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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十章 腐败和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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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因为关注人类生存的兴衰沉浮和复杂性这一倾向，弗格森的著作特别强调文雅时代的缺陷。这种倾向暗示他反对进步。但实际上，他的态度比这更微妙和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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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弗格森也非常关注文明衰落与此相随的政治腐败的主题。但是弗格森方法在两个重要方面与那个时期的许多其他思想家有区别。首先，他是在线性的而不是循环的或者轮回的历史编纂背景下表达其关注，因而他对进步的态度总体上说是积极的。其次，并非以宗教的或者严格尚古主义的腔调进行道德教化，他对于现代生活的病症的诊断是非常深刻、复杂和有先见之明的，特别是他对专业化的影响以及社会亲密性，友情，社会与道德资本的削弱的原因的研究。政治的退场（political demobilisation）和社会的崩溃成为摆在弗格森面前的核心问题。他的关注预示了“过度理性化、非人化、原子化、异化和官僚化”等引发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家们注意的问题，[1]他与涂尔干、滕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也常被注意到。[2]弗格森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作为一位道德学家，而且作为一位致力于理解社会变革之动力学和影响的早期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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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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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相信，公民美德是现代性的代价，并且只要道德衰退的信号没有在还来得及补救之前被发现，专业化的增进、过度扩张和享乐主义所造成的公民美德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毁灭。帝国主义和劳动分工导致官僚化，它严格地限制了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而新的商业伦理抹杀了公共情感。堕落的国家将市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既没有参与的技能，也没有参与的热情。[3]专业化使个人疏离于公共事务，［162］因为它会逐渐肢解人的个性。同时，私人和公共领域也将更加严格地区分。“共同体的成员可能……疏于联络感情……除了贸易的事情之外也没有公共事务需要办理，在这些贸易的事情中民族精神是无法施展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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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弗格森对于衰退的关注并非他自己的原创。古典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修昔底德和塔西佗以及他同时代的人如吉本都关注这个问题。像吉本一样，弗格森也认为产生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暗含着对“文明”的破坏。[5]但是，正如布鲁尔指出的，《文明社会史论》是“第一次对这个悖论进行广泛的研究”，这也是马克思赞扬弗格森的成就并错误地将他视为斯密的老师的原因。[6]福布斯也发现了弗格森的这个悖论，他指出，《文明社会史论》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公民人文主义和19世纪对异化论题的关注之间搭建了桥梁，标志着思想史上的一个“十字路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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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示这些变量比如劳动分工，过度扩张等的因果关系上，弗格森确实预见了众多19世纪社会学的关注，尽管，典型地，他是在公民人文主义对公民身份和德性的关注中找到自己的灵感的。[8]然而，这个事实不能改变他的阐释的原创性和重要性，因为他将这种灵感转化成了一种独创的方法，一种产生了“有深度且重要”洞见的“经济社会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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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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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所处的时代，苏格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在经历剧变。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商业社会，[10]尽管在18世纪的苏格兰，资本主义还并非主导性的经济模式，[11]但弗格森见证了［163］它的到来，他非常了解它对不列颠以及其他国家的渗透性影响。[12]他目睹了苏格兰高地农业经济的激烈变革，及其给乡村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13]下列这些工业变革出现时，弗格森正好在场：劳动的机械化和专业化（1745年以后，低地地区引进了机械工业）；[14]生产量极大提高；大规模工厂的出现；制造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城市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15]制造业人口分化为所有者/雇主和工资劳动者、工人，不列颠大体上从一个农村社会变革成一个城市社会。[16]尽管“工业革命”对于弗格森所见证的变革来说还是一个太过宏大的术语，但“前工业化”或“初始工业化”肯定能描述18世纪中期苏格兰的状况。弗格森清醒地认识到了劳动过程和与之相伴的社会关系变革的方式。因为劳动者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拥有生产工具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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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其机构越来越集权是弗格森关注的另一个问题。除了帝国官僚体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和扩散这一更为一般性的趋势之外，还有两个主要历史事件肯定也增强了这种关注。第一，1707年的《合并法案》意味着苏格兰议会的解散，从而远方政府的加强。第二，苏格兰作为军事力量的衰落伴随着伦敦军事力量的不断中央化和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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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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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处在老年期的观念在17世纪非常普遍，[18]而退化的观念在18世纪依然非常流行。[19]但对退化主题的关注其实已有几个世纪之久。对科学进步的信心和对道德堕落的担忧之间的张力在很多古代作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其中包括柏拉图、塞涅卡、卢克莱修和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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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弗格森与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观点一致，都认为道德的堕落往往尾随着伟大而来，而在繁荣的帝国发生政治衰退的可能性更大。[21]他赞同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中的观点，即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可以追溯到廊下主义的衰落和伊壁鸠鲁主义的流行所导致道德败坏。该观点认为，共和国晚期的伊壁鸠鲁主义代表着享乐主义和私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善。[22]正如谢尔所指出的，弗格森认为，“伊壁鸠鲁主义和恺撒有关，廊下主义和他所挚爱的加图有关。弗格森指出，恺撒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和他对政治享乐的伊壁鸠鲁式欲望有直接的联系”。在弗格森看来，伊壁鸠鲁主义对廊下主义的胜利在下列时期达到了顶峰：也就是为加图和马可所支持的美德共和国毁灭，因罗马公民的道德衰落而成为可能的专制得到确立。[23]他指出，他的《罗马共和国兴亡史》应该被视作所有富裕国家的道德教训，特别是不列颠，[24]它是商业最发达和最先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在弗格森的著作中，对于这些发展所造成的进步的乐观主义随处可见，但这种乐观主义也被对进步潜在的负面影响的深深担忧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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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在观念史上注意到了我们的期待和进步的实际经验之间的相关关系。反过来，当进步放缓时，期待也会降低，作家们开始关注堕落的问题。因此，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我们发现波利比乌斯、西塞罗和塔西佗都关注堕落。[25]但是不列颠在弗格森的时代迅速扩张，并且似乎没有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毋宁说，普遍关注的是德性的耗散，这是18世纪政治哲学最紧迫的问题之一。[26]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仅仅是体现在学术著作、出版和大众读物中的英国人对国家堕落问题的关注一个例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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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有人认为，斯密对商业时代也表现出“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28]但斯密的保留意见比弗格森少。后者对商业化的潜在危害的关注贯穿其一生，并且他比任何苏格兰同辈都更加意识到“商业精神”的出现所造成的公共危险，即社会堕落为“暴政”的危险。他公开声称写作《文明社会史论》的目的是“描述有可能导致政治奴役的精神萎靡……和国家衰弱。”[29]弗格森在其《文明社会史论》、《罗马共和国兴亡史》、《道德哲学要义》、《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以及论文集和小册子中详尽地解释了这些后果的原因。文明时代的新繁荣带来了舒适和“便利”，但它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毁坏。历史上满是经历过“自动变得默默无闻，软弱无力”的情况的国家。无需惊奇，人们往往认为“社会进步至我们所谓的国家伟大，并不比它们退回到虚弱和默默无闻的状态更为自然”。将“年轻和年老的意象”应用到民族上似乎是完全合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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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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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尊崇古代的波利比乌斯努力区分帝国衰败因素的谋划。后者认为，存在两种来自于自然原因的可能的衰落之源：“外部的”，它没有“固定的原则”以及“内部的”，它是按照可预期的或者“规则的次序”而产生和发生的。波利比乌斯描述繁荣而安全的“共和国”的典型模式，这一共和国如果长时间享有“霸权和毫无竞争的主权”，必将以公民的放荡而终结。[31]弗格森将后一种内生的衰落类型视为他关注焦点，宣称“没有一个国家遭受的内在衰落不是因为其成员的邪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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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采纳了波利比乌斯有关堕落一词的用法，就像马基雅维利和大多数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33]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堕落”（corruzione）代表了政府性质的任何形式的退化，并且它不仅［166］影响到个别的人民，而且在盛行的态度和行为趋势上影响到整体的人民。[34]弗格森告诉我们，当公民的行动本性失去了“激发其精神的目标”，“民族就不再杰出了”。一个健康的国家建立在，并且主要表现为活跃的公共利益以及对市政事务的广泛参与。放荡很快使这种精神衰退。[35]对于政府来说，称职甚至对于确保令人满意的物质繁荣都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积极地争取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36]历史教导我们，那些政治冷漠程度高的国家极易为独裁者所算计。弗格森最担忧的是任何可能造成“军事政治”的独断统治或者使其成为必需的条件。这种担忧长期存在，并且在他所有公开出版的著作和私人通信中反复出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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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将堕落与那些削弱“公民的”和“政治的德性”的条件的变化相联系，也就是专业化、过度扩张和享乐主义。[38]他对现代堕落的病原学分析与他对罗马共和国衰落的原因的观点有关，而后者都可以追溯至伊壁鸠鲁主义对廊下主义的胜利。伊壁鸠鲁主义教人挥霍，描述了一个无神的由偶然性支配的世界，将道德还原成享乐主义并教导人们“所有的善都是私人的”。忠诚于伊壁鸠鲁主义的原则导致了挥霍和毁灭。[39]相反，对现代社会疾病的治疗有赖于廊下主义的教导。[40]弗格森对这种堕落的来源和本质的详尽解释，展现了一颗应对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带有道德说教色彩但也细密的心灵。美德的消失是致命的，因为与斯密或曼德维尔不同，弗格森并不以财富、军事力量或人口水平等数量型指标来判断社会繁荣，[41]而是以其公民的道德和性情的廊下派指数（the Stoic index）为依据。[42]这里蕴含的重要潜台词可能是，那些赞成《合并法案》的人不爱国并且唯利是图。［167］在苏格兰流行的观点是，联盟产生于“苏格兰领导阶层的堕落”，他们接受了财产和其他回报（例如，贵族地位）的贿赂而投票赞成。[43]但他似乎赞同这一更为善意的观点，即苏格兰的领导人已经甘愿接受联盟，或者最坏的情况是，为英格兰所迫（它威胁“禁止苏格兰在贸易中向英格兰出口重要的物品”）[44]将苏格兰的经济福利放在其独立性之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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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弗格森认为活跃的公共利益和参与是一个健康国家的主要特征。鼓励政治和军事参与（因而公民道德）的能力是良好统治的真实指标。[46]虽然斯密遗憾地承认随着商业主义的出现，公民美德减少了，[47]总体而言，他似乎相信物质的繁荣具有道德和存在论上的优先性。美德和公民身份尽管都非常令人向往，但不得不为了进步和财富而牺牲。弗格森则更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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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商业、疆域、技艺知识，当它们被人们适当运用时，是自我保存的手段，也是力量的基础。如果部分没有做到，那么国家就会变弱；如果它们全部没有得到运用，那么整个种族都要灭亡。它们的作用在于保存人数，而不在于构成幸福……但当它们用来保存怯懦的、沮丧的、卑贱的民族时，它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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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和弗格森在腐败的问题上主要的区别在于，斯密的观点本质上是早期的自由主义和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49]而弗格森在谨慎地拥抱这两种观点时，不情愿放弃公民人文主义的诊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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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凝聚力和规模问题：“失范”、帝国主义和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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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萎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小规模共同体成长为非个人的、笨拙的城市和帝国。实际上，弗格森猜想，在所有趋向专制的路径中，过度扩张是最确定不移的。[50]［168］这可能是军事帝国主义的有意行动的结果，也可能更为自然地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刺激了人口规模的扩大并导致城市发展。这两个进程都会导致过度官僚化、过度集权化、社会迷失以及我们现在所称的“失范”情况。当这些条件与以契约为基础的市场社会和利润动机相结合，破坏性的潜力将进一步加剧。弗格森警告，这些因素的结合是专制，最终社会和经济全面崩溃的前奏。文明不只是根据文化、技术和经济上的发展的定义，也是根据共同体的情感来定义的。然而这恰恰是当文明国家走向衰落时所失去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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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弗格森所阐述的过度扩张的影响肯定预见到了19世纪社会学的某些关注，需要注意的是，弗格森公开的灵感来源于廊下主义对同情同感（sympathia）和社会亲密原则的关注，其后，他将其运用于“当代的”条件，以产生更现代的效果。为个体社会的出现所困扰，他怀旧地想起小的部落社群的黄金时代，在那些部落中“人们友善的交往，即使处在最为粗粝的状况，也充满了感情和快乐”。[52]他偶尔（或许并非故意）带有尚古主义色彩，就如他颂扬亲密的社会，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古代雅典、塔西佗记录的德国以及当时的人类学家对“野蛮”社会的记录。在上述所有的这些社会中，公民享受基于自发的感情而非基于职责或期待回报的关系。[53]与未开化和野蛮时代的公共精神相比，支配文明和市场社会的精神是个人主义、竞争和法治主义，在这里，社会关系为契约和对利润的追求所界定和限制。相对于斯密对进步的相对乐观，弗格森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心理和社会成本比较悲观。他为马克思的商业化对“社会本质”的影响的观点做了铺垫，他提出，在文明的国家中，“我们有时会发现人类是一种孤立的、寂寞的生灵”，“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与他人竞争的目标，并且为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不惜像对待牲口、对待土地一样地对待他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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