斯基的经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根据魏金斯基和抵达伊尔库茨克的张太雷等人的报告，在1921年3月份就已判断召开中共的党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3月27日收到的舒米亚茨基（Shumyatsky）的报告称，远东书记处已经制定了有关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准备交给“在我们的代表的参加与指导之下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3]可见，远东书记处这时不仅制定了中共大会的提纲，为了对大会进行指导，还准备派遣（或者已经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在上海召开的大会，当初是预定在5月份。虽然没有发现远东书记处制定的提纲，但是，从舒米亚茨基4月末或5月初写下的《共产国际在远东》[4]一文可以判断，中共的大会无疑是预定在5月召开的。舒米亚茨基引用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协商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一段，然后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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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可能在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这次大会上，协商会议所说的那些关于“统一的共产党”的话，肯定要成为现实。就这样，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正在在那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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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舒米亚茨基认为，在他“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即4月末或5月初，在遥远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正在按他3月向莫斯科报告的那样如期召开，并展望“协商会议所说的话”即前一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将在这次大会上化为坚定的组织——“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受派遣出席并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大会的，就是尼科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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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林一同出席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原名Neiman-Nikolsky Vladimir Abramovich，或Borg Viktor Aleksandrovich，1898—1943），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作为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其实，他是受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到中国的。[5]他的经历，包括他来华时的身份得以弄清，是俄国学者卡尔图诺娃（Kartunova）的功劳。[6]根据卡尔图诺娃的研究，尼科尔斯基曾在赤塔的商业学校接受教育，1919年至1920年参加革命派军队，1921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我们难以确定他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从事了什么工作，以及他受远东书记处之命启程前往中国的详细时间；但是，从上述舒米亚茨基的报告和文章（《共产国际在远东》）来判断，他在4月应该已经离开了伊尔库茨克。卡尔图诺娃还指出，他不仅是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还兼赤塔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7]代表，其任务除了准备和出席中共的大会外，还负责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和安排向不久后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派遣中国代表。[8]他来华的路线不得而知，抵达上海的时间是6月3日前后，与马林几乎同时到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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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与他几乎每天接触的马林说，“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10]中共方面的成员对这种近乎监视的做法表示了反对。但反过来讲，有了这样的指示，他出席中共“一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离开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10月或1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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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国共合作促成者的马林（Maring，原名HendricusJ.F.M.Sneevliet，1883—1942）并不陌生，以他在中国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详细评传和资料集也已经出版[12]，所以在此对他的经历仅作简单介绍。马林生于荷兰，在鉄路公司做事务工作时参加了工人运动和荷兰社会民主劳动党、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工作，1913年赴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他在爪哇岛的活动为人所熟悉的是，通过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4年成立）与伊斯兰联盟合作，为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1918年遭荷属东印度驱逐出境，回荷兰后，即作为荷属东印度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因其在殖民地工作的经历当选为执行委员。如本书第二章开头所述，在这次大会期间的1920年7月，他与朴镇淳、刘泽荣（刘绍周）就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进行了讨论。[13]8月，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世界的重要地区派遣驻外代表，而被指定为驻上海代表的就是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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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自己说，他是1921年3月从莫斯科出发的，他这时已经知道，在伊尔库茨克似乎有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14]1921年3月，正是远东书记处的舒米亚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的大会将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时间。难以确认马林离开莫斯科之前是否得到了这个消息；但是，马林只说他去中国的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研究工作”[15]，而没有直接谈及中共的大会，所以，有可能他离开莫斯科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马林晚年回忆说，“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16]从这些话来看，尽管同属共产国际系统，但是，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和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却有可能分别单独向中国派去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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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经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赴中国。[17]途中，4月在维也纳被捕，被判押送出境。尽管各国警方得知他正在赶往中国的消息而加以阻挠[18]，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还是经过新加坡，在6月3日到达了上海。[19]在旅馆小住后，他于6月14日住进公共租界麦根路（Markham Road，现淮安路）32号（其后，又迁到汇山路［WaysideRoad，现霍山路］6号）[20]，和几乎同时抵达上海的尼科尔斯基取得了联系，又与受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派遣、已经在上海开展工作的福罗姆别尔戈（Fromberg）[21]共同开始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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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魏金斯基一样，马林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记者。荷兰警方在马林到上海后不久整理的资料中写道，他不仅冒名安德莱森（Andresen），还自称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Oriental Economist）杂志的记者。[22]所谓《东方经济学家》，就是在东京出版的《东洋经济新报》。不过，马林自称《东洋经济新报》记者，却并非完全捏造；他在前往中国之前，曾经凭《东洋经济新报》的“三浦（Miura）”给他的介绍信取得了在日本居留的签证。他在给“三浦”的信（1920年11月4日）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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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使馆，凭您的信件办妥了护照签证。本想经西伯利亚径直赴日，但在俄国听说那样走十分困难，我遂回到荷兰。现正觅船准备尽快前往您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如若可能，希望［1921年］1月或2月开始为您的杂志工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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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三浦”，除了《东洋经济新报》主编、以其“反对大日本主义”而闻名的三浦铁太郎以外，不可能是别人[24]，而介绍马林和三浦认识的，也许是曾在东洋经济新报社工作过的片山潜，或者是马林的同志鲁特赫尔斯（S.J.Rutgers）[25]等。三浦对马林其人了解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从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出，马林曾经准备在《东洋经济新报》帮助工作；他开始时预定经由西伯利亚到日本，后来改变路线来到了上海，而他到上海的时间也比当初的计划晚了约半年。他申领日本签证，是想在日本及朝鲜开展工作；但是，途中在维也纳被捕，使他的行踪被各国警方察觉，结果，他不仅未能到达日本或朝鲜[26]，在上海的行动也受到荷兰总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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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林的叙述[27]，他和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到上海之后的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尽管开始时与尼科尔斯基每天一同工作，但“与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并无组织上的联系”。可是，不久“伊尔库茨克来的密使通知我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已指定我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伊尔库茨克那里决定让我留在上海。实际我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看来，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中途被降为远东书记处代表了。他强调作为远东书记处成员并没有什么积极活动所举出的理由是，在上海期间，“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来的任何文件”；结果，他“没有参与过书记处的决策和全盘工作”，“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尼科尔斯基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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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包含上述内容的报告里，能看得出他对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的不信任。而导致这种不信任的原因，除了自己的身份被未经预告突然改变以外，还与他在上海被牵连进的高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的内讧和远东书记处对此的干预有关。关于这一点，他指出，分为伊尔库茨克派和上海派的高丽共产党内两派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负责人是舒米亚茨基）和赤塔的远东共和国对外机关（负责人是克拉斯诺晓科夫［Krasnosh chekov］）争夺领导权，对二人的宗派行为表示批判。高丽共产党的内讧和伊尔库茨克、赤塔的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在此不加详述。惟一清楚的一点是，马林认为“在伊尔库茨克设一个共产国际办事处，实际上对远东毫无用处。那个城市太偏远了，不可能经过满洲同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因而主张共产国际的指导机构应该设在中国，而非不远不近的西伯利亚。而他被派来上海，本来正是为了在上海设立指导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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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从伊尔库茨克来向马林传达改变他身份的密使是何时抵达上海的，所以，马林在7月9日发出的报告[28]不是寄给远东书记处，而是寄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是否意味着此时他的身份尚未被改变？还是被改变了身份以后，他仍然以执行委员会代表自居？不过，报告里却含有如下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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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月（7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会议，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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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在报告中共的大会即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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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会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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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晚年回忆到达上海时的情景说，由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29]他事先可能连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不太了解。不过，远东书记处给在上海与他一起工作的尼科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出席中共的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他就与尼科尔斯基共同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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