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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两宋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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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王朝末期的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严重损害了昔日帝国的基础;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划地而居,交相攻战,政权更迭频繁。国运如飘萍,民生如草芥,而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伦纪纲常遭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国家机器在这样的纷争与变革中早已不复有往日的庄严与权威,权力的更迭严重背离了儒家君君臣臣的训典,成了关于帝国、盛世、安宁与和平的逝去的完美梦想。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新生的王朝经过了一系列的兼并战争,结束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局面,一个继汉唐之后的又一个帝国确立,而重振纲纪就成为新生的大宋王朝谋求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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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画像。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王朝。新王朝建立后,新的理学思潮也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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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的积弱和内外交困的政治氛围使一些有为之士进行的改革调整的尝试多陷入党争的旋涡中。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士人从研习学术的角度出发,试图建立一种较之汉唐儒学更为完善的政治学说,用以规范人心,重振纲纪,为君主政治的永久运转建立永恒法则。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项“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事业,是与王朝命运休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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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潮的诞生,不仅是时代政治需求的产物,也是在以往学者成就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唐中期以来的疑经惑古之风和佛道之学的兴盛不衰,为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训诂笺注的强化,使儒学走向繁琐和僵化;而疑古之风又使义理之学大兴,为理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同时,唐以来佛、道之学的广泛发展,使得精深的佛道理论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并征服了大部分的士人。他们对佛、道之学叹为观止,并对其中的某些论证方式和思想进行了有条件的吸收,使之融入传统儒学之中,蕴育出“本以儒学,兼融佛道”的新思潮,而这种新的思潮就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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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思潮是一种以程、朱之学为标识的学术思潮,它在思维方式上吸纳了佛、老之学的某些内容,在认知方式上将汉、唐以来的儒学推向了政治哲学化,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的完成。理学最初形成发展于两宋,一开始是民间学术,自元代起,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成为中国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化的儒学思潮,对于宋、元、明政治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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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画像。朱熹是闽学的代表,是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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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理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按照政治社会的历史分期大致可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北宋时期是理学的思想体系初具规模的时期,一些理学的基本概念,如太极、性命、天理、人欲、存理灭欲、理一分殊等相继被提出,形成了濂学、关学、洛学等重要学派,并涌现出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他们被合称为北宋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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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是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理学思想趋于完备。这一时期以朱熹的闽学为代表,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的整理下,北宋五子理论中的矛盾和粗疏之处得到了修正,理学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为理学上升为统治思想提供了条件。陆九渊的心学派经过明代王阳明的创建,逐渐成为理学思潮的重要分支,理学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理学大师辈出,学派繁多,互有交流和讨论。多种多样的交流方式促进了理论的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朱熹和陆九渊的学术地位逐渐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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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理学人数众多,各有特色,但讨论的主旨基本一致,如理一分殊、穷理尽性、存理灭欲,等等。其中尤以“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思想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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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学之“理”就是指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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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又称性理之学,基本论题是性与天道,即人与外部世界或人性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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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性与天道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先秦时,性和天道的概念就已经相继提出,但是当时它们往往只是被用作阐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证手段,没有得到哲学角度的思考与关注,也没有得以在本体思维的角度深入探究。行至汉唐,儒学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源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然局限于“天地父子生成图式”,认为万物和人类都是天地的造物;人类依赖于自然,与之密不可分;而阴阳—五行是沟通自然和人类的中间环节。这基本上是一种关于宇宙发生秩序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儒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也就是寻求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试图把握两者间的均衡和统一。人们参照自然考察社会政治,又通过自身认识自然。这种思维方式是某种直观性的循环,所以必定是封闭的和局限的,难以进一步形成对宇宙本体或万物本原的高层次认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杂糅儒道,关注抽象而玄妙的有无问题和名实之辩,曾一度把人们引向本体讨论,只是可惜没有更为适宜的思维方式,也没能使认识超出万物的存在问题。由此可见,在宋以前关于宇宙本体或万物本原的思考和讨论并没有真正地在儒家的学术体系下展开,而这一问题最终也没有在理论上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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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政治文化环境再次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什么是宇宙?”这成为认识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尚没有明确理的本体地位,而只是融合儒道,重新勾画一个宇宙生成图式“太极-无极”说,规划了一个先于天地万物存在的宇宙本原,从传统的“天地父子生成图式”向前走了一步,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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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了“太虚”本原说。认为气是太虚的具体形式,太虚是气的具体原初形式。万物都由气凝聚而成。这种概念也只是用到“理”的概念而已,本身并不含有本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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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画像。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提出了“太虚”本原说,但只涉及“理”的概念而已,而朱熹则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提出了理是生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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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和程颐对太虚即气的观念进行了调整,提出了理一元论的天理观,他认为“天者”理也,是最高的实体,也是最高的精神性的本体。这个“理”不仅是自然万物的根本法则,也是社会的根本法则,他们把天理奉为绝对化的规则,从而也就把在这一规则指导下的封建秩序绝对化和永恒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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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并使之进一步完善。他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是生物之本;而气是理的具体形态,是性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理、气虽然同出一源,但是事实上,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了万物的根本;而气是第二性的,是创造了万物的具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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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程、朱开始,以理或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就成为理学最基本的命题。尽管各派使用的术语和具体表述各不相同,但是都无一例外把“理”看做是确实存在的某种超乎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而人间的一切均是这一本体的派生、产生或外化,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回答了有关人性、道德、社会、政治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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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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