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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77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45]
1703703578 五、隋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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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80 杨隋统一中国以后,总共有三十年的寿命,由杨坚杨广父子平分。这两个十五年,在货币经济史上是一个明显的对照。杨坚采的是紧缩政策,所以能稳定南北朝末年波动的币值,建立起一个繁庶的国家〔212〕。杨广采的是膨胀政策,不论是军事上和经济上,炀帝下的中国,都是一个膨胀的国家,甚至要超过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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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82 所谓杨坚的紧缩政策,未必人人同意。事实是:开皇九年以前,全国还有战争,赏赐也很优厚。据说平陈凯旋的时候,庆功行赏,“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另外,酒盐等的专卖制被取消了,徭赋也宽减了,怎能说是紧缩呢?只有从他个人和宫廷的减少开支来解释。汉文帝减少开支的结果是“府库余货财”,隋文帝减少开支的结果是“库藏皆满”。史家甚至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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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84 自然,在杨坚治下,钱币流通也不是完全稳定的。开皇初年,虽然采用一种合乎标准的五铢钱,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由于钱币很杂,民间就有私镕私铸的事。三年四月曾令各关口以一百钱为标准,关外带进来的钱,要经过检查,合标准才许入关,不合标准,没收改铸。以前的常平五铢、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钱,也于两年内禁止流通。到开皇五年以后,大概才以隋五铢为主要的货币。但是当时铸钱,多和以锡镴,这对于私铸又是一种引诱。官炉所铸也逐渐增加,如开皇十年许杨广在扬州立五炉铸钱;十八年又许杨谅在并州立五炉铸钱。杨广又借口江南钱少,请在鄂州白纻山置十炉铸钱。又许杨秀在益州立五炉铸钱。这些铸炉所出的钱不一定合乎标准。于是私铸更甚,钱益滥恶。然而当时财政还算稳定,各地设有常平仓,调节粮食供应。又常常检查各地邸肆的现钱,不是官钱,都没收入官。所以在杨坚时币值大体上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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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86 炀帝即位以后,开支浩繁,如建设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凿运河,发男女七百万;游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修筑长城,又兴众百万。其中有些属于建设工程,尤其是开凿运河,解决了南北的粮运问题,在长期看来原是有益的。不过各种大工程同时并兴,国家财政就负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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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88 炀帝最大的野心,似乎是要开拓一个大帝国,同时极力奖励对外贸易。这种政策的采用,大部分得力于裴矩。但对外战争是花钱的事情,当时为了利诱胡商来华,送迎之费,也是以万万计〔214〕。这样就引起通货贬值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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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90 币值的下跌大部分是由私铸引起的,因为政府那么大的开支,还不是由人民负担〔215〕,人民只好铸钱,而且铸坏钱。起初每千钱还有两斤重,即减重百分之五十二;后来只有一斤重,减重百分之七十六。最后至于剪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216〕。李渊进长安的时候,民间用线环钱,凡八九万才满半斛〔217〕,物价自然大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所以谷贵,东北边尤其贵,七年底要几百钱一斗米〔218〕。末年朱粲在襄邓间起事的时候,一斛要万钱〔219〕。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末洛阳也要万钱一斛〔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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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92 物价高涨,人民负担又加重,铸钱已经是犯法,不如索性入山为“盗”。自大业六年正月有几十个“强盗”大闹首都的建国门后,起义人数一年一年增加。起初不过几千人,一打即平;后来变成几万,十几万,攻陷郡城,讨之不能克,遂至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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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94 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到杨隋这几百年间,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在制度上更是混乱到极点。物价的记录很少,而且多是特殊物价。钱币也各时各地轻重不一,度量衡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即使有正常物价,也不能同前代或后代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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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599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46]
1703703600 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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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02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47]
1703703603 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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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05 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有时候长期不铸钱,有时候大行通货贬值,看来似乎很奇怪。实际上这是因为在思想方面有几种对立的理论在冲击着:一方面是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另一方面是实物论者。中国的金属论者同欧洲16、17世纪的金属论者和重商主义者差不多,不过欧洲所重视的是金银,中国所重视的是铜钱,以为金钱是一种最好的财富,数量越多越好。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对货币数量能影响其购买力的见解,则是一样的。金属论者认为钱币的价值在于金属本身,换言之,金属本身是有价值的东西,用金属来作货币,其价值是不会变动的。只要钱币的分量不减少。这种理论在其反对通货减重一点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铜钱是主要的宝藏手段,则这种理论也有道理,因为作为宝藏手段,它可以发生调节作用,使货币数量不致过多或过少。然而中国的铜钱不是主要的宝藏手段,主要的宝藏手段是金银。尤其是减重后的铜钱,没有人用作宝藏手段,所以中国古代铜钱的数量,在市场需要不变的条件下,是能影响它的购买力的,在实行减重后,情形更是严重,等于通货膨胀。至于名目论者,则认为货币的价值是一种法律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钱币分量减轻,只要给以一种名目价值,它的价值就可以不变。这种理论等于替通货减重政策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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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07 实物论者和名目论者,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认为钱币没有价值,但实物论者因此主张废止无价值的钱币,而用有价值的谷帛。主这一说的人,往往是数量论者。实物论者的所谓价值,完全是从现实出发,就是所谓饥能食寒能衣。这种观点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古代交通不方便,商品的运销不很灵活,有时一地发生饥荒,无论有多少钱,也买不到粮食。加上货币本身价值的不稳定,使一部分人对货币发生反感。实物论虽是在币制混乱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它是一种落后的理论,不合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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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09 以上几种理论,轮流支配着中国自3世纪后半到6世纪底的货币思想和政策。两晋虽然还是用钱,却没有铸过钱,大体上是受实物论者的影响。多少也受到当时的一种愤世嫉俗的消极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表现为马融的生命重于天下论,表现为鲍敬言的《无君论》,更表现为鲁褒的《钱神论》。鲁褒在货币理论上没有什么特别论点,只是对货币的威力表示愤慨。他看见当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一方面有石崇、何曾等豪门的奢侈,另一方面有他们周围趋炎附势的人。所以他说,“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有了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他并不主张废钱,实际上他对货币也说了些好话,他说:“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221〕所以不能把他看作一个实物论者。他所创造的“孔方兄”一词,不但集中地表现了他对货币的态度,而且丰富了中国语文的词汇。到东晋安帝元兴中(公元403年)桓玄辅政,就公开主张废钱用谷帛。孔琳之(公元369—423年)提出反对。他对于货币理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只引用司马芝的话,说用钱不但丰国,而且可以减刑。他自己的议论只着重于说明谷帛不应当用作货币〔222〕。不过他虽引司马芝的话,他对货币本质的看法却和司马芝不一定相同。司马芝如果说过铸钱可以丰国的话,也可以作两种解释:照字面解释是把货币当作财富,铸钱就是创造财富,这是金属论的观点。另一解释是同孔琳之一样,认为“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223〕。这就是说:政府用没有价值的货币来征取民间的物资,因此可以丰国。孔琳之同司马芝相同的地方是对于恢复用钱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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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11 在南朝的刘宋,这几种思想的冲突,更加显明而且影响实际货币政策。例如在武帝的时候,就有人以为钱货减少,使国用不足,想把民间的铜全部由政府收买,用来铸钱〔224〕。这自然是金属论者的见解。范泰(公元355—428年)加以反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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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13 今之所忧,在农民尚寡,仓廩未充,转运无已,资食者众,家无私积,难以御荒耳。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宋书》卷六〇《范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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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15 范泰似乎不是一个纯粹的实物论者。他否认货币的价值,大概是指实用价值,而不是货币的交换价值。他好像以为货币本身的购买力是不变的,所变的是购买的对象,所以他以为国用不足不在钱少,而在生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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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17 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因为盗铸和剪凿盛行,使钱币分量减轻,江夏王义恭建议以大钱当两,他的见解可以说是一种名目论,他以为不管钱币的轻重如何,只要法律上承认它是一当两,那么它的价值就加倍了。沈演之对于这一建议加以理论上的支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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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19 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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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21 何尚之反对这种见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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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23 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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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3625 他这意见,大体上同范泰的意见相近,不过比范泰进步。范泰以为货币数量不影响其价值。何尚之则是数量说者,认为通货数量多使物价上涨。范泰是以货币数量多少没有关系为理由以反对加铸。何尚之则是以货币数量多反而有害为理由来反对。他这一段话也牵涉到货币的两种重要职能,所谓“以估货为本”是指价值尺度,所谓“事存交易”似乎是指购买手段或交易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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