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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170336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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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十章 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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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要讨论几个零碎的话题，这些话题在逻辑上都应包括在本书第二部分关于“政治人的世界”这个主题的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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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话题是，对基本示意图的其余部分作个简短讨论，这个部分处于参照政治人的下方。处于等级制中这个部分的人，我要称之为“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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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追随者的匆匆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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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人的晋级斗争中，追随者的重要性要小于同僚或领导。然而，有点矛盾的是，他们在另一意义上却非常重要。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我们将主要关注使追随者贯彻执行上级意志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人寻求升官的问题。因此，关于追随者的大部分讨论要推迟进行。但是，追随者在参照政治人升官的斗争中也是重要的，而且其方式也并不与政治人获得追随者的合作以贯彻执行其意愿的问题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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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经处于单个领导位置的人，除了使他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执行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能提上日程的政治问题了。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排除。我们这里想要讨论的与追随者的关系特指在多位领导情形中的关系。处于多位领导情形中又受到一群追随者尊崇的人会意识到，这群追随者能影响他自己与同僚和领导的关系。这位政治人会发现，低层人员想要依附于他，对他表示特殊的个人忠诚，但只有当他的官运在这个等级制中上升之时，他们才会这么做。同样，他也会知道，假如他的官运不佳，追随者们就会弃他而去。在多种情况下，低层人员与他联手或逃离的倾向性，会给政治人最早的暗示，使之察觉到自己在这个等级制中运道的变化。这位雄心勃勃的政治人还会知道，追随者队伍的规模和效率本身，对于他与诸位上级的关系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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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表明，这位政治人必须分出一部分精力，专事维系与追随者的持续联盟。看似矛盾的是，他必须拿出一些时间来讨好追随者：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利，通过派给他们能实现他们目标的任务，做到这一点。从政治人一方来说，只有一种代价能让他付出这种努力，那就是，他可以在其他时候把更多的时间直接用于自己的提升。正如处于所有这类情况中的政治人一样，他必须在招兵买马和维持追随者的忠诚所要求的额外付出与为他自己的比较有限的以职业升迁为目标的直接付出之间，取得一种边际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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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似的方式，这位政治人还必须使一大群组织松散的追随者，与人数少而精，非常有效率的追随者这两种情况利弊平衡。极少管束追随者的政治人，总能使自己得到大群的追随者，但若实行严格的规矩，追随者的数量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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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必须牢记，在他与其追随者的关系中，每个追随者都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同僚的人。一位追随者可能愿意进入政治人的行列，但他会更愿意与政治人平起平坐，甚至成为政治人的上级。明智的政治人必须把这种机会缩小到极致，当然，除非他发现，同某位追随者完全调换个角色是有好处的。这后一种现象并非不为人知。当一位政治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认定自己的才能（或其他个性）妨碍自己获得更高的职位时，他就会转向一位亲手提拔的追随者，促进他的提升，甚至达到超越自己级别的职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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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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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完成了从内部——也就是说，从处于这个结构内部的政治人的视角——对政治行政管理结构进行的考察。本书的第三部分，从第十一章起，将专门从处于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个人或集体的视角来看这个结构。因此，我提议，我们先走出这个等级制的结构，花上一点时间，从外部观察者的位置来做一些遐想。这个视角的变换立刻就会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到此为止的分析一直在说明，假设一个政治人既明智又有抱负，他将要做什么，或会做什么，而对于这位政治人应该做什么还从未提及。应该强调指出，在到此为止的讨论中，还丝毫没有什么内容会导致把“将要”和“应该”当作一回事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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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前面的分析基本上是现实的。成功的政治人将是那个选择了最有利做法的人，而不是选择了——根据某种外部的道德规范——最正确做法的人。尽管如此，组织起行政管理结构的目的却并不是给许多个人以升官的机会。在这个组织结构的某个地方，还有一种“应该”，即便只是在组织者的梦想中。从外部来看，这种“应该”为行政管理结构的存在提供了唯一的合理性。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模型中这种“应该”的完全缺失有可能会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是，我还要再说一遍，这些模型看来基本上是现实的，正如它们一直表现的那样。说明任何组织存在合理性的“应该”，不能从对导致某人登上金字塔顶端的行为类型的研究中去寻找。这个人只会按照最有利于其仕途升迁的方式行事。如果这种行为会和推进组织结构目标的行为一致的话，那么，从这个人的立场来看，这种一致只是偶然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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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为这个实证—规范问题给出一个解。假如某个等级制是这样组织起来的：政治人在选择他自己参照框架内的做法时，总是按组织目标的要求，选择他“应该”采取的做法，那么，他采取的做法就都是“合乎需要”的。显而易见，这样的组织完善程度是无法实现的。然而，这确实构成了一个目标，一个会以不同程度趋近的目标。问题在于，行政管理机构要这样来安排：让政治人在自利的引导下去做那些他“应该”去做的事。这不是政治人本身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那些想要组织活动实现某种既定目的或目标的人们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也就变成了上级如何与下级打交道的问题。官僚体制中的“应该”不应从下级对其上级的关系中来寻找，而应从相反的关系中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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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群山老人（The Old Man of Mountains）》。或许对这种组织最好的简短描述，应该在菲利普·K. 希蒂（Phillip K. Hitti）著的《阿拉伯史》中去寻找。见第446页，及以后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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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几年前，我曾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想要说服一位聪明的讲英语的韩国人，他不用先建立“关系”，只要写信给一所美国大学，就可以申请入学。这样的建议在他看来是根本行不通的，就好像对一位美国人建议说，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走一趟，你就能获得奖学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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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dwin O’Connor, Boston, Little Brown,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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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rl Denitz（1891～1980），德国海军上将，建立了德国的潜艇部队，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在希特勒自杀之后，成为德国最高统帅，参与了德国投降的最后谈判。——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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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P. Marquand（1893～1960），美国作家、小说家，曾获普利策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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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美军军服肩章上的军衔标志，两星为少将，三星为中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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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很可能是我们军队中一个深藏的隐患。最近的大部分演习都是受到“控制”的，也就是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是计划好了的，也没有打算对各方指挥官以智取胜的能力相互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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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墨战争发生于1846～1848年，美国内战发生于1861～1865年。文中提到的这几位将军在美墨战争后大多退役，回到平民生活。内战爆发时，格兰特以志愿军身份加入；罗伯特·李是美军上校，但正在家乡休假，在接到林肯命他统帅北军的任命后，辞去军职，加入南军；杰克逊退役后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做教授，讲授军事战术和物理学，内战后才加入南军，成为李将军的部下；谢尔曼1854年退役，成为一名银行经理，1856年被推选为加州民兵师师长。1861年以民兵预备役身份参战，成为格兰特的部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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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S 11，这里指的是联邦政府中普通公务员的工资级别，共分15级，每级之中又分为10个档次；通行于联邦政府各部，但有别于地方政府。这些公务员不是民选官员，而是通过招聘录用的。通常，秘书为GS 6级，一般官员为GS 13级。——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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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hn L. Lewis，在1930年代曾任全美矿工联合会主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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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ictor Kravchenko，原苏联驻美国采购团副团长，1944年在华盛顿宣布脱离苏联，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此后用两年时间写成《我选择了自由》一书。该书出版后成为1946年西方国家的畅销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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