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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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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五章 法西斯主义与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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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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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先回顾在第二十三章提及的关于大众非理性主义的一些焦虑，并用它们来解释20世纪中期为何出现了扭曲了欧洲政治的独裁政权，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表现。为确保对一些有意思的思想家的介绍准确、全面，需要严格区分对非理性主义政治的支持和对非理性信仰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分析。纳粹主义的邪恶与非理性自不待言，但我尽量对乔治·索列尔的聪智做出充分的描述；可以说，无论对左翼还是右翼的非理性主义来说，索列尔都是铺路人。本章结尾处将最后一次重提软性暴君制，讨论对出了纳粹主义的虎口又入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种严密的社会控制的狼窝的担忧。许多批评家认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不如《美丽新世界》对未来预测得准确。1事实上，赫胥黎自己也因现实如此迅速地模仿了他的小说而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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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在此永远要当作加了引号的词来理解，它代表“一整套政治现象，包括独裁、针对政治异见者和其他敌人的系统暴力、以国家恐怖作为日常治理工具、把除执政党创建或管理的机构以外的所有机构全部摧毁或使其政治化、一步步模糊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政治精英完全控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引号还标志着两方面的怀疑：一是对于极权主义是20世纪苏联和纳粹政权的共同特点这一观点的怀疑，二是对于在其他情况下滥用这个名词的做法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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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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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理论已死，一个原因是理性的政治家在席卷全球的反理性浪潮面前束手无策。探求人该如何治理自己没有意义，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大众永远更喜欢煽动者的蛊惑。20世纪是领袖崇拜、政党崇拜、恐怖执政和集中营的世纪，是使用现代技术达到包括征服和大规模谋杀在内的原始野蛮的目的的世纪。在这些力量面前讨论政治道德如同在潮汐面前讨论气象学伦理一样毫无用处。矛盾的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这三个范例虽然是作为大众非理性的表现来研究的，但其中的两个对知识分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就连纳粹主义也有思想家为之辩护，包括做辩护士的时间比较短暂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和时间长得多的法学理论家卡尔·施密特。纳粹主义的大部分内容是非理论性、反知识的，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吸收了一些对大众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民主的失败以及现代化造成的失落的重要分析。由于“法西斯”已经成了贬义词，不再是分析用语，法西斯运动依靠的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影响力也因而遭到了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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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说政治理论已死，但20世纪又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世纪，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旨在催促受众去行动而不是启发他们去思考的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大众非理性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沃尔特·里普曼坚持说，公共舆论靠的是图景，不是智力，激励行动的思想体系重在描绘生动的图景。2行动可以是为了捍卫现状，可以是为了回归传说中的过去，也可以是为了追求乌托邦式的未来。意识形态可以具有宗教色彩，也可以基本上立足于世俗，可以鼓吹千禧年主义，也可以不信千年王国；但必须以行动为导向。极权主义政权的兴衰以及知识分子在创造那些政权赖以维持的意识形态中的作用，这些构成了关于意识形态性质的争论的大背景。似乎知识分子不仅和所有人一样，常常不经思考就轻信一些无稽之谈，而且还特别愿意创造新的无稽之谈。许多社会学家喜欢这样来解释极权主义：它是非理性思潮席卷政治生活的表现，历史上每当发生社会巨变，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快速混乱的工业化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刻骨铭心的恐怖、战后国界的重新划分和新国家的成立，这一切都使大众茫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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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到1945年统治德国的纳粹政权最恶名昭著的行为是对600万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企图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抹去。可以认为，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是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点。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是把世界分为非友即敌两部分，但各国种族主义的深度和恶劣的程度不同，目标也各异；墨索里尼的政权是野蛮的独裁政权，但在1938年与纳粹德国结盟之前，并不反犹。在1943年9月意大利与同盟国达成停战协议，德国军队占领了意大利之前，意大利的犹太人并未遭到大屠杀。尽管如此，对任何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力战国内外强敌的信念为助力的意识形态来说，种族主义都必然是它的一部分。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最经常提及的敌人却不是不同的种族，而是“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这说明了欧洲和美国的保守派为何喜欢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其他法西斯的原因。纳粹党指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种族主义就这样和反共联系在了一起。极端纳粹分子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犹太人针对雅利安种族的一项阴谋的社会主义版本；它的资本主义版本则是银行业和国际金融业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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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中大众非理性主义的作用殊难确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知识，从来不要求追随者用自己的鲜血去思考。任何人，只要思考过马克思倡导的是何种唯物主义，或者“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畸形的工人国家”这个困扰着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问题，都会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知识，马克思主义者高估了思想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过于关注思想的正确性。第一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尤里·马尔托夫和列宁本人，都是真正的饱学之士，思维缜密，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苏联直到1991年解体之前，都自称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管理国家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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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比十分鲜明。法西斯主义是公开的极权，要求公民完全忠于国家，坚决反对把私人忠诚与公共忠诚分开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公共建筑墙上镌刻着“一切为了祖国”（Todos por la patria）的口号；墨索里尼声称，他通过追随他的法西斯分子完全控制着意大利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实践中混乱无序，腐败不堪，但它想完全掌控局势的心愿是不可否认的。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方面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普适性的理念，不是种族主义的思想。它像基督教一样，希望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分、没有希腊人与蛮族人之分、没有奴隶与自由人之分的世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众动员起来激情满怀地为民族献身的想法简直是莫名其妙。无产阶级无祖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国家将不复存在；届时社会由谁领导尚不清楚，但认为革命后还会出现魅力四射、一呼百应的领导人纯为匪夷所思。组织合理的工人自治协会将根据具体生活中的需要安排自己的事务，但没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分。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农场》（Animal Farm）讽刺了斯大林主义和追随斯大林的人对这一理想的糟改，给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向往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并对其寄予希望的人泼了一盆冷水。奥威尔在其他的作品中提到，没有无产阶级政府这回事，顶多是由前无产者组成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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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极权主义的叙述强调了据称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纳粹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一些共同特点，包括单一政党垄断权力、大规模动员群众、搞领袖崇拜、摧毁工会等一切居间性的非国家组织，以政治化的赝品取而代之，消灭隐私权，使家庭不再是躲避国家的庇护所，用专横的暴力和恐怖统治取代法治，等等。我们已经看到，奥尔特加·加塞特一提到“大众”自然地表达政治意见，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将使用蛮力去干预他们不知道如何控制的事务。研究极权主义的理论家强调的是这个进程的第二阶段；大众暴力可能会冲垮一个自由或民主的政权，也可能是对战争使一切权威土崩瓦解的反应，但在极权政权下，大众完全处于精英的控制之下。极权主义是大众社会的现象，然而在极权国家中，大众不能自主发挥作用。除了乔万尼·秦梯利在哲学上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提出的辩护以外，所有对极权主义的叙述都把普通人描述为精英的原材料。领袖或党会把他们集合起来，形成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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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把“极权”当褒义词来用，但是这个词主要是冷战期间政论家的常用词。那时和后来，都有人正确地批评说，用“极权”来形容纳粹政权和斯大林政权，造成了它们能够高效控制社会的假象，其实这两个政权哪个也没有达到高效。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再次得到重视，这不应令人意外。伯克起初也认为，普赖斯、潘恩及其盟友的政治理性主义虽然错误，但不失为严肃的政治观点，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把它比作瘟疫，认为若不通过刑事起诉来将其彻底消灭，它就会给英国带来混乱和流血。然而，有人说关于这个时期政治思想的扛鼎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作者汉娜·阿伦特出于狭隘的政治理由，企图模糊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区别；此言完全没有道理。阿伦特当然关注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相似之处，但她这样做不是出于敌视苏联的冷战观点，而是要捍卫一种具有明显政治特征的自由形式，使之不致受到她认为大众社会的成长必然会带来的威胁。迷失在孤独的人群中的个人会轻易地被拉入左的或右的极权事业，自由民主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它已经忘记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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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把这些论述放在一边，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现实视为单纯的历史事实，来发掘它们的根源。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貌似比较困难。第一，大部分法西斯理论都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的特点。这并不影响对它的研究；据说，心理分析发现人的行为存在着深层的非理性特征，但解释这些特征以及人自己为何对它们没有意识，这本身就是理性的论述。性快感与理智没有关系，但要说明人为何经常达不到性快感和如何达到性快感，这就需要理智了。同样，可以把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因素与关于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为何重要的理性论述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法西斯思想家自己可以通过完全理性的推理，说明为什么至少某些层面上的政治必须以非理性的方法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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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西斯主义没有一个核心理念，这的确给分析家造成了困难；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若是不相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民主和国家的消亡，就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者却没有类似的衡量标准。当然，不相信领袖或认为国家不值得效忠的人不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但许许多多的人忠于自己的国家，认为国家的领导极其重要，他们身上却一点法西斯主义的影子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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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多数法西斯主义都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特点，但任何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全心全意地忠于自己的国家。一个意大利人若是合格的法西斯主义者，就必须认为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比德国和德国人，或英国和英国人更好；但如果他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就必须超越他对意大利的忠诚，来解释为什么德国人和英国人不爱意大利而热爱他们自己的国家乃意料中事，不应对其有任何微词。极端民族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给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合作造成了困难，令人怀疑建立法西斯国际是否可行；但它在原则上是站得住脚的，好比父母在自己和别人的孩子之间更爱自己的孩子，也知道其他父母同样更爱他们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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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西斯”现已成为完完全全的贬义词，说某人是法西斯分子等于是说他不可理喻。当然，法西斯主义的很多内容的确是无法理喻的，但是有些作家，包括乔治·索列尔、罗伯特·米歇尔斯、乔万尼·秦梯利和卡尔·施密特，对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或法西斯主义本身提出了清楚连贯的叙述。许多不信法西斯主义的人发现，他们著作中的许多内容很有道理，他们的声音是值得听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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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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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有人批评说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手段，用来混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权，特别是混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政权之间的区别。因此，必须先弄清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特有要素，然后再去看“软性”极权主义。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说，非理性独裁主义者约瑟夫·德·迈斯特即使不是极权主义的创始人，也是倡导这一概念的先驱。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坚持认为，各不相同、几乎无法互相理解的不同文化在形成人的不同特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个观点被视为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基础。比较可信的观点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段时期内，好几个决定性的因素聚在了一起；它们彼此影响颇深，将它们区分开来只是为了分析起来方便，并不能确定清楚的因果关系。这些因素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反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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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家正确地指出，这些因素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的政治思想中。可以说，帝国主义既信奉种族主义，也是自由开明的，因为它可能真心关注被优等种族管理的劣等种族的利益，愿意教导那些劣等种族如何开明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民族主义不仅非常普遍，而且在19世纪期间是奥匈帝国最突出的民族主义形式，虽然也许不是最激情洋溢的形式。另一方面，大多数形式的社会民族主义（socialist nationalism）都与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1]风马牛不相及。反自由主义在概念上造成的困难较大。它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要素，这加大了对法西斯主义分析的难度，原因显而易见：社会主义既反资本主义，也反自由主义，在这两方面它与法西斯主义的立场相近；20世纪的自由主义接受了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的模式，这使得至少一位作家认真思考起“罗斯福新政”是一种形式的“自由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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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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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在靠暴力推动的运动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法西斯主义。人们经常把暴力运动与法西斯主义或亲法西斯主义作家的非理性主义相联系，然而，对此不能妄下结论。“发现”人的心灵深处存在非理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最好的疏导办法是对敌人采取暴力。一旦知道文明只是薄得惊人的一层皮，就会力行克制，努力捍卫自由的价值观。韦伯讨论“理性-守法”国家的合法性时对此多有讨论；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这样的内容更多；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后不得不收敛雄心的自由主义者看到，在政治中达到一定的理性是痛苦而又艰难的历程。为了不致诉诸暴力，造成自我毁灭，必须放弃许多眼前的满足，而延迟满足殊非易事。这并非说自我控制与延迟满足不重要。人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内心隐藏的感情是多么暴烈，就越可能决心找到办法来控制这些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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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期间，许多评论家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时都着重于它如何使人得以摆脱自我控制的束缚，如何为思想家所谓人类固有的侵略性提供了宣泄口。30年代，罗素和杜威都认为，反叛的法西斯主义对人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在于它的暴力性质；他们二人也正是因为暴力对人有吸引力，才敦促读者对它远远避开。西欧自从1950年开始，美国则是从1940年开始，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都达到了历史上惊人的高度。今天，几乎没人认为现存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已经坍塌，使用正统的政治手段来修补完全无济于事。然而，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经济体系似乎崩塌倾圮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中欧和东欧的情况更为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新生国家不但经济疲敝，而且缺乏合法性，深陷左右两派的斗争之中。与此同时，那些国家的许多公民把自由民主视为谎言，认为那是战胜的协约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强加给他们的。尽管不能采用把社会和政治制度全部打碎，从头来过的政策，理性的人也通常对现行制度毫无眷恋。墨索里尼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意大利的议会民主，这是一个教训，说明腐败无能、高高在上的政治领导人得不到公民的忠实拥护，也说明迅速的工业化和战争失败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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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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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成了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的严重关注，其实它一直是人类思想的痼疾，尽管在历史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不同。种族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坚信野蛮人天性不适合政治生活，给希腊人当奴隶是恰得其所。《旧约》里的以色列人接到耶和华的旨意，要他们发动种族清洗，不过不是为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以族裔为基础的”理由；上帝想要他选中的人民在膜拜其他神祇的部落占领的地方定居，为了实现上帝的计划，只能干掉那些部落。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相当尖锐地批评了耶和华的种族灭绝倾向，但主要是出于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由。潘恩认为，耶和华下令进行的种族灭绝是毫无意义的残酷。然而，那种种族灭绝的动机是宗教性的，不是种族性的，而且无论如何，沙漠部落之间的仇斗与2000年后工业化欧洲社会的政治完全不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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