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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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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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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在清代有显著的发展。有人把清代的两百多年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单就学术方面而言，是可以肯定的。由于清代学术以考证学为代表，这考证学同史学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所以对史学起了推动的作用。唐以后的史书，多由官方设局编修，这种官书常不及个人的著作。但官书中，清初所修的《明史》却比较好。这不是偶然。然而《明史》中，钱钞部分还没有占到半卷的分量，总共不到四千字。可见当时对于货币史不是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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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设三通馆，纂“续三通”和“皇朝三通”。这对货币史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在体制上，没有什么创作发明，完全是模仿原来的“三通”，只是补充原书以后的史料。《续通典》有《钱币》三卷，自唐到明，共约二万七千字；《清朝通典》有《钱币》一卷，自清初到乾隆年间平定回疆为止，共约一万字。《续通志》的钱币部分自唐穆宗长庆元年到明末，共二千七百零九字；《清朝通志》钱币部分共约六千字。《续文献通考》有《钱币考》五卷，自南宋宁宗嘉定七年到明末，共六万四五千字；《清朝文献通考》有《钱币考》六卷，共约八万字。可见各书关于钱币的详略也是仿照原著的，而清朝的三通所包括的时期大致相同，内容只有繁简之分，只需读《文献通考》一种就可以概其余。它们的史料价值是应当肯定的。然而若论史料价值，则历代的会要或会典等书也同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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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著述方面，有万斯同（公元1638—1702年）的《明史稿·食货志》、魏源的《元史新编·食货志》以及柯劭忞的《新元史·食货志》，都有关于钱币的部分。但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述的。《元史新编》和《新元史》只不过没有官书那样芜杂罢了，并没有创造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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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由于考证学的盛行，学者不大喜欢著作，而喜作札记式的文章。这种文章什么都谈，常常有涉及货币史的，如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的《日知录》和赵翼（公元1727—1814年）的《廿二史劄记》。这两人利用一些历史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起明人的空疏来，确实前进了一步。然而朴学家的缺点在于支离破碎，缺乏整体观念，不能探求到问题的本质。而且就是从资料方面来看，也不能说是搜集得详尽。例如关于黄金问题，顾炎武和赵翼都有专文讨论。《日知录》中的《黄金》条只举一些实例，证明汉多黄金，萧梁以后，黄金罕见于史。至于其原因，他只引杜镐的话，说是两汉时佛寺未兴，故金价甚贱。显然顾炎武相信这种说法。他自己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解释。只在结尾时说了一句：“呜呼，俭德之风远矣！”这似乎就是写那篇千把字的札记的目的了。《廿二史劄记》中的《汉多黄金》条，性质也差不多。赵翼对汉代赐金的例子举得比顾炎武多一些，但还是信手拈来，没有下过功夫。他对于后世黄金日少的原因，首先说是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其次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同顾炎武一样：不知道汉代的衡法同唐以后的衡法不一样。他们不知道王莽的六七十匮黄金只及得刘瑾的黄金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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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者收集资料，不能求全，资料是收不尽的，别人或后人很容易添上几条。问题在于结论，如果仅有的几条资料能够引导出正确的结论来，那正表示作者的敏锐的洞察力；如果结论不正确，那么，无论其资料如何丰富，它的价值就不能超出资料以外。如果正是由于资料不足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寻找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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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以后的考证学家对货币是有兴趣的，多致力于钱币实物的研究，不肯专在文献资料上下功夫。所以清代在钱币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货币史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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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本国的一切渐渐失去信心，而开始留心外国的事物。起初是在技术方面如枪炮、轮船、铁路等，慢慢扩大到一般文化。这些醉心于西学的人，是想要利用西学来改进中国的现状，对于过去的历史，就少有人过问了。因为只有对于本国有信心、对本国的一切感到骄傲的时候，才会想到自己的祖先是怎样惨淡经营，留下这份遗产。现在既然觉得自己样样不行，对过去只有感到沮丧和加以否定，谁还肯去研究呢？这种情形，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大而更加严重，使得历史科学在自古以来就特别发达的国家，反而成了冷门。到后来，关于本国各方面文物的历史反而靠翻译外国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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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后，留心货币问题的人，竟以为日本的强大在于它的币制的健全，因而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币制改革运动。这也不是没有好的一面，在长期的自我陶醉以后，借这个机会来吸取一点外面的新鲜空气是有必要的。自然也有少数人，用不服帖的态度来保持民族自尊心，认为样样是自己好，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外国有人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如叶德景（J.Edkins，也叫艾约瑟）等人就曾写过有关中国货币史的著作〔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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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有几部关于货币史的专著，如蒋黼（公元1866—1911年）的《中国货币史》、刘映岚的《中国货币沿革史》〔363〕和梁启超的《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等。蒋黼是一个金石学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中国货币史》只见部分的引文，未见全书，也许应当归之于钱币学的范围。刘映岚的《中国货币沿革史》于宣统三年在日本印行，内容不详。梁启超的《各省滥铸铜元小史》作于宣统二年，这是货币史中的专史。可见这方面的著作，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大家对于货币史应当包括些什么内容，是没有主意的。保守一点的人，或承袭历代食货志的钱币部分的写法，进步一点的则谈一些货币制度问题，很少能够把历代的货币问题同当时的经济问题和人民的生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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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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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钱币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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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币学，虽然产生得很早，但宋以前的著作，没有遗留下来，就是洪遵的《泉志》，也很简略，总共不过两三万字，十分之九是引用前人的话，他自己的按语只有两千多字，他自己所藏的钱币只有一百多种。元明两代，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这种水平一直保持到清中期。清初有些钱币书还是无中生有，荒唐可笑。如康熙时朱多的《古今钱谱》和乾隆时朱枫的《古金待问录》。就是乾隆初年的几种著作也还是简括的。例如张端木的《钱录》，只能作为《泉志》的续编，补充了一些洪遵以后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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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梁诗正等人奉敕纂辑《钱录》，一年而成。这是中国钱币方面的第一部官书。共十六卷，收录钱币五百六十七枚，但最后两卷全是厌胜等钱。清代钱币学家对这部钦定的《钱录》只有恭维的话，没有人敢提出批评。其实是一部毫无价值的书。编者自言：上古部分采用《路史》的说法，并批评洪遵《泉志》所名不必原有是钱，然而它自身的可信之处不及《泉志》。除了把汉兴钱归于李寿一事是一点改进外，其他错误全部承继了下来，另有新的错误，如把賹四化、賹六化读作天赞，把南宋钱牌上的省字解作官名，以为是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所铸。其所附图，编者说是照内府的藏品按状成图，编者中有董邦达、钱维城等会画的人，照理应描得像。但明清的文人画家强调作画不求形似，大概同原钱相差很远，把垣字环钱画成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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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略同时有一部撰人不详的《钱币考》，全书只有四五万字，内容比《钱录》要好一些，但大部分是抄录史书或旧谱。把古币放在历代钱之后，这就使得全书的体制显得不伦不类。而且认为刀布是三皇五帝的东西，把蚁鼻钱、明月钱看作厌胜钱，以垣字钱、宝化、永光、通行泉货和太平兴宝等为不知年代品。据说原书有图〔364〕，但刊本〔365〕没有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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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代考证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金石学和钱币学。考证学发源于顺康年间，但研究钱币学的人，一时还没有受到这种考证方法的熏陶。他们还保留明代理学那种主观唯心论的治学态度：不重视实物，不实事求是，不严肃，不忠实，只知模仿抄袭。到了乾嘉年间，考证学已渐普及于学界，于是史学、小学、辑佚、典章制度、金石学等，一齐发展，研究钱币的人，往往兼治其中的一两门。实际上清代有些金石学家或考证学家兼治钱币学，如张廷济、陈介祺、吴大澂等。专攻钱币的人，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再凭空臆想，必求诸实物，所以成就比较大。江德量、翁树培、初尚龄和倪模就是比较早的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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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德量（秋史，公元1752—1793年）生长于扬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原籍安徽。是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的榜眼，后来任过御史。他是一个花卉画家，但更爱研究钱币，而且精小学，所以对于钱币的释文方面有一定的贡献，如明（刀）、藿人（小布）、蔺、两甾等。他著有《钱谱》二十四卷，有图有说，但没有刊行，而且稿子没有下落〔366〕。倪模曾借阅几个月，在《古今钱略》中著录了它的卷目，并引用它的一些内容。除了一些正确的释文外，还把钱同农具联系起来，这是难得的。当然，就是在释文方面也有错误，如把安邦释为安邑。而且收罗了一些假钱，如次布、扬字开元、明德元宝、顺治背川、背午等。这部《钱谱》有《洋钱》一卷，这是最早的中国人著录近代外国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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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树培（宜泉，公元1765—1809年）的《古泉汇考》是清代最重要的一部钱币学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作者积几十年的心力，写成这部二三十万字的书，把中国的钱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全书分为八卷，前六卷叙述历代钱币，自上古到明代，卷七为外国和不知年代品，卷八为撒帐、吉语、厌胜等钱。作者死时，该书还是一种草稿形式，道光年间经刘喜海加以整理订正，在钱币学界传阅。该书的优点是资料比较丰富，作者把古代典籍中同钱币有关的资料抄录下来，特别是《永乐大典》中的资料赖以保存下来。固然这只是资料性工作，但资料的搜集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一件不可缺少的工作。他是第一个致力于钱币板别的人，这是他本人的贡献。如果说文献资料是从书本上抄来的，那么板别的资料就只能从实物的研究上才能取得。可见他是书本与实物两者并重的，无怪钱币学界把《古泉汇考》看作钱币学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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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泉汇考》也有缺点。第一，刀布方面收录得太少，而且对于刀布的时代，仍然附会旧谱，自燧人氏开始。作者说，古谱这样讲，未必尽无依据。这种保守思想还表现在他的收留撒帐、吉语、厌胜等钱的做法上。他明明知道这些东西不是钱，只因旧谱收录，由来已久，因而加以保留。实际上全书的结构同其他钱币书没有什么两样。第二，他的研究方法虽然比较进步，但是还不够全面。他说他研究北宋对钱的方法是：“辨之于其字、于其形、于其色、于其质、于其声，兼此五者，而精审焉。”这实际上也是他研究一般钱币的方法。这里他漏掉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即钱币的重量。《古泉汇考》中，主要是谈钱币的文字和大小，对于钱币的轻重，比较不重视，特别是刀布部分，几乎完全不纪重量。这一缺点不仅仅是指《古泉汇考》本身，更重要的是对后人的影响。由于翁树培受到后来的钱币学家的推崇，因而他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也受到重视。后来的钱币学家，就专在字、形、色、质、声五个字上下功夫，于是钱币的轻重就受到忽视了。戴熙甚至以研究钱币的大小轻重为迂。其实《古泉汇考》中并不是完全不谈钱币的轻重。第三，该书的内容虽有二三十万字，但绝大部分系抄录前人的话，作者自己的按语只有八九万字，这八九万字又大部分系板别的著录，而且不附图样，使人读起来枯燥无味。固然当时还没有影印的办法，作者自己也说过，图样难于摹印，但总算一个缺点。而且除板别的罗列外，没有作出什么好的分析和发明。对于板别也没有建立一套名称。此外，作者在序中注意到古代货币之贵而少，而且还提到几种物价，可惜没有向钱币的购买力一方面的研究发展。钱币学家不关心钱币的购买力，乃中外的通例，但并不是应当这样。实际上只有钱币学家才具备研究钱币购买力的条件。这一点不能算是《古泉汇考》的缺点。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人，不能提出这样高的要求。钱币本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研究，文化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钱币学家重视文化，轻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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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尚龄（渭园）是山东莱阳人。他说他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收集和研究钱币，著了《吉金所见录》十六卷，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开雕，次年刊行。他能看到自己著作的出版实是一件幸事，因为江德量和翁树培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书有图有说，钱图共一千二百一十种，文字七万多。它的最大贡献是把刀布断归春秋战国，打破了旧日对三皇五帝的附会。初尚龄是根据出土实物来进行研究的，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合乎科学的，有些论断是很有见地的。他所引刘师陆（青园）的话也多中肯。刘师陆的《虞夏赎金释文》一文是不值得介绍的，但他有些好的意见却保留在《吉金所见录》中。然而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点或错误。在排列上是按照历史次序，但卷之一的所谓周正品，包括宝化三品、东周、垣、长垣一所、共等七种，这里除东周环钱外，都不是周钱。他把铲币放在平首布之后，虽然他认为“细玩其铜质篆文，似在前诸布之先”。有些错误是沿袭前人的，如以宝化为周景王钱，以永安铁钱为北凉沮渠蒙逊钱，以小泉直一为刘宋废帝的鹅眼钱，以王莽的布泉为梁武帝钱，以天福镇宝为石晋钱，以太平兴宝为辽钱，以治平圣宝为徐寿辉钱，以天定通宝为大理国钱等。甚至收入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钱，如五凤等。此外，他也不是每一枚钱币都根据实物，例如王莽的十布中，壮布百作七百，次布百作九百。然而《吉金所见录》仍不失为钱币学方面的名著。一部钱币学著作完全不犯错误是很困难的。至于沿袭前人的谬误，更不能由他负责，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疑难都解决〔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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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模（迂存，公元1750—1825年），安徽人，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进士，做过知县。虽然他的年岁比江德量和翁树培大，但他收藏和研究钱币，是受了江、翁等人的影响。他的《古今钱略》三十四卷，在卷目上和江德量的钱谱差不多。体例很乱。大体分为文字和钱图两个部分。卷首是关于清初钱制的资料，如钱价、私铸私销、铜价、钱政等。卷二十七以后则为楮币源流、历代谱录、历代钱制、古钱附录、古今收藏姓氏、《钱略》叙传等，都是抄录旧文献或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大部分不属于钱币学的范围，但有资料价值。自卷一到卷二十六为钱图，但包括钱范和各种厌胜钱、马钱以及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钱图部分也有简单的说明，创见不多，刀布多附会旧说，错误和假钱是难免的，如以永安铁钱为西夏钱、把南唐大开元和闽开元列为唐钱。并收录假钱如百金、大定平一百、六铢、太和货泉、扬字开元、康定元宝、咸淳背九、背十、太平元宝、沁字洪武、壹百文省钱牌等。总之，质量不如《吉金所见录》，但收罗钱图四千多种，所以板别相当多，明刀有一百九十五品，内齐明刀一品；朝鲜的常平通宝也收了一百多种。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品中的洋钱一部分，大概是仿照江德量钱谱。有金银铜三种，银币最多，有西班牙的查理银元、双柱、马剑、美国银元以及许多早期的日耳曼银元，还有一些牌子，当时是凭重量接受的。金币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还有荷兰的杜卡特。铜币多是俄国的。《古今钱略》成于道光初年，但到光绪年间才由他的后人刊行。刻者不识外文，洋钱往往印成反文，很难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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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主要的钱币学家有蔡云、戴熙、刘喜海和马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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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云（铁耕，公元1764—1824年）的《癖谈》六卷成于道光初年〔368〕，有说无图，偏重于考证，不是一部完整而有系统的著作，而是用札记的形式。内容包括衡法、布币、刀币、环钱和圆钱。他的考证也不限于钱币实物，而兼及古文献中同货币有关的语句。有些论断是有创见的，例如对西汉的五分钱和三分钱，不作大小轻重解，而作对十二铢（即半两）的比重解，很有见地。自然也免不了有武断和穿凿之处。例如他把《诗经》中“抱布贸丝”的布和《孟子》中“廛无夫里之布”的布都解作是指金属货币。又如把鬼脸钱上的文字释为晋字，名之为晋币，自称面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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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熙（醇士，公元1801—1860年）的《古泉丛话》〔369〕成于道光十七年。也是一种札记体的作品，但侧重于趣味。文字比较生动，而且有些见解是值得注意的，例如他说：“藏钱以足补史传之缺者为贵，故异钱可考者上也，无可考者次也，厌胜下也。”〔370〕所谓无考者次要的话虽值得讨论，但贬低厌胜品的重要性，应当说是正确的。至少对货币来说是这样。他是有名的大齐通宝的发现人，也是万历矿银的最初著录者，但他对于钱币的判断力和鉴别力不一定比人家高。他把大齐通宝看作黄巢钱，没有看出它的制作同大唐通宝相像。他也把建文通宝、天顺通宝、成化通宝和弘治之宝等薄小的安南钱看作明朝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