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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 [:170334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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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 第九章 正义的两个来源：强者的利益与人性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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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强弱悬殊的关系当中，强者对弱者的“绝对腐败”在强者看来往往并不是恶，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譬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般卓然的智者看来，有些人天生就该是做奴隶的，他们和家畜只有极其微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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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蜀郡有一位占侯名家张裕，善观天象。刘备入蜀取代刘璋政权之后，记恨张裕曾对自己无礼，又听说张裕私下议论刘氏政权将于九年之后灭亡，于是将他下狱，准备处斩。诸葛亮问刘备应该如何给张裕定罪，刘备的答复后来被传为名言，即“芳兰生门，不得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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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以占侯名家的身份私下散布颠覆现政权的言辞，入罪也算不枉，刘备的答复却并未就这一点出发，而是很显霸气，认为张裕虽然是一代才俊，但就像芳草和兰花虽然都是上佳的香草，一旦生于门庭，碍人出入，那也只好剪除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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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原则相当简单：谁碍我的事，我就除掉谁。事实上，碍事或不碍事，这个标准很难确定。譬如南唐后主李煜由衷地认为自己并不碍赵宋王朝的事，君在江北，我在江南，和平相处，岂不快哉。在赵匡胤看来，李煜似乎确实没有碍到自己——他不仅毫无威胁自己的意图和实力，还一再地卑躬屈膝，送礼进贡，对自己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但尽管如此，赵匡胤还是觉得李煜碍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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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彻底揭下了虚伪的道德面纱。人之常情是，能力越大，“卧榻”也就越大。用那位致力于“去中国化”的日本学者本居宣长的话说：“人们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不知满足是人的本性，没有人真正会觉得现在就很满足了。有许多人说自己很知足，做出知足的样子，实际上只是中国式的装腔作势。从内心有这种感觉的人，千万人当中也难找出一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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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足，或曰贪婪，是基因的本质，是一切生物的天性，不如此则不足以在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譬如骆驼的驼峰若只能储存一天的用水，它就应付不了沙漠的环境；它若是有能力储存一年的用水，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只储存半个月左右的用水；也许按现在的生存环境，骆驼只需要一周用水量的储水能力就够，但是，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变故，一旦旱情恶化，那么，平日里对水越贪婪的骆驼就越有可能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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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电影《2012》的故事所揭示的残酷性：如果环境不发生任何变故，那么知足常乐的人也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而一旦灾变来临，那些最有权势、最有财富的人才最有幸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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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一般来说，储备资源的能力越强，幸存的概率也就越高。除非我们像《圣经》里讲的那样得到上帝的承诺，不必为明天储存，不必为明天的事情忧虑，否则我们就总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储存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就像幸存到今天的所有生物都会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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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生物性的事实，不带有任何道德含义，只有当来自不同社会习俗的我们带着不同的道德眼镜来看待它的时候，它才显示出不同的道德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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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一个正常的男人，他对自己妻子的欲念被我们称为爱欲，他对别人妻子的同样欲念被我们称为淫欲。在生物性的角度，爱欲与淫欲都是同样一种欲念，只是我们的婚姻制度界分出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道德概念。若这个男人的性能力彻底衰退了，因而对别人的妻子不再产生任何淫欲，那么对妻子的爱欲也会一并消失（当然，共同生活多年的情谊还是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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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总是希望爱欲与淫欲“在事实上”而不仅仅是在道德评价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于是辛苦构思出许多深奥繁复的哲学义理与似是而非的心灵鸡汤。“天理”与“人欲”之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直到明代大儒湛若水方才比较清醒地提出了“理欲只是一念”的命题，由此认为“知觉运动，视听饮食，一切情欲之类，原是天生来自然的”，人欲和天理不过是同一回事，关键是要把握分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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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分寸究竟如何把握，就只能言人人殊了。譬如谢灵运的名篇《山居赋》在极尽铺陈自家的大庄园生活之后，继而以豁达的口吻感慨“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这等“知足常乐”的境界真不知道会令寒门庶族如何艳羡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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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是贪求的一种高端形式，分寸问题也会相应地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侵略战争的性质问题也引人注意。自古代以至近代，开疆拓土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激荡人心的荣誉，如唐人张绍《冲佑观》的颂词所谓：“睿哲英断，雄略神智。拓土开疆，经天纬地。五岭来庭，三湘清彻。四海震威，群生怀惠。”泱泱王者之风不能不令人心荡神驰，似乎一点都难以感到其中有任何不妥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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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赵匡胤所遇到的“卧榻”问题上，除了儒家“吊民伐罪”的传统理据之外，侵略者甚至还有可能以“自卫”的理由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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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记述了雅典对弥罗斯的侵略，恰恰适合做赵匡胤“卧榻”问题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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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当时已经战胜了波斯，成为了强大的雅典帝国，弥罗斯则是一个小小的岛国，人口主要是来自斯巴达的移民。弥罗斯人和其他岛民一样，不愿意隶属于雅典帝国，起初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保持中立，后来因为遭受雅典的欺凌，才公开成为雅典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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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远征军在正式发动进攻之前，首先派出使者和弥罗斯人交涉。我们不知道双方的唇枪舌剑究竟有多少是出自修昔底德的虚构，不过，即便这仅仅只是一幕戏剧，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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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不是“狼和小羊”式的对话，雅典使者非常坦白地说，我们不必编什么理由，谎称你们损害了我们的利益，你们也不需要申诉自己的无辜，大家直接谈谈实际问题就好，“因为你们和我们一样，大家都知道，经历丰富的人谈起这些问题来，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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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使者认为，他们之所以要征服弥罗斯是势所必然的，否则便会影响雅典帝国的稳定。因为弥罗斯如果保持中立而雅典竟然不加以制裁的话，其他城邦便会认为雅典软弱，而那些本来就对雅典的统治心怀不满的人更会因此而受到鼓舞，“这些人民可能轻举妄动，使他们自己和我们都陷入很明显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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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凭雅典使者如何晓以利害，但谈判还是破裂了，最后，雅典远征军围攻弥罗斯，“因为城内有叛变者，弥罗斯人无条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适合于兵役年龄而被俘虏的人们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则出卖为奴隶。雅典人把弥罗斯作为自己的领土，后来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在那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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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使者的论调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解释了什么叫“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而他们的顾虑的确有着充足的心理学依据。现代心理学关于“从众”现象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只要善于利用从众心理，那么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事实上这也正是极权政府常常在做的工作。而最能够动摇这种从众的稳定局面的，莫过于个别强硬的少数派的出现。这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这“星星之火”必须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雅典人对弥罗斯人所要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于是，雅典人将侵略看做自保的必要手段，由此而使侵略行为获得了足够的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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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弥罗斯人诉诸神祇的时候，雅典使者表现得非常坦然：“关于神祇的庇佑，我们相信我们和你们都有神祇的庇佑。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完全合于人们对于神祇的信仰，也适合于指导人们自己行动的原则。我们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所以谈到神祇，我们没有理由害怕我们会处于不利的地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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