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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周期与奥古斯都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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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兴衰起伏中，不同来源和不同形式的权力多管齐下，同时作用，这一点要比在主权国家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果说，基于相互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联盟组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四种权力类型[1]在主权国家内部走向同化，那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边缘客观上就要求帝国在某些时候多调动军事或政治权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运用更多的经济或意识形态权力。比如，帝国在军事方面的短缺可在其他方面获得弥补：那些被帝国的夺人光芒所吸引的民族，可能为了最终获得帝国的庇护而竭其所能，鞍前马后，为帝国拼尽一切。当然，他们的付出需要得到回报，而筹赏他们所需的资金远远低于动用帝国自家军队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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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边缘防卫，极少意味着要对付势均力敌的敌手。所以，就确保边缘安全这一点，那些商人、军师、民俗家和策反特工实际上常常发挥着比帝国常备军队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古至今，例子不胜枚举：远到古罗马帝国用以防御日耳曼人的“蛮族边界”，近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其“印第安人边界”上的所作所为，以及欧洲殖民势力渗入所谓无主地区，还有前些年美国人以数百万美元的代价“收买”阿富汗地方军阀，从而在短短几天之内便使当地整个权力结构地覆天翻，最终一举挫败塔利班政权。这些事件都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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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钱，也就是经济实力之外，文明吸引力，或者说意识形态实力在打动边缘地区民众，使之献身帝国事业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罗马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有关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弗拉乌斯（Flavus）兄弟反目的记叙中看出来。这一对来自切鲁西（cherusker）部落的兄弟，心怀异志：兄长阿米尼乌斯，揭竿而起，发起一场抗击罗马的起义，改变了历史；而弟弟弗拉乌斯则执意 留在罗马，继续忠心耿耿为帝国效力。这场跨越了威悉河（Weser）的争端，肇始于阿米尼乌斯对其兄弟弗拉乌斯的发难。他质问他那在为罗马人的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的弟弟，残疾之痛究竟为他赢得了什么酬赏；“弗拉乌斯提及军饷上涨，获颁荣誉项链、花冠，以及其他军人勋章等。阿米尼乌斯对此不屑一顾，大声嘲笑说，这些都不过是给奴隶的一点可怜奖赏罢了”。[2]而涉及该忠于罗马帝国，还是忠于切鲁西的出身，两人更争得不可开交。虽然阿米尼乌斯力劝其弟，思其故土，念及承自先祖的自由和家乡神灵，但弗拉乌斯不为所动，坚持选择效忠罗马皇室。打动他的是帝国之浩大，总督之权势。可见，让弗拉乌斯选择罗马的，除了罗马的政治权力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其意识形态权力，而并非在此之前已经元气大挫的军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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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帝国的崛起和存续的诸多因素中，权力类型相互之间易换条件和转变方式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那些较为长寿的帝国都要经历多个周期，上述这两个因素则起到调节帝国周期的功用。它们不仅影响到前面已经提到的成本问题，关系到对耗费最低的权力类型的选择问题，同时也影响到帝国能否随时随地调用这一权力。一个帝国能在强盛周期维持多久，取决于它某一种权力的短缺是否可以通过另一种权力的富余得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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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崛起成为欧洲霸权乃至称雄世界的全球性帝国，主要归功于其现代化的强大军备。其中包括一支纪律严明的步兵团和具有远洋作战力的舰队，而政治权力又为军事力量锦上添花：西班牙国内运转良好的官僚治理体系带来了国泰民安，这正是其政治权力的活水之源。在1521年城市公社起义被挫败以后，西班牙国内局势重归平静。相比同时期的法国，社会安定确实是当时西班牙的一大优势。法国人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长期陷于内部纷争，最终被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3]彻底拖垮。然而，西班牙的经济缺乏一种发展的自动力。正如历史学家瓦尔特·伯尔奈克（Walter Bernecker）所指出的，它“缺少一个连通世界的金融系统，尤其缺少一个由企业家和商人组成的动力阶层：通过它跟国家政府的互相配合、双管齐下，在政治和军事权力之外，合力打造一种经济权力”。[4]从根本上讲，支撑西班牙皇室大肆采购军火、维持帝国昂贵军事装备的，不过是采自美洲大地的真金白银。尽管“新世界”的贵金属源源不断流向大西洋彼岸——仅在16世纪流向西班牙的贵金属总值就高达约三万亿塔勒[5]——但帝国的支出常年高出国库收入约20%。西班牙政权受困于其长期无解的财政难题，最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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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世界帝国的另一大弊病是人口基数太小。特别是跟周围霸权竞争对手如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相比，西班牙人口明显不足。雪上加霜的是，西班牙人口在16世纪又遭受重创，锐减约20%。[6]在当时的欧洲霸权之争中，西班牙的这项人口赤字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刚开始还未显现出来——因为当时法国的内斗暂时抑制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而奥斯曼帝国的实力也在东边受到掣肘。此外，西班牙在与哈布斯堡家族德意志一支联姻后，充分利用了这一便利，在德国招兵买马，扩充了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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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意外事件也帮了西班牙一把，延长了它的帝国周期。1580年西班牙国王[7]继承葡萄牙王位，这样又一个殖民帝国落入了西班牙手中，于是西班牙就拥有了举世无双的庞大商船队。就这样，西班牙失去尼德兰的损失在短期内得到了弥补。但在接下来那场长达80年、志在重夺叛离行省的战争[8]中，西班牙资源耗尽，却未收获 预期的胜利。17世纪伊始，尼德兰人便展开攻势，他们的东印度和西印度贸易公司成功抢占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部分殖民地和一部分贸易。《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和约》（der Frieden von Münster und Osnabrück）和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der Pyrenäenfrieden）的签订，标志着西班牙的第一帝国周期落下了帷幕。[9]18世纪波旁王室的改革暂使西班牙帝国得以苟延残喘，帮助它迈入了另一个帝国周期。然而在后一周期，其声势已远非昔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是雄风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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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可以说西班牙帝国的第一周期，归根结底，仰仗了其军事上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又源自其军队组织上的一系列改革成果，以及武器技术上的屡屡创新。[10]但这些革新在另一方面也大大加重了军费开支的负担，这一切又因财政上的捉襟见肘而无以为继。同时，四周诸多强敌虎视眈眈，它们在军事组织和技术上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于是，在欧洲，西班牙的权势便轰然倒地。西班牙失去军事优势之后，之所以会连带着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正是因为它没有其他任何权力类型强大到足以弥补其不足：西班牙的经济实力弱于其欧洲竞争对手；至于政治权力，尤其在结盟和在联盟中实现自我意志的能力方面，西班牙一方面受制于欧洲基督教教派分裂，另一方面又同正在崛起的英国的利益冲突凸显，于是政治权力也大打折扣。只是借助反宗教改革运动，西班牙才勉强得以收获意识形态权力，但这项运动让它赢得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也树敌无数。另一边，起于尼德兰，紧接着蔓延整个欧陆的“黑色传奇”，抹黑了西班牙人，被西班牙的对手所利用，化育出一种强烈的反西班牙意识形态。这让西班牙在欧洲高高在上的领先地位显得暗淡无光[11]：人们大谈宗教裁判所的残酷和专横，腓力二世的暴行如何罄竹难书，西班牙人腐化堕落的国民本性；大谈西班牙妄图建立一个雄霸寰宇的 全球性帝国来奴役万民，涂炭生灵——世界上其他所有族群将无一幸免。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近代欧洲最早的国际反帝国意识形态慢慢浮现。对此，西班牙的宣传机器黯然失色，无所作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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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班牙的权力短缺一开始仅仅在欧洲暴露出来，而在欧洲以外的帝国领地尚未显现。岌岌可危的是它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海外帝国依旧安然无恙。所以说，西班牙从欧洲霸主的宝座上坠落，并不意味着西班牙世界帝国就此衰亡。事实上，它在这之后继续主宰拉丁美洲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在太平洋及加勒比海地区继续称雄近两个半世纪。因此，把这一漫长的时期简单地称为颓败和衰亡期，是有失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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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大国兴衰的模式（Modell vo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来看，几乎所有帝国的历史都经历了一个短暂且活跃的上升期和一段漫长的衰落期。上升期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武力扩张期重合，而帝国权力在达致鼎盛之后，施行的种种改革一律被视为帝国进入缓慢衰落期的因应之计。这样一个研究帝国历史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对帝国的“军事”一面青睐有加，而对其“政治”的更新能力却重视不足。按照这一理论模型，无论是行政管理上的改革，还是经济秩序、财税体系乃至军事领域的革新，都不过是为遏止或延缓帝国那原则上无可挽回的衰落进程所做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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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研究罗马帝国历史时，这一模式被一再引用，以至于几乎模糊了历史叙事和模型理论的假设之间的界限。按照这一模式的说法，罗马帝国最迟在2世纪初期，即所谓养子继承制时期，国力达致极盛；特别是在图拉真（Trajan）治下，帝国的疆域 扩展至最大；此后，便陷入了漫长的衰落期。[13]3世纪末，帝国改革始于戴克里先，继而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任者治下实现帝国分治；最后，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在公元380年颁敕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14]完成了向意识形态权力的转换。所有这一切努力，按这一模式的思路看来都没有对帝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任何“根本性”意义。就像它对待西班牙的历史一样，那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帝国史被简单地说成是衰落史。而在所谓帝国“衰亡”的漫长时期里出现了周期性兴衰起落，却被这个模式所忽略——这种忽略未必体现在历史叙事中，却体现在历史意识里。尤为关键的是，这种兴衰模式里有一种历史必然性观念，它让那些帝国改革家身上充满宿命的悲情意味：不管他们如何励精图治，力挽帝国之将颓，到头来不过加速了帝国的朽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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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崛起—鼎盛—衰亡的研究模式不同，我们在这里引入政治史中的周期模式（Zyklenmodell）来阐释问题。这一模式，由希腊化时代的古罗马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os）提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由政治哲学家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发扬光大。[15]按照这一模式，所有政治实体，在其长短不一的历史中都会经历若干周期；在这些周期里，几经兴衰起伏。至于经历几次周期，周期内的上升阶段持续多久，这些则取决于政治实体领袖的政治手腕和远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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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构帝国历史，周期模式具有不少优点。首先，比起兴衰模式紧盯帝国的兴衰两个发展演变方向，周期模式深入肌理，带领我们看到更多帝国兴衰起伏的细节；其次，周期模式着眼于帝国如何克服危机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如何奋力走出谷底，极力拉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因此——也就是第三个优点——这一模式，自然更重视政治（及社会）行为主体的影响力。正是他们一手掌握政治共同体的命运——当然也是在其可供动用的资源及权力类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可以通过种种革新措施，在源头遏制帝国的衰落，增强帝国上升的推动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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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在霸权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数据）分析模式（analysemodell）。[18]它们在阐释帝国起伏不定、变幻无常的历史时，相比传统的兴衰模式更加精确和细腻。按照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教授和威廉·汤姆逊（William R.Thompson）的说法，20世纪初期的美国，由于在核心经济领域，如钢铁业、化工业及电气工程等行业一马当先，于是在整个经济领域赢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举跃升为当时的世界领袖。在这个起于1850年，止于1973年的霸权周期内，经济发展和政治扩张携手共进。后来，又仰赖在新的核心领域，如信息工程和微电子等方面遥遥领先的技术优势，美国迈入一个新的霸权周期。这一新周期让美国在短暂的式微过渡期之后，成为美苏角逐的胜者，并因此成为硕果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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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这种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它那强烈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套用权力类型的概念，在这一理论中，经济权力压倒了一切，排除了不同权力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结果就是，霸权周期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在美国之前，只有英国也曾经历那样两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建立于强大海权和商业优势基础之上；另一个，则得益于在工业革命中获得的领先地位。霸权周期的经济决定论，没给政治决策留任何影响余地。在这一点上，即使相比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周期理论，经济决定论也显得一叶障目、失之简单。至少前者还把社会道德因素和 政治体的宪政秩序看作影响历史兴衰起伏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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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帝国历史，我们不妨将四种权力类型的概念同上述两套周期理论结合起来，跳出单一因素决定论的狭隘，承认决策精英对经历周期的方式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比如，克服各种危机的努力，以及竭力拉长每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等等。在这种情形下，猜测每一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长，显得无关宏旨，没有必要。我们要注意区分：有些帝国仅仅经历了一个周期，昙花一现；而另一些，则经历了好几个周期，且每个周期都有较长的上升阶段。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蒙古帝国及拿破仑一世的法国，中国和罗马帝国则属于后者，而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和大英帝国也属于后一种。另外，或许可以说，一个帝国可资支配的权力类型越少，或者优于竞争对手的权力类型越少，那么周期持续时间也就越短；反之，帝国的权力类型选项越多，它在周期的上升阶段就停留得越久。此外，权力类型的多元化，也给帝国决策精英增加了调控周期进程的机会，也就是加速或者延缓周期的进程。[19]当然，我们也不应高估精英层的决策空间和余地，他们能施加影响的是周期如何进展，至于跳脱或中止周期，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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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要在周期的上升阶段长驻久留，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迈克尔·多伊尔所称的所谓“奥古斯都门槛”。[20]屋大维（奥古斯都）推行的改革基本上涵盖了三大要素。首先，他努力赢得罗马有地贵族的信任，凭借他们的支持，打破城市寡头统治阶层的权力垄断；其次，他左右了罗马的宪政秩序和行政制度的革新，且并未引发政治危机；最后，他对整个行政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那些行省从寡头统治者贪腐的老巢转变成治理有效的帝国之一部分。屋大维试图通过这些改革方案结束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并由此从根本上重组罗马的政治秩序，而这种重组也被后人视为共和制的终结，同时也是元首制的滥觞。但与此同时，他也确实创立了确保“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长治久安的各项制度。随着奥古斯都门槛的跨越，罗马告别了盲目的大肆扩张阶段，由此引发的种种内耗内战也随之烟消云散，至此，罗马迎来了它长期稳定的统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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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罗马周期在周期上升阶段至少停留了两个世纪之久。这要是在帝国建立之初，听上去无异于天方夜谭。要知道，此前罗马国内经历了数十年惨烈的内战，在这些战争中，帝国边缘一次次沦为争夺帝国中心权力的基地和军事要冲。当战火燃尽，罗马面临着帝国分崩离析的危险，就像曾经的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迅速分裂的情形一样。为了平息内战，罗马历史上三番五次出现所谓“三头同盟”，这一次又由“三雄”将各大行省划为各自势力范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如按马其顿帝国的经验，原本可以轻易分裂成几个各自为政的继任国。特别是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这在当时已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屋大维还是成功地使行省的臣民都归心帝国，帝国军队规模得以大幅削减，[21]进而降低了疆域防务的费用，也为降税减负铺平了道路。[22]在彻底击败迦太基之后，罗马继续南征北战，除了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还将势力范围向 西北和东南的两个方向拓展开去。就是这样一个扩张性权力中心，现在成了保障“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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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化育出一个对腐败具有抵抗力的行政管理层。为达此目标，屋大维不仅致力于机构改革，同时也倾注心血改革帝国精英的风纪。这位在公元前27年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意即神圣至尊之人）的皇帝，当时推出一系列革新风纪和宗教的新政，在现代历史文献中常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源自他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其个人价值观的体现，另一些人则深信屋大维本人正是靠着那些他后来所激烈反对的手段上的台。对其前后矛盾之虚伪性的指责，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固然不无道理。不过，我们讨论一个帝国的革旧维新和强基固本，重要的是政治成效，而非道德上一以贯之。[23]当时，铲除充斥于共和制寡头政治统治后期的腐败已势在必行，[24]这也是帝国谋取剩余价值方式实现转变的先决条件，即从护民官之类的地方军阀所采取的掠夺机制转变为定期制度化的税收方式。要落实这一点，清正廉洁而非损公肥私的公职人员必不可少。而在帝国管理精英中提高抗腐力恰恰是屋大维风纪和宗教改革措施之着眼点。这其中包括对元老院的多次“清洗”运动，当然，屋大维也借机铲除了那些政治上并无污点的对手。另外，他颁布《关于选举舞弊的尤利法》（lex Iulia de ambitu），那些被证明有贪腐渎职行为的候选官员，五年之内不准担任公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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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屋大维看重的不仅仅是帝国精英政治上是否忠诚可靠，清官贤相是否后继有人也是他非常关心的大事。在帝国内战刚刚结束之后的头几年，屋大维即命意大利行省的臣民大批迁入帝都，敕封骑士为城市贵族，新任命一批元老院议员。通过这些举措，他给罗马政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虽然这些政策成功提升了他在整个领导层的威望，但屋大维并无意将这种招贤纳士的方式常态化，他只是把它作为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而已。在屋大维看来，更好的方法是实现精英层的自我更新。要么自己延续后嗣，要么通过领养的方式传宗接代（这在当时的罗马相当盛行），未婚人士的继承权大打折扣，国家还加大了对死后无嗣者财产的征收。相反，对于孩子超过两个的家庭，政府予以财政补贴，对通奸者或伤风败俗者严惩不贷。儿女满堂的执政官，在卸任后可优先挑选行省来管理，而不像人丁不兴的执政官只能等抽签决定。[26]也就是说奥古斯都不欢迎一个“独身主义”的精神精英层，因为那需要不断从外部来补充和更新它。他希望创造一个能够自我换血、自我更新的精英层——哪怕在另一方面会限制他对精英层人员构成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一举措解读为他实现从“权力”（potestas）[27]到“威信”（auctoritas）[28]转变的计划。[29]此外，这也是一项预防措施，确保帝国人口的稳定——要知道这一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们——使得精英层成为万民之表。我们还不妨将它理解为一项提升政治及军事精英层抗腐力的重要举措：相比那些靠单打独斗而飞黄腾达的野心家，出身达贵世家的人更经得起贿赂的诱惑，因为前者顶多会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后之名，却不必挂念子孙后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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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门槛，说白了就是一系列深刻改革之和。通过这些改革，一个帝国告别了对外扩张阶段，过渡到一个有序的长期发展阶段。奥古斯都门槛，用周期理论的话来说，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帝国周期上升阶段的存续时间。而在罗马帝国的自我认知中，这些改革措施引发的变化是，共和制的周期历史观——在从波利比乌斯到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的历史学家中一直占尽上风——现在让位于“永恒罗马”（Roma aesterna），即“帝国千古长存”的帝国意识。[30]总览罗马种种革新措施，我们不难看出，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其实也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权力类型转换：军事权力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有鉴于此，屋大维才敢大规模裁军。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尤其是意识形态权力的权重上升。除了借助“帝国永恒”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平的理念也提升了帝国意识形态权力，即“罗马治下的和平”，这也成为帝国合法性的一个新的来源。也就是，只要罗马帝国存世一天，则天下太平；帝国根基越是稳固，和平则越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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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一旦跨越了奥古斯都门槛，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转向了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在建立独立官僚体制之后，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摆脱了昔日城市贵族寡头政治的专断妄为，并且中心的公民权慢慢扩展到部分行省民身上。这一点，在几次罗马人口登记和财产调查中可见一斑。公元前7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罗马帝国统治区域男性公民数总计91万，而公元前28年由屋大维和阿格里帕（Agrippa）主持的人口统计则显示罗马公民已达406.3万。数字上的提升，不能单单归因于计入了妇孺的人数。20年后，罗马公民数再增17万，达到423.3万。[31]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惊人的攀升，但它标志着帝国已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随着212年至213年的卡拉卡拉敕令（die Konstitution Caracallas）的颁布而落下帷幕。该敕令将罗马的公民权赋予了意大利以外全帝国的自由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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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随着卡拉卡拉敕令的颁布，罗马帝国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差异性越变越小乃至无足轻重的演变过程已经正式画上了句号。早在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统治时期，意大利便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眷顾，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帝国行省。正是在这一时期，帝国的经济重心从中心转移到外省，昔日的帝国中心意大利进入经济萧条期。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南部人口的大量减少。[33]帝国军队从此也主要从部队驻地的行省来招募，军事权力也不再是帝国中心用来统治边缘的工具，反倒是边缘自己打造了一种确保帝国延续的军事力量。是那些出生于意大利之外的皇帝，如来自北非行省的塞维鲁（Severer）家族，让军队建设重新成为罗马帝国政策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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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特别体现在两点上：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差距消失无存；中心在法律上的种种特权也逐步取消。这些特权往往是作为胜利的果实赐予那些征服者的。在罗马，卡拉卡拉实施推广公民权的改革后，戴克里先又继以税制改革，对意大利征收直接税（此前对意大利免征直接税）[34]，最终，随着帝国中心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完成了其去中心化，或者说中心的弱化。就连帝国西半部的行政中心即首都也在不久之后迁往他乡，293年迁至米兰，自402年起，因地形易守难攻，拉文纳（Ravenna）成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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