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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二节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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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增时减的“一大”出席者人数——回忆录是如何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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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创建史的考证研究中，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一般简称“中共‘一大’”）的与会人数和会期一直是被探讨最多的问题。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实际掌握中国政权的中共的历史出发点即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而出现了许多回忆录和研究论文。说起中共的“成立”，即指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50]与此同时，即随着党史上的中共“一大”受到广泛注目，“一大”以前的建党活动——如前所述，共产党实际上在1920年11月已经成立——逐渐被视为建党的准备过程。对此，有人认为，这反映了中共有关人为了提高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的位置，通过把中共“一大”之前陈独秀等的组织称作“共产主义小组”，相対降低对后者的评价。[51]直率地讲，中共“一大”是后来才被赋予超越实际的象征性意义的。准确地说则是，掌握了政权的中共必须正式确定自己的来历，外界也希望如此，结果中共“一大”的会期和与会者变成了特别重要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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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一大”的与会代表和会期的问题，由于原始资料极少，有关人的回忆出入很大，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1949年以后，由于党史的研究资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长期未得到公开，外国（如苏联、美国、日本）的研究和所发掘的资料又很难反映到国内的研究上来，因而使本来就复杂的研究状况更加复杂，如果要对中国国内国外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史和研究父流史作一总结的话，足可以与一本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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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形势为背景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和资料公布的过程本身，与如何解决中共“一大”的代表和会期等问题密切相关，那么，就不可能把这二者完全分开来探讨。更准确地讲，问题不在于代表人数（或其资格）和会期，而在于回忆录和“定论”之间摇荡不定的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必须探讨的是，在1949年以后的中共“一大”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共有关人员的回忆录的执笔过程和“定论”的演变。比如，和包惠僧、李达一样屡次回顾中共“一大”经过的董必武，因是在中共“一大”出席者中至1949年从未离开过共产党的要人，所以，他的回忆录被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奇怪的是，在他的一系列回忆录中，有关大会参加者部分前后并不一致。下面，我们就循着董必武见解变化的轨迹，对增减不定的大会出席者人数问题作一探讨。这并不是因为代表和会期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通过探讨下文要介绍的回忆录写作过程和“定论”的变化，就可以理解，代表以及会期的问题，实际上是抬高中共“一大”的“意识”和回忆录作者在执笔时所处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变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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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国人的人数，最可靠的资料是上文探讨大会召开经过时介绍过的俄语文件即《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两者皆主张是12人（没有列出姓名）。但是，由于这两份资料长期没有公开，所以，并没有能够反映到1949年以前的有关人的回忆录中。[53]而在中国国内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1927年1月中共有关人士发表的两篇文章[54]，都主张是11人。不过，也都没有列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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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回忆录最早给出姓名的，应该是周佛海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55]周说，出席大会的是“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是两个学生，以后不甚闻名，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也就是，算上济南代表二人，是“十三人”。[56]记住了济南两个代表名字的是武汉代表陈潭秋。他于1936年在莫斯科写下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57]，在这篇文章中，陈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说出席会议的共13人，除王、邓以外11人的名字和所代表的地区与上述周佛海列出的名单完全一致。至此，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和成员基本上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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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延安时期，基本上以“十三人”为定论。但是，奇怪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开始出现“十二人”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1951年（即中共建党三十周年）成了定论。[58]30年代曾经成为定论的“十三人”，后来却被“十二人”取代，我认为，很大原因在于毛泽东1936年秋天向埃德加·斯诺（EdgerP.Snow）谈起自己的经历时所说的“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一共有十二个人”这句话。[59]斯诺的那部使毛泽东一举成为世界著名人物的采访即《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汉译本《西行漫记》，而前一年在延安已经出了几种名曰《毛泽东自传》的节译本。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写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传略》，并最先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的萧三，正是这些《毛泽东自传》的翻译者之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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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毛泽东的记忆里，这12个人都是谁呢？萧三写的几部毛泽东传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萧三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干部，也由于是初次由中共党员写成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新华书店1949年版）的作者而广为人知。这本书的蓝本是他为1944年中共建党纪念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年7月1日、2日），在这里，萧三说出席中共“一大”的是“十二人”，还列举了他们的名字（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寒烬、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李达、李汉俊、包惠僧、俞秀松——其中王寒烬［与王尽美非同一人物］和俞秀松没有到会）。这大概是最早明确提出“一大”代表是“十二人”的中共方面的文章。萧三在这里举出的12人，可能是在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的人名以外，又加上了萧三自己的推测；不过，萧三在写这篇文章时，曾亲自采访过毛泽东，所以，这12个人很可能是毛泽东告诉萧三的。[61]由此可以设想，毛泽东记忆中的代表和周佛海及陈潭秋所说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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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本人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说，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的说法就成了党的正式见解。[62]延安时期，特别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在党内确立了领导地位和绝对权威；因此，他说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二人”，哪怕只是一句话，也足以推翻以前的回忆录所持的“十三人”的立场。在20世纪40年代，没有出现关于大会代表的新资料，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研究都一致主张是“十二人”，其原因只能是毛泽东的表态。[63]就这样，5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党史学界长期采信“十二人”的立场[64]，因而导致了这样一个逆转现象，即建国后执笔的回忆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个“定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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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这些回忆录里，董必武的回忆录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关于大会代表，董必武是怎么说的呢？其实，早在20年代末，他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当时，何叔衡写信给他询问中共“一大”的情况，在莫斯科的董必武在回信中列出了十一个人的名字（和上述周佛海所举出的相同）和“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65]我们无法知道这时候他说的“山东代表”是几个人，或者他事先是否看到过周佛海列出的名単；而后来，他在1937年会见尼姆·韦尔斯（Nym Wales）时，列出了13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两名山东代表。[66]看来，董必武原来记得有13个人出席大会，这个记忆因陈潭秋的回忆录而得到印证，所以，他到了1949年仍多次谈到是13个人。[67]如前所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是“十二人”，而他直至1956年仍然没有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说“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人，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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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弃己见，是在1959年从中央档案馆送来了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等中共“一大”文件的译文之后。在被要求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作鉴定时，他说，“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接着又写到，“如‘一大’代表人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都明白地答复了。我过去对‘一大’代表人数，是同意陈潭秋同志回忆的说法［十三人说］，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69]在这里，他放弃了代表人数是“十三人”的立场，改为同意“十二人”。后来，1963年，人民大学方面有人询问“一大”代表人数时，他也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李达回忆录（采“十二人”说）回答说是12人。[70]就这样，他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受当时发表的其他回忆录和新发现资料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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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的回忆录都是或多或少参考其他有关人的回忆录和当时的文献来回首往事的，所以董必武的做法并不奇怪。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回忆录总是某种“学习”的产物。但是，就董必武来讲，问题在于1959年他所看到的资料里面，实际上混有并非原件、而是经过加工的资料。那是一份中央档案馆独自写的含有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一大”后党中央委员名单。董必武看过名单后，对中央档案馆做了如下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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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一大’选出了那些中央委员，我记不起有那些人，来信中说，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共有下列九人。……这份材料如果和上述三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放在一起，我同样认为是比较可靠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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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加上“这份材料如果和上述三个文件是放在一起”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对其可靠性给予了保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本来，中央档案馆方面应该立即对他讲明那名单并不是原件，但并没有那样做。这样，董必武就误以为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也必定是依据某种原件资料写成，而写进回忆录发表了出去。这就是1961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董必武的那篇谈话。[72]在谈话里，他不但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还说，“毛主席不仅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并当选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而关于“一大”的文件，他时而说“以后就遗失了”，时而又说“一大”通过的纲领，“无文字可征”。然后说道，根据他的记忆，其中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在这里，他曾经亲眼见到过的“一大”文件被说成根本不存在，而文件上根本未曾有的“反对帝国主义”却成了纲领的内容之一。说起来，由于中央档案馆的疏忽和董必武“学习”不认真，这篇谈话成了既非史料介绍又非回忆录、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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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少有回忆录发表，而他的谈话又发表在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上，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就像董必武本人参考李达的回忆录那样，其他中共“一大”有关人肯定也会参考董必武的这篇谈话。也就是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有关人的回忆录，即使不能断定其根本不可靠，最起码不可轻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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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董必武的回忆录，特别是其中关于中央委员会一段，果然引起了部分党史学者的关心，甚至有些人写信给中央档案馆，反映这个问题。至此，中央档案馆才终于发现出了差错，于是在1964年7月再次致函董必武，解释五年前送阅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没和‘一大’的三份材料放在一起”，这份名单“不一定准确”[73]；但是，这个说明已经为时太晩。这封信让董必武异常震惊，他马上向各方面联系，解释《人民日报》上的“谈话”有错误。[74]1971年8月4日的回忆录《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可以看作是为此所作的解释之一。文中谈到关于中共“一大”的俄语文件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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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中央委员会记不清了。1961年，沈德纯、田海燕［1961年把董必武谈话拿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董的秘书］问我时，我说主席“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个回忆是错误的。我当时是根据解放后苏联交来的两个文件说的，有一个文件上写毛主席是中央委员，那是不可靠的。这两个材料在档案馆，档案馆的两个材料，我说第一个材料纲领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另一个材料不可靠，说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两个材料放在一起，我以为是一个人写的。……后来知道这个材料不可靠。这个问题，不值得去更正，都是个秘密文件，国家机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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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份发言在董必武生前没有公开发表。部分党史学者以及其他中共“一大”有关人也许知道这个订正，但是，当时彻底神化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值高潮，包括董必武在内，谁也不可能把毛泽东从中共“一大”中央委员的名单上划掉。董必武1961年的谈话，在毛泽东去世后也没有马上得到更正，甚至到了1977年还在被照旧引用[76]，其后也一直影响着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和其他回忆录。就这样，大会的原始资料即俄语文件被当作“秘密文件”、“国家机密”，与董必武的更正谈话一起，一直被秘而不宣，直到20世纪80年代。[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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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来看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问题。由于发现了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原来坚持是“十三人”的董必武也转而执“十二人”说，却没想到使中共“一大”代表人数就此定格在毛泽东讲过、其后在中国成为定论的“十二人”上面。但是，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周佛海和陈潭秋的回忆录中已经得到互相印证的十三人中谁不是代表的问题。在“十二人”说已成定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第一次列出代表名单的，是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78]，在那份名单里，原来被认为是广州代表的包惠僧的名字不见了。当时，李达还不可能看到过中共“一大”的俄语文件，所以，可能是他按照当时的一般说法减掉了一个。后来，有人问起为什么要减掉包惠僧，他这样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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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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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达的解释，出席大会的是13人，但是正式代表是12人；包惠僧确实出席了，但并不是代表。不过，这个解释怎么看也难以自圆其说。首先，以往的所有回忆录，包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回忆录在内，都清楚地记载包惠僧是广州代表，并且都未曾有只字片言涉及他的代表资格问题；第二，李达的解释使人立即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连资格审查委员会也没有，第一次召开大会的中共怎样分得出谁是代表，谁是一般出席者？李达说，“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恐怕不承认包惠僧是代表的，并不是当时的代表们，而是执笔写自传时的李达本人。看来，李达是费尽心机地要把“十三人”这个事实和“十二人”这个当时的一般说法加以调和，才把包惠僧从代表中减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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