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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8 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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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暹罗最叫座最流行的东西之一，是一部非同凡响的电影，名唤Mue Puen。英语广告把这题目翻译为“The Gunman”（枪手），不过另一种或许更佳的译法当是“The Gunmen”（枪手们）。因为导演邀请观众思忖两个受雇于人的刺客——英雄和恶棍——之间的差异，他们一个为私人企业干活，一个为政府干活。在开始的闪回镜头里，两人被展现为一对战友，效命于中情局付钱的“秘密”雇佣军，在1960年代末的老挝作战；他们在那里练成了使用高性能自动步枪的神枪手。然而在一次惨烈的交火中，英雄受了重伤，被他那怕死的战友扔下，任凭敌人摆布。电影的故事正片被设定在当代曼谷，讲述了两位主人公以后的职业生涯。英雄有条腿严重残废了，形式上靠做理发师谋生，但我们很快看到，他暗地里是个收费高昂的职业杀手。他的主顾是富商们，他的枪下鬼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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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恶棍已成为曼谷都市警察一个名声远播的特种部队小组的头目。他精于将罪犯诱入陷阱，在那里以冷冰冰的、百步穿杨的精确性击倒他们。大众媒体通常称他Mue Dam（黑手），因为当他准备为雇主即政府杀人时，持枪那只手上招摇地戴着黑手套。换一个社会，他兴许就是某个暗杀小队的天然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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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向我们展现了杀手们的处境和动机，由此从道义上把他们区别开来。英雄已经被妻子抛弃了，照料重病的孩子的责任，也全落到他本人头上。谋杀是他唯一的手段，可以筹集到为小家伙施行昂贵的外科手术所需的款子。恶棍杀人是想补偿他对早年的懦夫行径的记忆，想获得媒体的关注，还想让酒鬼老婆佩服；他跟她的性关系明显是施虐狂的。因而他利用政府特许的杀手地位，满足各种令人厌恶的私欲。但是唯恐观众以为恶棍是一种疾病所致的反常情况，导演不忘给他配了个小警察心腹，后者在替政府暗杀中获得了更阴森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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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这样一部电影会在东南亚其他地区摄制，别说放映了。而且我想，就算在暹罗，除了1980年代，其他时间也做不到。特别有趣的是，泰国警方只是成功坚持对电影公开发行前的原始拷贝做了两处改动。英雄的大主顾不能表现为一个兼差的高级警官；被黑手枪杀的蒙面摩托车匪徒不能表现为年轻妇女。另一方面，这部电影受到公众喜爱，其中也有费解之处。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年轻观众会喜欢邪恶警察这种稀奇的电影场面。但是他们会喜欢一个为了金钱杀害“无辜者”的英雄吗，即便他是最卖座的明星索拉朋（Soraphong）饰演的？我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的受害者明显是中年男性、非常有钱（换言之即大资本家）的话。又假如银屏上之所见与泰国社会的当代现实之间存在某种共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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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实——或者准确点说，我此处关心的那部分现实——就是，1980年代暹罗的政治谋杀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特征，说来奇怪，该特征兴许是未来的一个好兆头。因为它似乎牵连着一个经久不衰的军事—官僚独裁传统的消逝，以及稳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政治系统的取而代之。为了更清晰地透视“枪手们”与急变中的泰国政治结构之间关系的轮廓，略述一下此前暹罗的政治谋杀模式大概有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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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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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历史的近代时期习惯上说始于1855年。那一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自由贸易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即自由贸易”这句不朽格言的创造者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用一纸条约，迫使泰国废除了有碍帝国主义经济渗透的一切实质性壁垒，把他的商业之神硬塞进来。[411]在1855年以前，政治谋杀的模式，恰好就是人们对这样一种社会可能预料的那样子：在该社会里，政治参与多数时候仅限于一个小之又小、主要是族内通婚的“封建”上层阶级。遇害者往往是这个阶层的成员——王公、贵族、廷臣、高官，大体上，他们的行刺者亦然。如果平民侍卫或军士参与其事，那极少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是遵恩主之命行动的。政治谋杀是一桩家族内部事务，父子相残，叔侄相斗，同父异母的兄弟阋墙。多数谋杀发生在皇城根下，那里是政治逐鹿唯一现实的竞技场。国家古风尚存，而且属统治者个人所有，所以在处决和谋杀、“国家”杀人和“私人”杀人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观念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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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1932年间，这种上层阶级内部谋杀的模式中止了，很可能是由于担心欧洲的政治干涉，也多亏了欧洲的经济介入。曼谷的政治领导人可能看到，在东南亚邻邦，统治集团放纵自己从事族内残杀，于是欧洲帝国主义者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借口进驻都城，确立法律和秩序，或者让一个“正统的”、听话的、要求拥有当地王位的人复辟。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下半叶飞速扩张的自由贸易经济，通过做大可分的馅饼，减弱了精英内部竞争的残暴性。（比较一下暹罗的经验和缅甸的情况不无启示：缅甸君主制最后那血雨腥风的几十年，被两次英缅战争夺去了它领土上一半以上的岁入基础。）这些环境状况一直十分稳定，甚至于当旧贵族阶层面对来自拉玛五世（1868—1910年在位）所创的近代官僚制的那些“新人”的政治经济挑战时，冲突都被滴血不溅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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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后，这才开始出现有几分类似1855年前的模式的某种东西。那时，自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在一起不流血的政变中被推翻了，政变是平民出身的军官和文官策划的，他们自称“民党”（Citizens Group）。[412]1930年代后期，重大的刺杀企图直指民党的两位最高军事统帅，披耶·帕凤将军和披汶·颂堪将军，这是他们圈内人干的；而这个依旧带有浓重的私人所有色彩的国家，则依恃“合法的”处决，施以暴戾的报复。到这时，对这样的杀戮会招致外来干涉的现实忧虑已不复存在，因为帝国主义列强连他们长期享有的治外法权都正在放弃。与此同时，立宪君主制的草创——以及创建新（比方说，披汶）王朝在二十世纪的不可能性——原则上意味着，有远为广泛的社会集团参与政治经济支配权的斗争。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当1932年民党的残余分子、他们的追随者和某些潜在继承者内部的暴力冲突喷涌而出时，这个模式变得愈加明晰。我们可以把1949年3月3日对四位前内阁部长的暗杀当成这一时期的典型，他们全是来自贫困的东北部的文官，却被警察总监炮·西耶侬的凶残asawin（“武士”）杀害了。[413]这四位遇难者跟炮·西耶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们在首都遇害；他们之死无关乎广义上的阶级冲突甚或地区冲突。正如1855年前的时代那样，若问这谋杀是政府还是私人所为，那几乎是不着边际的。的确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过程介入进来；但是即便有，我们从这一时期所谓弑君者审判中对清白无辜者的依法处决可知，法律机制轻轻巧巧就移用于私人谋杀。[414]不过这种看法也没错：炮·西耶侬和披汶掩盖这些谋杀的笨拙举动，说明他们意识到二战后政治公众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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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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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靠1958年政变上台的陆军元帅沙立的专制政权下，政治谋杀一如现代泰国史上其他诸多方面那样，呈现出新的特征。[415]在他这个时代，政治谋杀受害者的范围向外向下扩展，而凶手比以往更清楚无误地变成了政府本身及其雇员。下列处决提供了这种变化的事例：1958年处死五个“臭名昭著的”纵火犯，1961年处死两个左翼的前议员，1962年处死一个号称的共党首领。[416]这些受害者完全处于沙立精英圈子之外（他可能从没见过其中任何人）；他们都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都是由公认的国家代理人公开行刑的。[417]这些杀戮的真正原因，不过是要向如今是全国性的报刊读者和广播听众们，以及潜在地向选民们，树立沙立的绝对独裁者形象。[418]换言之，这些杀戮是以一种公共关系精神与大众传媒风格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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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受众群（政治谋杀需要演给他们看）的出现，也意味着别的某些政治杀戮必得对他们保密。1971—1972年在博他仑府发生的红油桶（Tang Daeng）屠戮案件，就是这个悖论的恰当例证。[419]这些屠杀，意在恐吓有同情共党嫌疑的当地农民群体，但全国受众是无法接受的，对后者，即便沙立继承人的军政权也感到多少要强装尊重。类似地，作为1973年10月军政权垮台（见下文）的直接后果，学生活动分子得以披露地方层面公开、全国层面保密的班那赛（Ban Na Sai）事件，重创了国家安全机构的合法性。[420]作为法律的国家与作为机构的国家之间的醒目裂隙正在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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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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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立、他侬和巴博时代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泰国政治两大新型参与者的异军突起。其一是泰国共产党（CPT），自1965年后，它在国家的外围地带开展日渐成功的武装斗争。[421]泰共领导人不属于旧式的都城政治精英，也不企图直接参与都城政治。他们小心翼翼地待在国家刽子手的势力范围以外。他们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从事斗争，那些地区传统上近乎毫无政治价值，但在如今这个按领土界定民族—国家的时代里，它们渐渐被国家接纳为重要的政治舞台。由于泰共在许多乡村共同体里成功动员了低地农民和高地少数族群——其实就是让他们参加全国夺权斗争，这些人开始加入政治杀戮的潜在受害者行列。在政府平叛运动的早些年里，针对乡村人口的暴力（包括谋害）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机构本身的特权。但是当冲突深化、泛化时，随着泰共的武器不单攻击政府的官方使者，还攻击政府的当地民间支持者，于是在谋杀领域的“国营部门”旁边，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私人企业”部门。在东北、北部和南部，自发组织的治安团体、村子里的无赖、赚外快的保安人员，诸如此类，纷纷开始加紧活动。枪支的前所未有的可获得性（全仗了美国对泰国军队和警察的援助，以及美国在老挝的“秘密战争”），大大加剧了农村政治中的暴力水平。[422]特别要紧的是，有数量可观的农村和小镇的泰国人，他们在美国人的钱够用时被征入辅助正规军的安保部队，一旦钱花光了就复员。[423]复员则表示他们不再受雇于政府；但是他们将军事化的态度和恐怖主义的技能带回了私人生活，我们将要看到，那种态度和技能在1970年代开始获致真正的商业价值。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最后一点是，中情局的秘密部队是一支雇佣军，它的新兵完全就是这样理解它的。这样，我们或可说，雇佣枪手这个职业——对暹罗而言一个崭新的职业——直接源于美国打的印支战争，因而自始即带有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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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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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治的第二个新参与者可以统而言之为官僚制外的资产阶级。它的起源是泰国华裔商人与商贸社群，他们活跃于曼谷、春武里、北榄和兴盛的南部的几个市镇。[424]在1940和1950年代，他们还人少财薄，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尤其因为许多情况下，同化的过程尚未完成）。然而到1960年代初，完全同化的一代泰国华人正值上中学、大学的年纪，那时恰逢越战带来的大繁荣如火如荼。他们及时赶上了利用196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利用繁荣带来的就业大扩张和多样化。[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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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在历史上从未如此被洪水般涌来的外国经济资源所淹没——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对军事基地和战略性基础结构发展的资本投资，也是由于美国对泰国政权的直接援助，以及日本和美国在一个低工资、无工会社会里的大量私人投资。这一洪流有三个尤可注意的后果。第一，它绝非一股脑集中在首都区域，而是对东北部、北部和南部许多地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较大影响。第二，它促成了一个商人阶层的浮现，他们远不像旧式的泰国华裔商人那样同现代官僚针锋相对。这个阶层的领导者中间，有大宾馆、购物广场、汽车经销商、保险公司，当然还有银行的所有者和经理人。[426]这些人穿戴得像官僚，挨着官僚住在新郊区的住宅群里，进餐、聚会、购物、旅游，都是官僚去的同样地方。1960年代以降，他们越来越多地出于一个单一的公共机构——大学。第三，它与泰国华人银行系统的闪电般兴起配合无间，而且实际上可能是这种骤兴的主要原动力。这些泰国华人银行没有被日本和美国巨头挤到一旁。的确，它们受益于外国人所面临的掌握泰语和汉语上的困难（这些语言令人生畏的书写就更甭提了），敏捷地动手开发国内资本市场。它们很快发现，在这繁荣岁月里搞好地方业务大有赚头。1960年代早期，大多数府会城市里最最宏伟的大厦是府尹办公大楼，那是支配着泰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旧官僚统治的象征。十年后，泰国这许多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建筑，在壮观的玻璃—混凝土—大理石高楼面前黯然失色，曼谷大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就驻在那种高楼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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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议会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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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官僚体制外的资产阶级的兴起。第一个、也是很常见的角度强调为数众多的知识青年的出现，他们中有一部分使全泰学生中心（NSCT）在1970年代初一时成为可怕的政治力量。早在1960年代末，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像先前的大学生那样，被官僚机构接纳。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置身于传统上是为新一代统治阶级承担重任预作准备的机构里，所以他们觉得有参政的自然权利。他们许多人如今来自外地各府，就此而论，他们期望不仅在曼谷，也在他们最终成就的职业生涯的任何地方，行使那种权利。这样，地区上出现非官僚的、重要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就有了现实可能性，这在泰国史上尚属首次。第二个不那么常见的角度主要关注小镇企业家的实力增强，他们有的独立经营，有的给首都大公司做代理，以银行信贷与地方生活普遍快速的商业化为基础壮大起来。在多数地方市镇，这类人很快赚得堪与驻在当地的政府官员相匹敌的收入，进而养成相仿的生活方式和地位派头。而且，既然官员会常规性地调任别处，而他们无须如此，他们就打下了坚实的地方根基——社会根基和商业根基。这些根基要产生地方权力，唯一必要的是，中央政府机器的统一和权威——那是地方官员的后盾——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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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断裂”随着1973年的民众运动到来了，10月14号，那场运动以他侬—巴博政权的垮台而告终。[427]诚然，要不是国王和军队统帅吉·西瓦拉（Krit Sivara）将军的高层派系干涉，这个二头政治原本不会垮台。但是吉·西瓦拉搞掉他的长官，不靠政变，靠的是给学生和知识分子——联合了曼谷的人民大众，包括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部分——的行动主义煽风点火，这个事实显示，他本人认识到传统形式的“合法性政治”不复可行。国家变化太大了。1973—1977年间的事件表明，纵使反动集团依然强势，这种认识甚至在国家机构内部也在周流蔓延，结果该机构不能以其先前的目的统一性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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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孕育而生的是那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系，我们所熟悉的议会民主制。这是一切壮志凌云、富实自信的资产阶级感到极为惬意的那种政体类型，恰恰因为它最大化了他们的权力，最小化了他们对手的权力。如果我们认为1973年是暹罗的1789年，那么我们可以在某个单一视角内观察整个后续时期（直至今日），那就是资产阶级斗争的视角，这个阶级努力发展和维持它的新政治权力（以议会形式制度化了），防止左右两派、民众和政府机构的威胁。这十六年间政治谋杀的模式充分证明这个视角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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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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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大概可以合理地分成两段：1973—1978年，1978—1989年。第一时段是极不稳定、极不确定的时段，摸着石头过河的资产阶级处在一种外露的矛盾地位上。一方面，它需要民众的支持（理想情况下主要通过选举机制传达出来），以便强化它的正当性和权力，防备军人和文官。在这一斗争中，“民主”是一件在国内有威力、在国际有令名的武器。另一方面，它也感到需要政府机构镇压性武器的支持，以便遏制城市地区的“民众过激行动”，跟农村地区新兴的泰共战斗，而且考虑到美国在印支地位的急剧衰落，还要保卫民族—国家不受东边共产党统治的新邻国侵犯。[428]在第二时段，资产阶级的主要问题是抵挡安全机构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右分子的种种图谋，这些人企图利用“外部威胁”，诉诸假平民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公共修辞，重获他们旧日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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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的成功斗争中，报刊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首屈一指的是流行报纸《泰国日报》（Thai Rath）的重要作用，它拥有全国性的庞大读者群，代表了另一种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与议会制度或旧政权的国族—国教—国王口号所想象出来的民族共同体并排在一起。多数报刊即使不是明确反对军人—官僚的图谋（更无论政变），至少是疑虑重重。毕竟，成功的报纸是大型商业企业，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读者的心声。相应地，这一时期报刊的角色可视作新资产阶级政治优势地位的盟友。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对它的权力变得如此自信，对议会制度在保护它自身利益方面的价值如此肯定，以致表现得愿意容许本阶层中存在暴烈的内部竞争。我们在1980年代目睹了议员遇刺的奇特壮观场面，暗杀他们的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军事独裁者，而是其他议员或想做议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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