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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年轻的党员们——早期党员施存统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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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孝”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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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这不止是说中国共产党由酝酿到成立的时间短，更主要是指她是由包括学生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举一个数字讲，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其平均年龄只有不到28岁，加上没有参加大会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巨头，也只有29岁。也就是说，早期参加创建中共的许多党员，是生于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辛亥革命前后度过了善感的青少年时期，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各地领导社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那么，这些在五四时期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从而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青年们，其精神世界是如何变化的呢？当然，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契机和道路各不相同，选择一个特定人物作他们的代表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要举出一个代表人物的话，从草创时期就是党员的施存统是最合适的。他在清末、民国时期就读于新制学校，接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反孔教运动和杭州的学生运动中站在前列，经过吸收新思潮和对社会改造的各种各样的摸索之后，在参与创建中共的过程中，逐渐由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见，某种程度上，他的经历对当时的年轻党员来讲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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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屡次谈到的那样，施存统是作为中共创建时期的中心党员和理论家而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参加中间党派的民主运动，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则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就任劳动部副部长而为人所知。但是，尽管他是创建中共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却只是配角。这主要是因为他后来的脱党问题，即1927年自己主动在报纸上发表声明[130]抛弃了共产党的缘故。不过，他脱党的这段经历[131]，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共创建时期的足迹，以及他代表了当时年轻党员这一事实。而本书重视施存统的另一个理由，是有关他的宝贵资料至今尚有保存。亦即，在有关中共创建的过程和当时党员活动的原始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却存在日本警察对时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进行监视所留下的资料[132]，和施存统在警视厅的口供、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词等。所以，即使从考证史实的角度来讲，施存统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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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施存统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是相当雄辩的，尤其是他1920年在日本留学时发表的自传《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133]，在同时期青年写的自我分析中也是最出色的。我们先据此看看他赴日留学前的经历。[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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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后改名复亮，化名方国昌，笔名光亮、亮、文亮、伏量、CT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现金华市）叶村，父施长春，母徐氏，存统是长子。父施长春有田五亩，也租地耕种，农闲时运送稻米，是个兼业农户。母徐氏出身于书香门第，识字。施存统一边帮父亲做农活，十岁上了私塾，十二岁上了初等小学堂。在学堂里，老师反复要求“做伴同睡”，上课不用教科书，而用《论语》、《孟子》。总之，施存统接受的是早期特有的那种学校教育。后来，经过一番曲折，得到伯父资助学费，于1917年进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立志做一个儒教信徒，并且特别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仲由）——这也是他以“子由”为号的原因——的施存统，既是一个梦想“升官发财”的学业优秀的学生，同时也是一个热衷赌博的浪荡公子。而使他的人生观发生巨大变化的，也正是浙江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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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浙江一师，不仅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而且在校长经亨颐“与世俱进”的方针之下，因厉行革新学校管理而有名。尤其是国文科，在所谓“四大金刚”即刘大白、陈望道、夏道尊、李次九等革新教员的影响下，废除文言，教授口语，很早就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带进了教室，因而被浙江省教育厅斥为“学无本原，一知半解……不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必使全校学生坠入魔障”。[135]而学生们如施存统等却对此感到清新和共鸣，非常欢迎，学校的景象宛如新文化运动实验场。施存统与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结成挚友或同志，也是在浙江一师就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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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北京发生五四学生运动，施存统马上举双手欢迎。五四时期他在杭州的活动，比如，为了经销《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而设立“书报贩卖部”等，还是值得介绍的，但为了避免琐碎，此处省略。浙江一师时期的施存统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是使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名扬全国的“非孝”事件。[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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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孝”事件是因杭州的进步学生刊物《浙江新潮》第2号（1919年11月）刊登施存统痛骂孝道的文章《非孝》而发生的笔祸，是五四时期发扬反儒教精神的最大事件之一。遺憾的是，该期《浙江新潮》在中国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能参照原文。不过，施存统自己在第二年写的《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叙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可以知其梗概。文章说，使他写《非孝》的“事实的刺激”是使疾病缠身的母亲陷于悲惨境地的家庭，特别是父亲的狠毒行为。让我们通过其中一段，来看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表《非孝》时所抱有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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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种环境，绝对没有做孝子的方法。……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一样遭遇的人！我母已无可救，我不能不救将成为我母这样的人！……人类是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当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徳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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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被说成“已无可救”的“我母”，就是当时在家乡患神经性疾病而人事不省的母亲，所谓“这种环境”，即指认定母亲是不治之症，要把治病的钱用来送葬的父亲的冷酷行径。而被强迫向这样的父亲尽“孝”即屈从的施存统，通过阅读《进化》、《民声》、《实社自由录》、《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这些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书籍得到“思想的启发”，百感交集之下写下了《非孝》。孔教最大的德行当然是“孝”，而正面以此为“非”，这在当时对孔教的批判日趋高涨的思想状况之下，也是破天荒的尝试。他对自己由孔教的信奉者转变为孔教的反叛者的过程曾经做了这样的回顾，即入浙江一师的那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读到陈独秀的反孔教论时，曾唾弃陈为“一个刻薄文人”；但是，不久后再次读这篇文章时，成了《新青年》的“半信徒”，到了1919年下半年就“全体都赞同”了。可见，他是受《新青年》哺育而成长起来的时代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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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下半年发表《非孝》时的施存统，既是一个反孔教之徒，同时精神方面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我们没有必要絮说他在理论上成熟与否。事实上，当有人善意地批评《非孝》“可惜没有锻炼成熟”时，他申诉道，《非孝》的价值就在于“反抗精神”这四个字，那种批评是次要的，是不理解他的目的和动机。我们只要能够从中窥到五四青年特有的、把彻底否认存在于身边的旧道德直接和全社会的改造相联系的激进情绪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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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里面，他还毫不掩饰自己的隐秘，坦白了自己是如何断然戒掉手淫这一青年的“自杀行为”的，对于自己在浙江一师学习的两年半中，坚决拒绝一般学生习以为常的赌博和作弊，从未坐过人力车，不抽畑，不喝酒，从心底感到自豪。现在的他，已经是要求自己全面实践提高品行、肉体禁欲和社会改造的五四青年的一员，无论是信条，还是生活习惯，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而在这前后，武汉的恽代英，长沙的毛泽东也正循着同样的思路开始迈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暂不说他们是否如施存统那样把“改造社会”的梦想天真地寄托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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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潮》刊登的施存统的《非孝》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大部分是对他的诽谤）。据他自己说，不仅他自己被称为“妖怪”，连同在杭州读书的表妹也被“冷嘲热骂”为“禽兽底表妹”。而对于早就不高兴经亨颐以及浙江一师的教育方针的浙江省当局来说，《非孝》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攻击材料，校内校外到处声讨《非孝》为大逆不道自不待言，新旧两派围绕着纵容“煽惑”的经亨颐的去留问题发生对立，第二年又发生集体殴斗，警察封锁学校，终于发展成所谓“浙江一师风潮”。[138]1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禁售《浙江新潮》[139]，致使该杂志仅发行至第三号就不得不停刊。在杭州无处存身的施存统，遂于1920年1月1日和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一起去了北京。[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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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施存统等去北京，并非单单为了出去躲避风头，而是为了实践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北京有施存统十分景仰的陈独秀——陈曾就《非孝》草成一文，赞赏道，“《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141]这时陈独秀等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待呱呱落地，施存统等去北京的目的，正是为了投身于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理想、以图迈出改造社会第一步的工读互助团运动。据说，被《新青年》、《星期评论》这些青年们喜爱的刊物称为浙江《非孝》事件的骁将的他们参加互助团，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注目。到北京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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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摸索中国改造之路——北京工读互助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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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于1月10日兴奋地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共同生活[142]，一边做一些小规模的手工劳动，一边在大学听课。但是，与团员们的理想相反，本应是新社会雏形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一开始就因团员之间的摩擦而陷于停顿，再加上没有经济支撑，两个月左右就解散了。团员间产生感情龃龉的最初原因是团员们围绕中途加入第一组的易群先（国会议员易宗夔之女）发生的恋爱纠纷[143]；被指为一方当事人的施存统大失所望。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最后决定解散。[144]陈独秀此时已经迁离北京，互助团的发起人李大钊、胡适等担心团员们的去向，在解散之前考虑为他们在北京大学介绍印刷厂排字工，或图书馆管理员之类的工作。但是，施存统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兼刎颈之交俞秀松决定拒绝他们的斡旋，离开北京。[145]施存统和俞秀松处理完团的善后，就像为了追随陈独秀似的，于3月26日去了上海，翌日抵达上海。[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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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赴上海时，他们开始准备到福建省漳州去，投靠被称为“社会主义将军”的陈炯明。当时，秉承刘师复思想的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正集聚在陈炳明那里，要在陈的庇护下实行无政府主义政策。到上海的当天，他们就栖身于星期评论社。他们没想到，在那里的际遇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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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等在上海先去投靠星期评论社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里有“浙江二沈”，即沈玄庐[147]和沈仲九。沈玄庐与戴季陶一样对浙江一师的革新教育表示共鸣，曾在《星期评论》杂志上表示支持“非孝”；而沈仲九则是施存统在杭州陷于四面楚歌境地时极少数理解者之一（《非孝》事件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的《教育潮》杂志主编[148])。顺言之，这时的星期评论社，宛如浙江一师革新派的避风港，被逐出杭州的“四大金刚”中的陈望道和刘大白也存身于此。除他们以外，戴季陶（《星期评论》主编）、李汉俊、邵力子等也时常进出星期评论社，更是那些慕《星期评论》之名不断从家里逃来的青年男女们获得解放的场所。[149]俞秀松刚到上海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150]这也应该是施存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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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期评论社，施存统表示想投靠陈炯明，沈玄庐和戴季陶听后回答说：“投身军队，不如投身工场要紧。”说来也巧，在他们到上海以前，正好在北京工读互助团决定解散的那天，戴季陶曾写下《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151]一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探讨了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局限，疾呼“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他面对施存统和俞秀松很可能再次谈了自己的看法，二人接受规劝，没有去漳州，决意选择走资本主义社会象征的工厂工人的道路，并暂时栖身于星期评论社。为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合适工厂的就是给他们以建议的戴季陶。[152]就这样，俞秀松在4月成了虹口的厚生铁厂的工人。[153]而施存统则于4月份撰写《“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154]一文，从他自己的角度对工读互助团运动进行总结，对戴季陶“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的话表示全面赞同。不过，这时他正好患了肺病，不得不暂缓进入工厂。据他自己说，直到6月出发到日本之前，他都在星期评论社做“见习事务员”。[155]与此同时，他参加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从事的创建共产党的活动，这一点，前文已多次提到。他在亲眼见证了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暂时称“社会共产党”）成立之后，在戴季陶和宫崎滔天、宫崎龙介父子的帮助下，于1920年6月赴日本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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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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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在上海时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当时在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与李汉俊齐名的戴季陶，劝施存统去日本留学的也是他。当时，正赶上施存统暂时存身的《星期评论》于1920年6月停刊，社员们都在考虑以后的出路。星期评论社解散后，原来聚集在法租界白尔路（Rue Eugene Bard）三益里的办公楼的同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去了。他们之中，除了施存统以外，考虑出洋、留学的也不少。[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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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十分倾倒戴季陶，施存统自己也坦白承认，与诸多同人相比，自己“近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157]戴季陶自然也喜欢施存统，并为他的前途费心。戴季陶高度评价堺利彦、山川均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58]，又非常喜爱高知、青森、京都等地的自然环境[159]，就劝施存统去日本留学兼治肺病。当然，日本有他多年的同志宫崎滔天和其子宫崎龙介，斡旋留学也方便；宫崎龙介前一年秋天来中国时，还亲自拜访了戴季陶。[160]就这样，戴季陶就拜托宫崎龙介帮助施存统留学。6月19日，朋友们把施存统送上了船[161]（第二天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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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出现在照顾他留学的宫崎父子（当时住在东京府北丰岛郡高田村3626番地）的面前，是6月26日。宫崎龙介当天写的信[162]中提到的“从支那来的患肺病的朋友”即指施存统。施存统在日本没有别人可以依靠，大概到日本后马上就去拜访了宫崎家。宫崎龙介的信中还提到，当天，施存统就在宫崎龙介的陪同下去了医院，可见他的肺病相当严重。当时的宫崎龙介，作为宫崎滔天的长子，又是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为人知；虽然那年3月因纠纷而被新人会除名[163]，但依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仍然参与《解放》杂志的编辑工作，5月，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来访时，他也为之奔走。[164]这时，宫崎被委托管理清末革命家黄兴曾经拥有的邸宅，还将其作为新人会会员共同活动的场所[165]（龙介离开新人会后里面也住着不少人）。在租定住处以前，施存统大概就暂时住在那里。7月，他从宫崎家搬到不远的高田村1556番地的三崎馆。[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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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决定在日本学习经济学[167]；但是，为此必须先掌握日语。来留学之前，日语能力极强的戴季陶对他说，日语“用功两年，大概可以自由一点；若要真正自由，总非三四年不行”。[168]他在目白的东京同文书院登记了学籍（1921年春退学）[169]，最初的三四个月专心学习日语。[170]他的日语会话能力到最后似乎也只是“还须努力学习”[171]的水平，但是，经过刻苦学习，阅读方面长进很快，当年年底，已经可以向《民国日报》投寄长篇译稿，因而被人称赞说“存统学了半年日语已经可以译书了”。[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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