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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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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部马克思之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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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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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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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最后这一部分介绍了许多困扰着20世纪的悲剧和焦虑，但它并不是一曲哀歌。本部分的论述也不限于在20世纪才变得重要起来的问题，或在20世纪初露头角的思想。在考虑欧洲帝国主义在促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方面的作用时，不能把帝国间的竞争视为19世纪末突然出现的现象。18、19世纪的政治有很大一部分是帝国政治，正如英国与包括西班牙和法国在内的欧洲列强之间自16世纪开始的无休止的冲突追根溯源均起自帝国的竞争。不过，欧洲的全球霸权在20世纪达到了巅峰，在20世纪的下半叶，欧洲的帝国又开始了迅速的、经常是暴烈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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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现象渊源较浅，常常是昙花一现。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梦想与宗教运动（也许特别是天主教会）的野心有些相似，因为教会也企图把信徒的生活全部控制起来；但前者的野心是世俗的。把教会与政党相比拟毕竟并不十分恰当。我们会看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教会与国家曾结成过不幸的联盟，但是，要想弄懂这种联盟，埋头研究中世纪神学不啻缘木求鱼，应该研究的是19、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保守派对它们的反应，以及骤然发生的工业化和政治现代化对适应不良的社会产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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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是政治思想史，不是政治史，但是下面的章节强调了工业化的作用以及伴之而来的人口变化对人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对每个人看待新世界中政治与社会可能性的方式的影响。只要读过20世纪早期的政论著作，都会注意到里面提到的现代社会的“大”。不管是工厂、轮船、公寓大楼，还是跨越天堑的桥梁，一切似乎都变得比以前更大。大工厂的产量比以前高得多，商店出售的货物种类比以前多得多，报纸的读者群比以前任何通信形式的受众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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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引起的反应各种各样。各类保守派抱怨说，现代民主只靠数量唬人，质量却不敢恭维。满心焦虑的自由派不知道怎么使“大”社会变成“伟大的”社会。他们的焦虑至少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担心个人在人群中会丧失自我，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觉得自己不过是工业机器上微不足道的螺丝钉，选举领导人的时候，自己只是投票站的一个号码。第二种是担心政府无力管理现代工业社会这部巨大而复杂的机器。经济的兴衰似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能力；经济衰退到来时，造成的不仅是生活的困苦，而且还有劳工骚乱和一个更大的危险，那就是工人阶级可能会发动暴动来推翻一切，摧毁财产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惨烈——事实证明，这个危险并不像左派所希望的和右派所害怕的那么大。第三种担心则正好相反，害怕政府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控制太过有效，或者是通过法西斯主义政权那种残暴的手法，或者是采用与古罗马的“面包加马戏”相似的收买人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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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很少会灰飞烟灭，完全无可挽救。有些过去的科学理论不再是科学，成了科学史中的掌故；而政治思想即使遭受同样的命运，也还是能够在后世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致像日心说天文学和托勒密本轮学说那样完全被束之高阁。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原因；它们也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重要因素。第一个原因是，人是历史动物。我们因自己对各种主题（无论是《旧约》各书的内容，还是国会议员的名字）知道得不够详细而汗颜。然而，对现行制度的由来以及它体现的道德和思想上的坚持，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按比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知道大宪章的实际内容，就有几百人相信，今天的公民自由以某种方式来自这份文件，如果有一个人知道雅典人在公民大会的投票方式，就有几百人知道，我们为之自豪的独一无二的合法政府形式的名称是他们给的。不可能想象人能与历史完全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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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不仅是汲取先辈的智慧，还经常意味着了解过去的思想的恶，无论它表现为何种形式。我们希望自己比前人更加明智，更加宽宏大量，或至少更加注重良知。我们不愿多想现今政治制度的血腥起源，也不想猜测是什么心态使得前人犯下了那些残暴的恶行，尽管我们是多年后的受益者。我们借以试图了解自己和自身处境的思想有些完全是近代的，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但我们仍然对这些思想在古代的前身深感兴趣，不仅因为它们是今天的科学在历史上模糊的身影，而且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今天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弗洛伊德自己也同意，诗人和剧作家从来就明了被他阐释为科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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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人是历史动物，第二个原因则几乎截然相反。虽然如今的社会与过去千差万别，但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尽管问题的规模不同，人类应付困难的能力至少在物质方面也比以往强得多。如果把国家或更广义的政治制度视为制度性工具，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用来抵御内忧外患，确保人民生活无虞，把下一代培养为好公民和政治社会的忠实成员，并维护社会的道德与精神文化，那么它们的确执行了这些任务，除了力不从心或完全无能为力的“失败的国家”。今天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公民团体的成员各自应做出多少贡献这种责任分配的问题仍然是引起激辩的主题。今人对正义不同概念的辩论不会使亚里士多德吃惊，尽管现代国家的规模肯定会使他惊讶莫名，更不用说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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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本书最后这些章节始终显示了技术上弃旧从新与意识形态、哲学和政治上连绵永续之间的对照。也许可以断言，国家主义的实验已经失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任何推行斯大林式指令性经济政策的计划体制都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人们仍在思辨如何既保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关注必然会落在后面的人的福祉，或如何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却又不致打开通向独裁的大门，或如何促进和平，同时又随时准备打仗。在一个有着70亿人口的世界上，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似乎是史无前例的。毕竟，我们掌握了足以灭绝全人类的武器；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星球毁得无法居住；我们可能会耗尽资源，为争夺石油、水源或可耕地大打出手，使人类再次坠入黑暗时代。然而，虽然我们今天破坏地球并连带损害人类的能力远远超过了20世纪前所能想象的程度，但是对遭受损害的个人来说，其实古今并没有区别。身处蒙古铁骑经行之地与陷在B-52轰炸机的目标区同样恐怖，过去的社会同样因过度放牧、水土流失和耗尽资源而吃尽苦头。如果国家存在的目的也包括解决人的行为造成的副作用（这是个人和较小的群体所无法做到的），那么本书开始时提的问题就依然存在。我们该如何治理自己？我们该集体采取何种行动来解决我们集体造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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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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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二章 20世纪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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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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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通常写到19世纪末即不再继续，这种做法很有道理。时间过得愈久，对事情看得愈清楚，说出的话马上被事态发展证明为愚蠢不堪的风险也大为降低。下面的几章采取的是另一个视角。早已作古的思想家的意见经常比现代人的观点更加新鲜中肯。支持风云变幻的雅典民主的人与崇拜稳如磐石的罗马政制的人之间的辩论仍如火如荼，我们（指现代西方）想尽量在两者之间达成调和。我们想让普通公民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有尽可能大的发言权，对统治者有更大的控制权；但是，和研究雅典派系分裂、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的各场灾难的观察者一样，我们也担忧，普通公民一旦被意识形态或宗教激情冲昏了头脑，或受到煽动者的蛊惑，或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惧，不知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来。一本叙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畅销书以“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为副标题1，并非无的放矢。在一定的条件下，普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可能会犯下同样的暴行。事实上，许多英国人对待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人民，还有美国人在向西扩张时遇到北美印第安人时，也都十分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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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与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一样，深感政治秩序的脆弱。过去的一个世纪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的地区冲突；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本来对自由与繁荣满怀憧憬，却梦想破灭；文明国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暴行；最近还出现了有些国家运作不灵几近灭顶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对秩序的渴望也会构成危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满怀恐惧与愤怒的人与渴望安宁生活的人结为同盟所产生的可怕后果。1918年后，刚实现民主化不久的欧洲拒绝了民主。意大利转向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德国在1933年投票选举希特勒上台；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成立了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权；就连法兰西共和国也采取了若干非民主的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时刻提防敌国间谍或恐怖主义，结果是公民自由遭到蚕食。拉丁美洲从军人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本来就十分缓慢，其间又发生了专制政府为避免实际或假想的叛乱威胁而出手干预的情况，以致数度流产。在非洲，军人干政，建立军人政府以防政客把公共财产转入亲朋好友的腰包，自己却同样将国库的财富纳入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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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似乎对政治没有好感。政客名声不佳，老百姓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不是无私地追求共善，而是趋炎附势，讨好富人，牟取私利。许多人不想要政治，只想要高效的良性管理。人们合理地认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对各种政治可能性的探索已经到头了，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协商的决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对这一观点做了权威的表达。2贝尔这本书的主题是他所谓的政治思想的枯竭，这里的政治思想主要指激进的革命思想。书中对英美等国政治文化的看法不太乐观。失去了乌托邦式的向往的确是一大损失。不过，该书似乎暗示，战后西方日益繁荣的社会达成了坚定的共识，认为当今的政治（或半政治）任务是明智地管好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治的作用是对政策进行微调。不同政党之间没有不可弥合的深刻分歧，而且这是好事。政治家起着桥梁的作用，把大众与管理人民福利的政府联系起来，这个作用至关重要，但并不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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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知，进步与和平均非势在必然，两次世界大战更让我们看到，人在某些情况下会犯下多么残暴的行为，所以，我们的远祖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对心灵的描写与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差别不大，在《理想国》中提出的纠正混乱的办法与赫胥黎的讽刺作品《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噩梦也相去不远。霍布斯把自然状态称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此言用来描述当今世界简直准确得可怕。今天，核国家各自拥有的能力意味着它们若要“赢得”战争，就必须首先发动核打击，使几百万人瞬间化为灰烬。洛克呼吁的宽容仍然为当今时代所急需，尽管他当时所说的国家遭受的最大危险不过是偏见与愚昧。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宽容都被嗤之以鼻。自奥古斯丁开始，每个论述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作家都会提及人的焦虑，但很少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直言不讳。即使在并非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前辈的理论也是历久弥新。亚里士多德没有探索过人的心灵最黑暗的角落，但他提出了社会该如何平息阶级间战争的思想，这个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政治社会学家重新发掘出来时，看起来简直就是专为应对当时的情况而刚刚提出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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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及后面的五章是主题性章节，不按时间顺序排列。本章剩余的篇幅将探讨有关大众社会的思想，以及将政治视为精英阶层动员或安抚大众的手段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下一章探讨同样的主题，但结合了20世纪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化运动的背景，而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化运动又引出了民族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的问题。帝国主义这个20世纪的现象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有一位早已作古的思想家就此提出了惊人中肯的意见，他就是16世纪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修士弗朗切斯科·德·比托里亚。接下来将讨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实验的成与败。事实证明，它们倡导的国际主义与平等主义对全体人民来说，比不上民族主义那样一呼百应，对个人来说，比不上个人致富那样受到拥护。尽管如此，恰恰是一种大为淡化的半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但革命经常导致独裁与极权政权，所以，下一章之后的第三章对革命与极权主义本身进行了探讨，重新审视了1789年前后对革命的理解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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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于是自由民主的政府形式和（大异于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没有了一种显著不同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与之抗衡。但20世纪最坚定执着的思想家对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一律反对。不过，也有严肃的政治思想家站出来捍卫自由民主政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福利资本主义。倒数第二章讨论了他们的观点。书的结尾处又回到了开头。雅典政治思想家思考政治，是因为他们目睹城邦的内患外乱，看到创立一个能够维持城邦间和平的总的秩序是多么困难。他们没有考虑过能否在全球的规模上建立这样的秩序，但我们对这个问题避无可避；其他无法避免的问题是：给今天的世界造成更大危险的是不是战争以外的威胁？这样的威胁在政治上能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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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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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民主”一词不再具有消极的政治含义。但是，民主尽管在世界上日益普及，却丧失了大部分内容，几乎没有一个政权不自称民主。统治精英只要声称自己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并致力于促进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能为自己加上“民主”的头衔。在此我们按照通例把自由民主称为“民主”，不加形容词，仅偶尔指出，它们严格来讲是混合型平民共和国，是代议制民主，不是杰斐逊所谓的“纯粹”民主。这样的解释并非迂腐地咬文嚼字；20世纪的一大焦虑就是如何维持自由民主。许多撰著者认为，要维护稳定，老百姓在政治中就只能发挥有限的被动作用；追求更加纯粹的民主形式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4换言之，他们担心，对“纯粹”民主的渴望带来的不是杰斐逊希望的社区政治，使邻居们得以聚在一起讨论社区的事务，而是纽伦堡集会[1]，由独裁者蛊惑大众，煽动起对独裁者所谓的敌人的仇恨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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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大众社会”最严重的担忧，尽管远非唯一的担忧。大众社会的概念没有清楚的界定，位于政治上不同位置的人都对它表示过忧虑。那些忧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思想，认为老百姓要么一直是，要么刚刚变为，要么不久就要变为“大众”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明理、进取、与自己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利益攸关的公民。如果“人民”成了区区“大众”，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肯定不在其列。大众社会在政治上可能是死水一潭，老百姓只顾过小日子，把社会事务交由政治和经济精英去管理；如果代议制民主尚存，统治精英就明白，要保住大众的支持，必须维持和平与繁荣，所以他们会像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通常做的那样，注意照顾大众的福利。如果国家的状况不妙，大众可能会受左派或右派煽动者的蛊惑，加入国内的叛乱或镇压，或者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冒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