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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民族 好像觉得大家有那么点儿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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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学者白芝浩（Walter Bagehot）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你没有问起民族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会以为自己早就知道答案；但实际上我们的确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定义。”但他同时也说过：“19世纪乃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各位应当可以了解到，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令人困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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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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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民族主义、殖民、自决、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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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概念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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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或“族群”问题，早已取代传统的国际冲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关键焦点之一，因为它不仅涉及社会正义或资源分配等议题（少数族群经常受到忽略甚至歧视），甚至还因为常引发内战或国际战争，成为吸引人们目光的国际新闻头条焦点。不过，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将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集团，乃是所谓民族建立的必然过程；然而，吊诡的是，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范可用以判断或区分何谓民族。”同样的疑问也出现在休·塞顿-沃特森（Hugh Seton-Watson）的口中，他认为自己被迫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根本没有人能够为所谓民族下个“科学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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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这样，严谨如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者，干脆以“想象的共同体”来为这个朦胧不清的局面下个脚注；在他看来，所谓“民族”根本只是某些人为了某些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而进行想象、塑造与动员的结果，因为即使是全世界最小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其大多数同胞。当然，尽管所谓民族或“民族主义”概念，仍然被许多人用来当作为凝聚群体向心力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这个名词的模糊性与不科学性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我们暂时不打算追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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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民族”概念如何经不起学术考验，但它的存在以及拥有影响力还是个没法忽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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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同意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看法，他认为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关于政权正当性的理论（提供执政者的正当性来源），此理论的基本主张是“种族界限不得超越政体疆界（也就是国家领土范围）”。它一方面可说是通过工具性角度来观察民族主义的结果，同时也延续了17世纪时霍布斯对人类“自我保存”本能的讨论，以及18世纪卢梭对社会契约与国家形成的看法；换句话说，正如经常出现在自然界其他物种身上的现象一般，由于严重缺乏独立自卫能力，一定数量的人类结合成团体来增加安全保障成为一个可以想象的合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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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说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大多数学者都不认为民族是种严谨而具有说服力的说法；但事实是，目前世界上似乎多数人还是持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观念，更何况还有一大堆政客从中推波助澜。那么，这些人心目中的“民族”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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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孙中山的归纳还不错，在此可作一个参考。他认为民族的组成其实来自客观与主观等两个层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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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也就是自然力）方面，首先第一个要素是“血统”，也就是大家身上都流着同一种基因的血液（这虽然是目前看来最能让人信服的一种论点，但是从人类迁徙与混血的更长远历史事实说起来，真正纯净的血统根本不可能存在），第二是“生活”，也就是大家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形态（这个说法几乎没有说服力，例如同样过着游牧或以农耕为主的生活，其实族群差异大得不得了；再者也忽略了人群间彼此学习模仿的本能，例如像近代全球的西化运动），第三是“语言”，也就是大家都采取同一种方式来进行沟通（这点看起来有些道理，不过，如果考虑到同一个种族里头的各种不同方言，或者许多前殖民地被迫采用他国语言而几乎忘了自己的母语，情况就不一样了），第四是“宗教”，也就是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且不论所有宗教都有普世主义的特质，这一点在多神论国家就行不通），最后是“风俗习惯”的因素，也就是大家都秉持类似的历史传统（其实这种说法光是对汉人就说服不了，且不说中国各省各地的差异那么大，即便是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的婚丧礼俗，也有着大同小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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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括号中的反面论点可以发现，其实当下所流行的一些民族主义看法都不太经得起考验；最后，孙中山也只能归结出主观的民族要素，此即“民族意识”，也就是说大家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民族，你认为是的话就是了。这就如同当下所谓的“美国人”概念一样，无论他们的国民原先来自世界何地，只要认同美国制度与社会规范，基本上就可以当个美国人。过去我们常讲“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其实是若相仿佛的开放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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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民族这个社会群体概念的出现，根源自人类在优胜劣汰的残酷环境当中的“自保”本能。由于无法完全克服生存挑战（其主要威胁来源先是自然界的掠食动物，接着是人类自己的同类相残），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当然是有必要的；对此，人类首先发展出“区隔”与“封闭”概念，借此以形成所谓我群（we group）意识，这也正是族群结构的发展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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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民族主义的对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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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说民族不过只是个“想象”下的结果，显然也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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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包括家庭与家族在内的“血统关系”，本来就是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互动模式；尽管前面曾经从迁徙与混血的角度，告诉大家真正“纯净”的血缘是不存在的（日本或韩国自称其血缘纯净度高达98%或99%以上，根本是夸大其词），但是，考虑到多数人类采取的“定居性”社会生活形态，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某一时期的某一特定范围内，某一群人确实可能存在着比起其他人更类似一些的特征。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拉长（经过几百或者上千年以上）与地理范围的扩大（例如直线距离超过上千公里），人群间的差异自然会变得愈来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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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除了考虑血统关系与生活形态所造成的结果之外，同时必须了解“情感因素”对民族形成过程的影响，这也正是孙中山所谓的“民族意识”概念。因为人类不但跟其他物种一样有着感情作用，甚至还因其思考与记忆能力更胜一筹，情感内涵也愈发强烈与浓厚；这就跟过去的左邻右舍一样（如果排除现代社会冷漠感的话），住在一块儿久了总是会有些感情。更重要的是，如果还存在着“外来刺激”的话，经由血统、生活与情感等因素所消极累积起来的集体意识，便会上升为具有政治性与对外性两种特质的民族主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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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例证当中，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相较于强者经常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四海一家学说与“普世主义”，所谓民族主义若非是弱者用来激发危机意识并进行自保的心理工具，至少反映出采取民族主义的社会正面临来自外在环境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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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在春秋初期由于受到蛮族入侵的威胁，有人便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五胡乱华导致黄河流域地区普遍受游牧民族严重威胁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也甚嚣尘上；至于法国为因应1789年大革命后导致各国可能联合干预的局势，也特别在《人权宣言》中声称“各民族均享有独立主权”，并于1793年通过全民皆兵的总动员法，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前述可以发现，由于受到外在环境间接或直接的威胁，其实不管是否属于同一族类，一致对外都是人类“理性抉择”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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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角色暧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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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各位只要注意“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这两个名词间的差异性就可以了。相较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仅起源更早，它所诉诸的对象也更现实，亦就是指一个国家里头的人民（事实上“民族”这个词汇的源起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早期指的都是人民），这反映出在多数社会当中，人群来源本来就具有复杂性的本质。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提示语中所提到的，19世纪所以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时代”，显然清楚地暗示了爱国主义在这段期间被升华到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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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一章描述的，欧洲自16和17世纪以来，便陷入长期混战的动荡局势当中，为因应乱局并保障生存安全，现代国家结构的雏形初步成形，也就是积极地调整政府、人民与领土等概念的定义，并发明了所谓主权观念。但这样的努力显然只着重在提升“由上而下”的效率面，并设法规范国际关系而已；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新挑战，人民能否“由下而上”全力配合政策，便成为国家能否应付国际竞争的关键。换句话说，人民的忠诚度愈高，国家的力量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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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底该怎么提高人民对国家政策的配合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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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孙子兵法》所讲的“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要想让人民接受出钱出力的政策要求，固然可以使用处罚等强制性的手段，但如果能让大家“心悦诚服”或“心甘情愿”，岂不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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