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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三章 草原帝国、海洋帝国和全球经济体：帝国统治的简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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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在他以全球大历史为框架写就的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中，对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做了区分。[1]其中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在超级帝国形成的初始阶段至关重要。没有这种优势，超级帝国的诞生无从谈起，那是权力扩张的基石。而迈克尔·曼所说的另外两种权力来源——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直到帝国的巩固阶段才慢慢上升为重要因素。在这个时期，帝国走出了相对活跃的扩张期，力图立足新攫取的权力，长久站稳脚跟。从这个时候起，一些在帝国创建之初显得无足轻重的因素开始发挥更大影响，比如帝国在辖制地区所费治理成本的高低，或者民众承担帝国经济负担的意愿如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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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形成的萌芽阶段，成本和收益问题都无关宏旨。因为，要么扩张本身带来的收益高于它对资源的消耗；要么对一个收益丰厚的未来的期许尚足以抚慰人心。情势在过渡到帝国的巩固阶段时发生了变化，如果帝国不想覆灭于国家破产，或者在不堪重负的民众揭竿而起、奋起抗争中毁于一旦，它必须将想象中的收支平衡转化为实际的平衡，这通常 也意味着必须降低统治成本。要达此目标，投入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在大多数时候是最简单不过的方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投入意识形态权力所需的成本远低于军事权力。因此，当帝国的扩张已达极限，再进一步就可能坠入“帝国过度延伸”的泥淖的时候，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对帝国的作用和影响便日渐凸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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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多伊尔把帝国从扩张阶段转入巩固阶段的节点，称为“奥古斯都门槛”。[3]多伊尔借此概念，喻指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所施行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当时，他刚刚通过亚克兴角战役（公元前31年）铲除了他最后的对手。随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4]正是在这道门槛上，许多创建超级帝国的大计最终功亏一篑。可以说，帝国从扩张阶段转入巩固阶段，是整个帝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所以值得我们细细探讨，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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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诞生，要么借助于武力的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要么归功于经济上的渗透推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是囊括了“政治统治空间”的帝国秩序。另一种帝国秩序则与之截然不同，它建立的基石是贸易体系和对当时“世界经济”命脉的掌控。[5]虽然帝国有两种不同类型，不过，在历史上帝国极少纯粹以其中某一形式现身。几乎所有世界帝国兼具世界经济体的要素，尤其是那些存续长久的帝国，反之，完全不依靠权力政治因素得以持久的世界经济帝国也难觅其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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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引发的一个后果是政治统治结构充实和完善了原有的贸易体系。与此同时，在政治统治疆域里经济依存关系会明显强化，相反，世界帝国的崩溃往往伴随着对应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这两者密切相连，息息相关。所以在西罗马帝国衰亡以后，那些相关地区间的贸易也随之陷入停顿，一蹶不振：大都市衰败不堪，大多数民众不得已重操农活，维持生计。[6]惊人的相似情形出现在苏联。随着苏联的解体，曾经由它主导的经济体系也土崩瓦解。结果就是，无论中心还是边缘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受到很大冲击。然而，大英世界帝国的衰落却并未给世界经济带来太多负面的影响，原因在于，美国严丝合缝地顺利接手了原先大英帝国所履行的职能。当然，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也可以视作伴随这次过渡而生的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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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认为，政治统御空间同贸易空间从来就不能完全割离开来，但是我们不妨姑且先将两者分开，相互对照着来理解和廓清。相对于帝国权力扩张的高峰期，两者在帝国的诞生阶段区别更加明显。在传统超级帝国慢慢成形的过程中，政治统领空间先于贸易空间产生。而近代欧洲的大部分帝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很长时间以来，对这种关于超级帝国发展阶段的归类，人们做过一些补充，把陆地和海洋帝国的结构性差异也考虑了进去：陆地帝国，诞生于对统领之地的扩大、延伸；而海洋帝国，则通过加强和拓展商贸关系，完成扩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出现在这种归类之中的相互转化和彼此交融的情形。比如，帝国统治空间常常为扩大内部经贸交流提供广阔天地；再比如，当贸易体系在政治冲突中遭到破坏，帝国中心积极介入，致力于贸易体系的恢复及其活动空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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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权重不一。甚至在帝国权力扩张的高峰期过后，它们有时也会发挥不同的影响作用。然而，其中任何一种权力因素的短缺都会给帝国招来不利的后果：通过扬长避短，增强另外几种实力来弥补某一项短缺，代价将是高昂的。此外，长此以往，帝国内部的权力平衡也会被打破。所以，沙俄、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全球帝国都没能在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打造出同样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就导致了帝国的早衰，或者是帝国走向毁灭性的穷兵黩武。以葡萄牙和荷兰为代表的“海洋帝国”（seaborne empire）则正好相反，它们无力打造和支撑足以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因此不久之后，它们双双沦为新兴海洋帝国英国的副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帝国的四种权力来源均衡发展，共同支撑帝国巨厦，并且在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后保持权力平衡，这样的帝国最可存续久远。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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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关于权力的四种来源和组织形式，参见第1卷第4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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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本书下文，第172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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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Doyle：Empires，第93～97页。同时见本书下文，第105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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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Heuss：Römische Geschichte，第272～320页，特别是第28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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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世界经济体”和“世界帝国”的关系，参见Wallerstein：The Rise and Coming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特别是第3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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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此，参见Kulischer：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第1卷，第7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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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通过军事和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帝国构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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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诞生，或通过统治空间的扩张，或者通过贸易体系的强化，它们代表帝国在其边缘地带榨取剩余价值的两种不同方式：要么基本上诉诸军事手段，要么以商业手段为主。以军事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典型例子为草原帝国，而海洋帝国则是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代表。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其剥削程度，而在于直接暴力的表现程度。在这一点上，草原帝国的程度要远甚于海洋帝国。海洋帝国的核心剥削机制不在于烧杀掳掠，而在于通商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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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海洋帝国，葡萄牙与其继任者荷兰，采取的都是上述商业榨取剩余价值的模式。[1]它们曾经一度垄断了 从非洲东海岸至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世界贸易。它们并没有在这些地区大举投资，而是通过广建贸易据点来猎取巨额利润。以葡萄牙人为例，在非洲东海岸和印度半岛，他们取代了阿拉伯商人的地位。阿拉伯人曾在这片土地上拥有密布各地的广泛商贸关系网，结果，不是被葡萄牙人取而代之，就是被后者武力切断。当时，葡萄牙人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就是在重要的贸易枢纽建立要塞和据点。在这些据点——通常位于半岛上或者近海岛屿——他们只需投入少量的兵力防戍，他们并无意向大陆腹地推进。[2]通过这些稳固据点和较大通商港口，葡萄牙人得以与当地统治者建立联系，并赢得了后者对其商业活动的支持。至于改善当地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结构，助其走上现代化之路，葡萄牙人毫无兴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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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初期，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成为葡属印度的“副王”。当时，他提出了一个方案，按该方案，有鉴于葡萄牙作为蕞尔小国所拥有的实力和机会相当有限的客观现实，他要求派出一支中型舰队，长期镇守印度洋，机动灵活地穿行于葡萄牙所建的各个要塞和战略要点之间。这样一来，一旦某个据点遭到威胁，有限的兵力可以迅速集结到位。由于葡萄牙不愿为辽阔的疆域统治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于是他们抛弃了在海外建立欧洲人永久居留地的做法。到16世纪中叶，非洲沿岸的白人居民也不过两三百人而已，而分布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欧洲人定居点，其实也只是为了加强和维护葡萄牙人所建立的战略要点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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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将印度洋宣布为“mare clausum”（封锁的海洋），[4]并从这种海域封锁的政策中大获其利，以此抵消控制贸易空间所需的成本。葡萄牙人把封锁的印度洋看作 一个封闭的领地，他人如若穿行其间，必征以关税和杂费。葡萄牙人引入海洋通行证，即所谓“卡特兹牌照”制（cartazes），实现对东印度贸易的垄断：非葡萄牙商船，必须向葡萄牙海军购买这种许可证（否则就会受攻击）。[5]通过这样的贸易垄断，葡萄牙人获得了那些在欧洲极受欢迎的香料，特别是胡椒、丁香和肉桂的定价权，而不必担心商业对手搞低价竞争。而且，如果非葡萄牙商人要参与东印度贸易，必须支付相应的许可证费用才行。葡萄牙驻守在印度洋的舰队，不仅为其要塞和贸易据点保驾护航，也担负落实葡萄牙海上贸易垄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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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葡萄牙海洋帝国称雄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期间，它始终保持收支盈余。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奎斯（Oliveira Marques）写道：“1574年的财政收支表显示，葡萄牙的亚洲帝国（包括非洲东部的据点在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盈余8万多克鲁扎多（cruzados，当时葡萄牙的货币），1581年盈余降到4万克鲁扎多，1588年又冲到10.8万克鲁扎多。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形势急转直下，为对付荷兰和英国等对手，支出与日俱增。即便如此，1620年和1635年分别还有1.5万克鲁扎多和4万克鲁扎多的盈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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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贸易垄断，可谓葡萄牙海上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这种垄断受到的威胁，既非来自出售商品给他们的当地人，也并非来自阿拉伯人——他们在这之前已从贸易网里被排挤出去了——真正的威胁来自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后者矢志打破葡萄牙的贸易垄断，力图取而代之，或者引入一种市场竞争体系来取代这种垄断局面。后来，荷兰人征服了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的海洋帝国，他们继续沿用葡萄牙留下的组织原则。不同的是，荷兰人以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私人公司取代了葡萄牙人的 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私人公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远非那个发放许可证的国家体制所能比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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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私有化”的方式，正是军事榨取剩余价值与商业榨取剩余价值的分水岭。军事扩张一般在陆地上铺开，且以政治方式来策划组织。军事扩张的重中之重，是统治者或者军政精英层。他们是扩张能力的先决条件，直接组织并领导着军事行动。而商业手段的扩张，固然也能以私人——常常是贸易公司为载体——来开展、施行，不过商业手段的扩张缺乏总体战略计划，更多的是利用帝国边缘各个不同地区所涌现的种种机会。与军事方式的扩张不同，商业手段的扩张不会赢得领土上封闭的统治空间，而是千差万别的区块所围成的贸易空间。它们仅仅通过商道彼此相连，便借由这些商道，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所以说，通过商业攫取剩余价值得以建立的帝国，往往是海洋帝国；呈现在地图上，不是连成一体、界线分明的一个面，而是一堆散落四处的点，以及连接这些点的线条。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一区别：一边，是些扩张成帝国的国家；另一边，是些维系着一个帝国的国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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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和荷兰这两个海洋帝国的成功创建得益于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即宗主国成功地掌控了重要的贸易流通。这种带有帝国性质的贸易体系具有一个鲜明特征：中心明显比边缘更受体制的垂青。贸易体系建立在一系列不平等协议的基础之上，这些协议都以中心的利益为指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依附于这样一个体系对于边缘就是有害无益，不过中心肯定比边缘从中受益更多：中心必须长期保有高收益，从而负担起维持这一体系所需要的费用。帝国中心致力维持一个理想的贸易条件，这样，帝国就不必永无休止地向帝国贸易空间进行投资，而其他人也可坐享其成，从帝国所创设的安定有序的环境中获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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