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29972
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42]
1703329973
1703329974
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六章 现代世界中的民主
1703329975
1703329976
古代与现代
1703329977
1703329978
本章的结构很简单。先重温古今民主之间的差别，并在两种理论家之间做出区分，一种认为民主远远超过政治机制，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特点，另一种则认为民主是用以回答“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的一套安排。本章以约翰·杜威和约瑟夫·熊彼特分别作为民主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的代表。熊彼特的理论有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的看法和“领袖民主制”的思想作支撑。杜威的依据则是美国的政治经验和一套关于现代的性质的理论。
1703329979
1703329980
杜威和熊彼特撰著的时间在20世纪上半叶，当时民主处于弱势，世界由独裁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是好东西。这引发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考。一种把熊彼特的“现实”民主理论的范围加以扩大，使其更加符合现实；这方面最好的论述当属罗伯特·达尔1956年发表的《民主理论的前言》（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毫不讳言多元民主的各种问题。另一种则是不断批评自由国家种种不足。捍卫参与性民主的人有时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谴责20世纪晚期民主国家的不平等，但更多的是批评自由民主国家没有给公民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他们参与对自己生活的管理。20世纪末，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该书和作为其后续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把自由的原则定为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雅典人会因此大为震惊，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后悔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但很难说服他们相信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利；托克维尔和穆勒也会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害怕民主会压倒自由主义。他们不会相信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天然盟友，更不会认为“不自由的民主”一词是自相矛盾。本章以约翰·罗尔斯的著作结尾，但开头先来讨论人们比较熟悉的对比，即古代与现代的对比。
1703329981
1703329982
波利比奥斯、马基雅维利、卢梭和麦迪逊等形形色色的作家都不会认为，以美国为典型的现代自由民主是无限制的民主。麦迪逊同意杰斐逊对于“纯粹的”和“代表性”民主的区分；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投票的公民越来越多，共和国逐渐发展为代表性民主。自由民主不如古时候的民主“纯粹”，这不是缺点。纯粹民主的政体极易因公民大会受煽动者的蛊惑而派别林立，朝令夕改。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有少数人才拥有智慧，但在纯粹民主的政体中，这样的智慧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领导人必须应付无知的公民大会的盘诘质询，结果无法果断决策。自由民主政体其实是非暴君制的混合型自由平民共和国，尽管没有人会用这个烦琐的名称。它是非暴君制，因为多数人的权力并不绝对，而是受宪法约束的；它是平民共和国，因为政府要对广大公众负责；它是混合型政权，因为它把一人统治、几人统治和多人统治结合在了一起：行政机构由一位总统或总理领导，立法机构有几百名议员，选民虽没有多少主动权力，但有权用选票把统治者拉下台，统治者知道选民有这个权力，这也无形中增强了选民的影响力。国家元首是总统还是立宪君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政当局的首脑向人民负责。这样的国家是自由的，因为它给予普通人在思想、精神和职业方面的巨大自由为古代世界所无法想象。当今世界这样的政体为数众多，过去2500年间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会因此认为这标志着这种制度的胜利。至于在这些政体的创立中，明智的治国术和单纯的好运各自起到的作用，他们则无疑会各执一词。
1703329983
1703329984
自由民主国家奉行的与其说是政治平等这一古老的民主理想，不如说是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利益都得到同等重视的思想。1雅典民主的基础是政治平等的理想，认为每个合格的公民都应得到一份平等的政治权力。一个思想是人民真正进行统治，公民一起亲身参与攸关政体命运的决策，另一个思想是每个人的利益均应得到平等考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后者当然是平等主义的理想。确保每个人的利益得到考虑的最好办法是让每个人在做出影响到他或她的决定的过程中有发言权；这个意见很有道理。雅典人并未忽视这一点，他们也想保护贫穷的多数人的利益，防止他们沦为出身高贵的人或僭主家族的奴隶，但平等考虑每个人的利益和平等参与行使权力不是一回事。一位仁慈的暴君会对每个人的利益都给予平等的考虑，但仁慈的暴君制不是民主制。雅典人想平等参与决策，更甚于想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平等的考虑。
1703329985
1703329986
雅典人依靠抽签选举和频繁轮流担任公职的办法来实现权力的平等。人们常说，雅典意义上的民主在现代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其实不然。此事做起来十分复杂，但并非做不到，托马斯·杰斐逊若地下有知，会很乐意看到今人向这个方向努力。美国的保守人士威廉·F. 巴克莱曾说，他宁肯被波士顿市电话簿上的前300个人管，也不愿受哈佛大学的教员管。这个念头不算极端。人们很可能宁肯让抽签抽中的500人管理他们的事务，也不愿意让美国众议院的535名议员或英国下议院的635名议员那些职业政客来管。若能做到这一点，就落实了雅典的政治平等观。每一个公民都没有多少机会行使真正的权力，但所有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这也并不限于美国众议院或英国下议院；任何人选，只要其责任是监督和批准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工作，而不是制定和执行立法，都可以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反对意见说，那样的话，任何人都有可能掌握对复杂立法的表决权；对此完全可以反驳道，陪审团成员也是任何人都能当的，而且陪审团有权判处嫌疑人终身监禁。麻烦出在别的地方。任何有过此种经历的人都明白，多数人的无知并非问题所在，因为选举出来的立法者并不比民众强多少，问题是现代的公民大会如同陪审团依靠法官和律师一样，高度依赖专业公务员的指导，结果法律上的民主很容易蜕变为事实上的官僚暴政或专家独裁。同样，正如陪审团成员经常受他们中间某个能言善辩、见多识广的陪审员的左右一样，现代的公民大会也可能变成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理论上的民主制，实际上的君主制。
1703329987
1703329988
近、现代的民主国家不像雅典那样汲汲于实现行使权力方面的平等，而是致力于实现会使雅典人嗤之以鼻的其他的平等，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妇女投票权。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认为，投票权的扩大标志着民主的壮大，先是没有财产的男子获得了投票权，后来妇女也获得了投票权，但在时间上晚得多。法国妇女到1944年才获得投票权，瑞士妇女更是要等到1971年。尽管近代民主国家与古雅典很不一样，但它们继承了雅典的传统，认为投票权反映了男人平时养家、战时打仗的作用，而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普遍投票权兹事体大。如果说近、现代民主等于专业政客统治，普遍投票权就能迫使那些政客对选民负责，即使不是对“多数人”负责，也要对他们觉得万一照顾不到就可能投票反对他们的那些人负责。这并不能实现选民个人权力的平等，因为它使独立选民[1]掌握了巨大的影响力，而肯定属于多数或少数的选民则得不到重视。但是，如果选民决心利用自己的集体力量，那么“多数人”就会比“少数人”权力更大。一人一票是对边沁提出的“每个人都算一票，没有人能多于一票”的原则分毫不差的执行。
1703329989
1703329990
普遍投票权可以实现利益的平等代表，但不能确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重大决策；明白了这一点后，还应该认识到，就连实现利益的平等代表也需要具备许多其他条件才行。显然，民主在实践中很容易发展为对多数人利益的平等代表，却完全忽视少数人的利益。在20世纪50年代公共舆论发生变化之前，美国南方的黑人在法律、社会和经济方面遭受的歧视不可能通过保证他们的投票权来消除。紧密团结的白人多数会投票支持置黑人的利益于不顾，正如爱尔兰阿尔斯特省占人口多数的新教徒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齐心一致，投票支持无视占少数的天主教徒的利益一样。若无合适的社会条件，民主终将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1703329991
1703329992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另一个显著对比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个伯里克利口中雅典的出色特点在当今富裕的大国中不见踪影。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个损失，虽然普通公民不觉得有什么损失。20世纪60年代兴起过一阵创建参与性更强的民主的热情，原因就是感到公民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他们任由职业政客垄断政治活动，因而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所有权”。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没有历史的国家最快乐”这句老话也许说明，如果人民能够安然地把心思放在比政治更能给人以满足感的事情上，这样的国家就是快乐的国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认为，这种幸福要持久，必须有普遍投票权，使公民可以提醒职业政客勿忘他们应该为谁服务，还必须有足够的公民密切注意政治阶层的活动，如有必要即可及时唤醒其他公民。
1703329993
1703329994
约翰·杜威与“社会”民主
1703329995
1703329996
到19世纪末，民主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已经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虽然一些批评家仍然把“民主”当做肮脏邋遢的大众的同义词，但是，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权过体面的生活，得到对自己人格的起码的尊重，这一思想已是深入人心，而投票权扩大（在英国比较缓慢，在美国则比较迅速）后的情形证明民主不会沦为暴民统治。它表现出了许多意料不到的特点，比如美国很多城市中的“机器政治”和“城市老板”制度，但是，杜利先生[2]所说的“诚实的贪污”并未导致断头台上杀人如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军国主义的专制政权和自由民主政体孰优孰劣成为政治辩论的经常性话题，民主因此而获得了更大的支持。约翰·杜威对民主的近、现代时代与之前的专制和贵族时代进行了多方对比，清晰明确地阐述了民主的理想。杜威在南北战争前夕的1859年生于美国佛蒙特州，1952年92岁高龄时在纽约逝世。美国的“国家哲学家”这个称号非杜威莫属。他死后，《纽约时报》（New YorkTimes）的纪念文章说：“杜威教授开口之前，美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与杜威的自我感觉可说是南辕北辙；他感到自己一生都在与左翼和右翼的敌人作战，而且成果不彰。他经历了美国由农庄和小镇组成的社会崛起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强国的全过程。他并不觉得工业和军事进步有什么了不起，但对于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性赞不绝口。他认为，实现那些可能性，建立“大共同体”，这就是广义的“民主”。2
1703329997
1703329998
虽然杜威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直到晚年才对自由民主中“自由”的内容做出了明确阐释。他是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应该积极发挥作用，而不是像英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受斯宾塞影响的美国保守派希望的那样，只限于看守人的角色。杜威在《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3中使用的自由观念是“积极”的观念，认为自由意味着充分实现自身潜力，不是消极的“不干涉”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杜威认为，消极的自由观念是老式放任自流的概念加上对顽强的个人主义的曲解。他觉得，任何名副其实的民主都理所当然地有着根深蒂固、备受呵护的公民自由，但他晚年时承认，他想得恐怕太乐观了。对他这种乐观态度，美国以外的人心存怀疑，对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3]记忆犹新的美国人更是不敢苟同。然而，它说明杜威的政治语汇中的关键概念是民主，不是自由；按照杜威对民主的理解，不可能有过分的民主这回事。在这一点上，杜威与穆勒和托克维尔意见相左——他们两位生怕个人自由受到影响而力主对民主进行限制；杜威与美国国父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他们起初认为，他们建立新生的共和国是在树起阻挡民主的壁垒。
1703329999
1703330000
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的关键在于选民有能力更换领导人，因此对领导人掌握一定的控制权，对此杜威不能同意。与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是他同时代的英国人T. H. 格林和L. T. 霍布豪斯，这两位也认为，一个治理合理的社会必然实行民主政治，这样的社会通过使成员充分参与丰富的社会生活来满足他们的愿望。杜威在乐观的时候，和霍布豪斯一样认为不需要保护个人不受社会的侵害，而是需要为个人创造条件，使之充分参与社会；只有在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才强调说，个人可能也需要保护，使之不受其他社会成员的偏见、热情和错误的影响。关于社会中的敌对，杜威并未多做讨论。虽然他严词批评大企业主和美国政客的金主的贪婪、腐败和无能，但是他并不把民主政治视为文明的阶级斗争。他心目中欧洲与美国的区别远远大于实际的区别，他认为美国社会没有阶级之分，所以在美国建立像英国的工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工人政党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不合适的。这并不说明他对当时的美国政客有多大的好感，他称他们为“给企业拎包的”。
1703330001
1703330002
由此可见，杜威认为民主不限于政治机制，甚至不限于普通意义上的政治。民主的概念扩展到了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比杜威更注重制度的撰著者完全同意，民主政治若要持久，必须有民主文化作基础，民主政治制度不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而是为了影响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部。然而，他们许多人认为，现代政治的主旨是促进经济，民主的意义在于缩小贫富差距。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却表明，他从思想上将民主视为解决问题的机制，而非开展和平的阶级斗争的工具。4政治制度应该照顾“公众”，也就是说，它应该满足其他形式的结社无法满足的需要，化解它们产生的不利结果。
1703330003
1703330004
这正符合在民主与“美国方式”之间画等号的传统，虽然杜威心目中的“美国方式”不是眼下的美国方式，而是美国理想真正实现之后的方式。这个理想不是狭义的美国国家的理想，将它称为美国理想是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化及其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杜威有时把这个论点展开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在他早期的一篇题为“民主与基督教”（“Democracy and Christianity”）的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说随着社会的演变，基督教教义将完全被社会习俗所吸收，教会将自动消失，宗教不再是专门的活动，而是将成为充分的民主生活的一个方面。毋庸赘言，镀金时代[4]的立法机关与上帝在地上的王国判若霄壤，任何人都会厌弃现存的机构，向往杜威后来所谓的“大共同体”。5
1703330005
1703330006
若说这种广义上的民主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理想，它却又完全是立足世俗的。杜威的母亲是坚定的公理会教友，杜威在成长过程中受她的影响很大。杜威反对制度化的宗教，因为它把理想与现实以及人性的善与恶分隔开来，用后世的幸福来衬托今生的眼泪之谷，这种对比毫无助益。杜威的意见与奥古斯丁的观点大相径庭。20世纪30年代期间，他说，民主主义者是有宗教观的，但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宗教观”绝不能受制于被教会管理和把持的“宗教”。在实际生活中，他激烈捍卫美国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坚决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宗教课程。在逻辑上，他的理论却不会导致任何激烈的行为。根据逻辑，杜威认为人生的根本是在平等人组成的社会中生活。这种平等不是在能力、喜好、才能或资源上的平等，而是一种精神的平等；它是上帝眼中平等的世俗版，简称为“民主”。
1703330007
1703330008
杜威不认为政治是没有硝烟的阶级斗争，也不认为选民是精于算计的经济人。今天，严谨认真的分析家一直试图使用与“理性经济人”的模式相类似的各种理性选择模式来解释政治行为。杜威和其他一些人坚决反对批评家所谓的“原子论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那是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前身。原子论个人主义认为，公民正如消费者，能够理性地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杜威是社会论者，认为人是完完全全的社会动物。这是20世纪早期典型的社会和政治思维方式。当时，社会学的新发现使“原子论个人主义”理论显得落伍过时。的确，穆勒及其追随者对政治的了解超出了他们声称遵循的心理学理论的范围，但是，认为社会和政治理论应采用经济学那种抽象模式的思想当时并不流行。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中，走红的也是制度经济学和历史经济学。虽然思想家普遍强调个人的社会性，但不同思想家依据的基础各有不同。杜威起初是黑格尔式的哲学家；他认为，个人只有通过分享并汲取他所属社会的道德、精神和思想资源，全心全意地与社会融为一体，方能成为真正的人，具有真正的个性。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生物个体，但生物特征并非人的特征。人来到世上为了要成为个人，但他并非一出生就是个人。人好比毛坯，随着经验的积累发展为个人；人学会了将自己与其他人，也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还学会了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负责，从而赋予了“我想”这个短语它真正的意义。没有“我们”就不可能有“我”。
1703330009
1703330010
以此为出发点，最终达成民主是现代共同体生活的本质这个结论，其路漫漫，但直奔主题，惊人地没有迂回旁支。共同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共同的关注；人一旦能够更好地管理共同关注的问题，就可以深化并丰富与共同体内其他人的关系。匪帮这样的共同体是坏的，因为它们与其他共同体以及更大的共同体相对抗。好的共同体会培育合作性的关系。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属于许多共同体，与每个共同体的关系因自己对不同问题关注的程度不同而深浅各异。随着生活变得日益丰富多彩，这些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加大。根据杜威的说法，民主是“大共同体”，或称“共同体的共同体”。至于人作为其他共同体的成员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照顾不到，甚至会损及的利益，有制度来为之提供保障，这样的制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6这个论点并非杜威独有，连利益集团理论这种讲求实际的理论里面都可见到它的影子，戴维·杜鲁门等政治学家也阐述过这个论点。7杜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这个论点与他关于民主世界性质的论述联系了起来。对于被视为赋予决策者权力并对其问责的手段的选举和投票，他一概不感兴趣。他认为，民主能使用类似科学程序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一个共同体需要知道该做什么，像组成它的个人一样，它必须斟酌自己的需求和资源，找到“成长”之路。杜威不单是社群主义者，而且是最近得名“审议性民主”的概念之父。民主的实践就是一个共同体确定自己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办法的过程。8
1703330011
1703330012
杜威对哲人国王的角色避之唯恐不及。他认为，他作为哲学家无权指点别人该走哪条路。他写过许多论辩文章，告诉读者应如何思考某些问题，但那只是他以公民的身份对其他公民的论述，任何公民都可以这样做。根据杜威的观点，国王是老古董，任何类型的专制都有害于人的发展，而哲学是一种文化批评；哲学家是研究哲学的，不应涉足有关当下问题的决定。哲学家不是专家，没有资格提供专业咨询。汽车出了故障，需要机械师来修理，哲学家是帮不上忙的，正如下水道的毛病只有水管工才能解决。哲学家能够做的有用之事是通过讲明现代人面临的机会与困境来帮助公众思考。因此，杜威的任务是为其他公民的道德与政治思考阐明（广义上的）逻辑，而不是事先为他们确定思考的结果。杜威认为，哲学家在民主社会中没有特殊的地位。他这个观点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的实际行动表示他似乎真心相信这个观点。
1703330013
1703330014
如果民主不是围绕着投票以及成立或推翻政府的一套政治安排，而是由理性和科学的世界观所维系的对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理想，那么就需要更详细地说明民主运作的方式。这里面最重要的方面是教育。杜威自己说，了解他的哲学理论最好的办法是读他的《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9这部著作采取了柏拉图和卢梭之间对话的方式，杜威自己担任仲裁者和调解人的角色，接近于卢梭若非过分强调“自然”而本应成为的那种思想家。这样的组织结构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各方的观点。柏拉图想培养精英，让他们代替普通人思考。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与自立的现代理想背道而驰，也因为精英若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就会腐败堕落。卢梭则认为，人所需要的一切思想均悉具自足，只需将其释放出来即可。杜威的观点与他们都不一样，他说，随着世界变得日益复杂，经济生活的基础日益超越家庭的自然单位，孩子需要更全面、更明确的教育，使他们能够长成活跃的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既“保持一定距离”，又互相合作。老师必须激发孩子自身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理解力，但孩子需要老师的指导，老师起着民主社会建设者的作用。人必须像卢梭希望的那样，自己思考，不能像柏拉图希望的那样，由精英代劳。但是，必须教会人思考的技能。
1703330015
1703330016
杜威一贯坚持，人是解决问题的动物；这也是他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含义。人解决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法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于是又需要更多的解决办法。杜威把这一过程称为“调整”，这给读者造成了误会，因为这个词似乎表达了一种对固定环境的被动适应。杜威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环境和人的目标都在不断变化，所以他才坚称，他的追求只能用“成长”一词来表达。他拒绝说明“成长”包含的内容，半个世纪来使批评家至为恼火。他说，园丁不必为自己制定固定的目标，就能知道植物是否长势良好；关于自己的信念、态度或生活状态的变化是否能够算是“成长”，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另外，他说民主是“实验”，这也令人产生误解。人们以为他是为技术官僚治国这种科学家的独裁张目。但是，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科学与艺术，技术与审美是互相对立的，杜威却不同意这样的两分法。他后来认为，哲学的作用与其说是寻求真理，不如说是强化经验；科学使人得以为了实际的目的管控世界，增强对世界的理解，因而强化了经验。艺术也是对经验的阐明与增强，它不是与科学的竞争，也不是研究科学之余的休闲，而是除科学以外的另一种强化经验的活动。可以说，世界丰富多彩，就等我们去尽可能充分地经历，这构成了杜威关于现代性的思想的基础。一旦人们超越了对于社会性质的古老、迷信、传统、狭隘的理解，民主即应运而生。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说，一个社会认识到公民有获得财富（不仅是纯物质的财富，而且包括感情、思想和精神的财富）的平等机会的时候，它就是在实行民主。一次，有人问杜威，他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他回答说，对事物总体，他是高度的乐观主义者，但对每一个具体事物，他则是严重的悲观主义者。民主就是对他这种世界观的绝妙总结；它是现代生活的理想，但在各处的实行均极为不尽如人意。
1703330017
1703330018
说杜威的理论不能完全服众还算是非常客气的。沃尔特·里普曼认为杜威高估了普通公民的能力；里普曼起初是激进主义者，1912年，纽约州波基普希市选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当市长后，他还曾为那位市长效力。但在20年代期间，他变得日趋保守。他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和《幽灵公众》（The Phantom Public）对杜威的观点做了含蓄的批评，虽然这两部著作出版的时间都早于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杜威在那部著作中试图反驳《幽灵公众》中对“公众”的批评，却不太成功。里普曼认为，唯一值得信任的制度安排是免于公众和政治压力的专家顾问理事会。30年代期间，里普曼为寻求政治真理的稳定超验的来源，转向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进一步拉大了与杜威思想的距离。美国基督教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对杜威的批评更为直接。他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以及30年代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从更接近奥古斯丁理论的角度批评了杜威的观点。杜威乐观地相信，公众通过反复讨论会明白他们的共同利益为何，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尼布尔却认为杜威的想法过于天真。公众彼此间的利益冲突根深蒂固，讨论经常会使之进一步加剧，而不是减弱。既然讨论无法产生协议，就必须面对现实，承认政治涉及行使权力，那通常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利益被强行压制，使之从属于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强迫是生活的现实。必须决定哪个群体正义在握并努力维护那个群体。10
1703330019
1703330020
约瑟夫·熊彼特
170333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