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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170375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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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六章 称量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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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画出《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已过了八年。在这段期间，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有大半时间都有孕在身。如果我没猜错，那两幅画中的女性果真是以她为模特儿而画成的话，那么，当维米尔画《持秤的女人》（Woman Holding a Balance，彩图6），她再度进丈夫的画室充当模特儿的时候，卡塔莉娜似乎又怀孕了。这时的卡塔莉娜看起来老了一些，三十出头的她，姿态或举止已不复少女模样，情感变得较为内敛。在前两幅画中，她沉浸在青春的昂扬里；如今她静静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一派从容。在这幅画里头，维米尔关上画室的下层百叶窗，让窗帘盖住上窗，遮住窗外大部分的光线，使房间变暗，以削弱他前几幅画里画室中那种跃然纸上的生气。卡塔莉娜拿着秤，一只手分毫不差地放在此画的焦点上，但是我们看画的目光落在她脸上。她镇静自若、近乎面具般的脸，平静而专注，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目光或许会射向发出冷光的珍珠项链和随意披垂在珠宝盒边缘的发亮的金链，但最终还是会回到她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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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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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6 约翰内斯·维米尔，《持秤的女人》（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怀德纳收藏馆）。维米尔于约1664年绘成此画。画中人大概是以他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为模特儿绘成。这是维米尔创造力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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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画中唯一传达动感的东西，是挂在卡塔莉娜后面墙上那幅佛兰德斯风格的描绘最后审判的画。她的头和身躯上半，框在基督所预见的末日景象里，基督举起双臂，召唤死者复活接受他的审判。基督的圣座在她头顶正上方熠熠生辉，她两侧的凡人翘首向天，嚷着求救。相较于墙上绘画的生气勃勃和激烈动作，卡塔莉娜显得和那幅粗框油画旁边刷白的墙面一样平静、若无其事。那幅画中画的用意，在于将观者引向明辨是非这个主题。行事正派的人，必定像基督于末日审判时权衡善恶一般，小心权衡自己行为的得失。维米尔甚至还有意要我们观察卡塔莉娜的轻柔姿态，要我们从中想起替可怜的罪人求情，希望上帝让罪人也能进入天堂的圣母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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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审判的寓意明显可见。但我们暂且撇开画中人的象征意义不谈，把焦点转向那女子当下在做的事情。她拿着秤，准备称东西，但是称什么呢？这幅画一度被称作《称珍珠的女人》，但名称与内容不符。桌上有一两串珍珠没错，但那是随意搁在一旁的东西。没有单个的珍珠等着称重。桌上她唯一可能拿来称的东西，只有她左边靠近桌沿的硬币：四枚小金币和一枚大银币。这幅画画的是准备称钱的女子。当时的人会比我们更容易看出这个主题，因为那是当时荷兰画家很平常的作画主题。甚至，维米尔可能向他代尔夫特同乡画家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所画的一幅较没那么出色的画作，袭取了此画的主题乃至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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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年拍卖维米尔女婿的收藏时，维米尔的画作也在拍卖之列，当时，这幅画挂名《称金子的年轻女子》。拍卖清单列出的这个画名，使我们更逼近画的主题，因为gelt是“钱”的日耳曼语。称量硬币不是我们今日会做的事，但在17世纪，则是经济交易不可缺少的一环。当时的金、银币较软，重量会随着使用而渐渐磨损、变轻。因此，细心的人家不得不称钱币的重量，以确认真正的价值。若有标准货币通行，这项工作就无关紧要，但当时还没有。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以荷兰盾作为计价的标准货币单位，但是在1660年代维米尔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在流通的并不是真正的荷兰盾，而只是达克特银币（ducat，一达克特重24.37克）。荷兰盾（重19.144克的纯银）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发行，但是在之后就为其他硬币——一些西班牙币和一些荷兰币——所取代。所幸，对于正在急速发展的商业经济而言，一种钱币为另一种钱币所取代，并不妨碍金钱的主要功能，即标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在这些计算中，唯一不变的乃是钱币中所含贵金属的价值，而非钱币的面值。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当时的中国，容许商人根据未经铸造的白银的重量设定价格。在荷兰共和国，每样商品都有以荷兰盾订定的价格——即使在没有荷兰盾流通的时候亦然——且购买商品时必须以钱币支付。1681年，管辖代尔夫特地区的荷兰省政府决定重新启用荷兰盾（价值改定为9.61克的纯银）。比荷兰盾大得多的达克特银币在尼德兰其他地方又继续流通了十年，最后整个共和国都改用荷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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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桌上那枚银币画得不够清楚，无法确认是哪种银币。后人推断此画创作于1664年，据此判断那比较可能是达克特，而非荷兰盾。大小是唯一可见的特征，借由审视钱币的大小，可确认这是不是达克特银币。它比旁边那几枚金币大得多。当时银币铸造成多种重量、多种面额，但流通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金币大部分是同一种，也就是达克特金币（重3.466克）。一枚达克特金币约值两枚达克特银币。银对金的比价约为十二比一，因此达克特金币的重量应该约是达克特银币的六分之一。这和摆在桌角那些金币、银币之间的大小差距，似乎约略相符，由此间接证明，卡塔莉娜那枚银币的确是达克特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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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兰货币有所了解，并未使我们偏离明辨是非这个贯穿此画的主题。那名女子在称量她的钱币，同时也在根据复活时等着她的上帝审判，权衡她自己的行为。没错，有些艺术家借由女子称量钱币这个形象来谴责时人对白银的执迷，而不只谴责追名逐利的罪恶。但那不是这幅画所要表达的。维米尔无意要我们谴责卡塔莉娜。他让她沐浴在光线之中，把她打造为可信任而有良心的人物。她是在处理钱，但她计算家中钱财一事，就和她身怀六甲所表示的繁衍后代一事同样地可敬。维米尔对此的立场是正面且肯定的，符合17世纪荷兰社会积聚财富这个新伦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成形，赚钱是美德，只要赚之有道即可。至少当时荷兰中产阶级对此信之不渝。就连画中的基督似乎都在肯定卡塔莉娜计算账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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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桌上那枚大银币，是我们进入17世纪中叶世界的下一道门。在那道门另一头的长廊尽头，我们将窥见当时最重要的全球性商品——白银。白银在当时的经济里扮演要角，凡是接触到白银的人，其生活都受它影响，包括卡塔莉娜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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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生活在日后所谓“白银世纪”的尾声，而白银世纪始于1570年左右。在那之前，从未有如此多的这种贵金属，通过旅人的行囊、牲畜、河船，还有最重要的，通过中国式帆船的货舱和不断往返于全球各海域的欧洲武装商船，四处流通。突然之间，流通于市面的白银多得前所未见；突然之间，每样东西都可以根据其相应于白银的价值来买卖。在17世纪中叶，有个英格兰作家说16、17世纪之交时，烟草的销售是“等重的烟草换等重的白银”，这种夸大说法乃是刻意要让一般人吃惊。用白银买东西，也可能被视为愚蠢至极的行为，一如托马斯·德克在1600年的一出剧作中，通过某个角色挖苦爱抽烟的人是“将大笔钱化成烟烧掉的蠢蛋”时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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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加诸全球的影响力，让真正思考这个现象的人不得其解。白银可用于装饰，但其实际用途有限。大部分人都想取得白银，但是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得到其他的东西。白银本身的价值完全是随意的，并无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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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卫道之士眼中，白银创造了财富的假象，而非财富本身。用明朝天主教徒徐光启的说法，白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关心人民福祉的君主，应关心人民是否丰衣足食、有足够的恒产，而不应关心人民是否有足够的白银。这个指导原则的缺陷在于它不适用于完全商业化的经济。如果每样东西都可以用白银买卖，那么白银就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与此相对，在局部商业化的经济里，一旦白银供应枯竭，或是物价因饥荒而飙高到一般人负担不起的话——这在17世纪时仍时常发生——白银就无用武之地了。而在17世纪，大部分人就置身在这样的经济里。一旦经济里有白银流通，不管是要购物或付税，大部分人除了用白银之外，别无选择。而欲取得白银，除了卖东西或劳力，也别无选择。白银变成必要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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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扩张，创造出白银的庞大需求，白银渗入欧洲和中国两地的日常交易里。为补充不足的货币供给，中国需要输入白银，为了购买亚洲的货物，欧洲人必须输出白银。中国与欧洲的需要，创造出白银需求，从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为两大供应来源。17世纪的全球经济，就围绕着这个供需结构而形成。白银是当时最理想的货物，而且它出现得正是时候，将分处异地的地区性经济连成一个为今日全球处境奠下模式的跨地区交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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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的银币，是用来自哪里的白银铸成的？日本是17世纪白银生产大国，而日本的白银有许多经荷兰商人之手输出，因为当时日本只允许荷兰人与其通商。但那些白银几乎都没运回欧洲。荷兰人买进的日本白银，完全在亚洲区域市场转手图利。因此卡塔莉娜那枚银币里的白银成分，很可能不是来自日本。在日耳曼和奥地利，有近得多的银矿，但那些银矿的产量只占当时全球产量的百分之五，而且大部分流入欠缺现金的东欧。所以那也不可能是日耳曼产的白银。如此一来，唯一可能的来源就只剩下另一个全球级的主要产地——西班牙掌控下的美洲，而那要不是新西班牙（今日的墨西哥），就是秘鲁（17世纪的秘鲁涵盖今日的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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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标出清楚的路线，不妨假设那来自秘鲁境内的玻利维亚，更具体地说，来自17世纪上半叶产量高居世界之冠的矿城波托西（Poto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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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坐落在海拔四千米的林木线之上，安第斯山区的人称那里是puma，意为“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一座犹如巨大蜂巢的山，矗立在刮着大风的荒凉平原上，名叫里科峰（Cerro Rico），意为“富裕山”。若非有高质量的厚银矿脉分布于此，这里大概会永远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西班牙人征服此地之前，印第安人已在开采这里的银矿，但他们对贵金属的需求有限。西班牙人则不然。1545年在印第安人带领下，首次有西班牙人来到这里。看到山中银矿那一刻，他们认为自己最异想天开的梦想顿然成真。高原环境恶劣，但是为了开采这山上的宝藏，他们毫不退却。最初他们招募印第安人开采，但印第安人知道那工作有多么危险又无利可图之后，纷纷打退堂鼓，西班牙人于是施行了强拉民工的徭役制度（mita），迫使印第安人进矿场干活，一些印第安人为此甚至被从八百公里外强征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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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几乎在一夕之间成为美洲最大城市。头几十年，矿藏丰富且易开采，该城人口大增，至1570年已达十二万人。欧洲、南美各地的人，来到这不毛之地工作——生产白银或供应城市所需的货物和服务。矿场的产量不可能永远如最初开采时那般，但即使产量在17世纪缓缓下跌，波托西的人口仍是有增无减，到了1639年逼近十五万人，此后则人口渐减，1680年代时跌破十万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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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持续不坠的时候，矿场老板获利惊人，英语里都出现了“富如波托西（as rich as Potosí）”这个词组。凡是住在里科山山脚的人，无不抱着发财梦，但发大财或穷途潦倒，取决于包括种族身份、社会关系、资本、运气在内的种种因素。由于财富来来去去，身处于极富与极贫之间的人，很多时候靠暴力来解决争端：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暴力、西班牙出生的白人和美洲出生的白人（即克里奥尔人）之间的暴力、少数民族派系之间的暴力，特别是往往掌控矿砂精炼厂的巴斯克人（Basques）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暴力。一件小意外或有辱颜面的事情，就可能让整个波托西城陷入混乱。出生于美洲的玛丽亚娜·德·奥索里欧（Mariana de Osorio）在1647年结婚，但在婚礼当天，她拒绝了来自安达路西亚的父母替她许配的巴斯克男子，转而接受一直通过她父亲所任职的精炼厂的克里奥尔人经理向她求爱的克里奥尔男子，一场形同内战的冲突，随之在巴斯克人与克里奥尔人之间爆发，延续了数年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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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不只让掌控该地的人致富、让其他人拼死拼活地互斗，它还让西班牙财富大增，从而使西班牙有雄厚资金得以巩固其在南美洲的帝国，得以将势力延伸到太平洋彼岸的菲律宾，得以将美洲、欧洲、亚洲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纳入一个由数个强权实质共管的共管区（de facto condominium）。这并不是哪个人刻意促成的。面对着可以使白银流通的机会和欲望时，各人各凭本事随机应变，白银随之在全球舞台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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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银还未能运输到外地时，它要在波托西铸币厂铸成雷亚尔[1]。铸成雷亚尔之后，有一半以上通过两条路线运到欧洲，即官方路线和“后门”路线。官方路线由西班牙王室掌控，往西翻过高山抵达秘鲁沿海的阿里卡（Arica）港。这段路程由动物载运，要花两个半月的时间。由阿里卡港走海路，运到北边的巴拿马，再转由西班牙船运到大西洋彼岸的卡的斯（Cadiz）。卡的斯是塞维利亚的进出港，塞维利亚则是全球白银贸易的中心。后门路线严格来讲属于非法线路，但因利润甚高，波托西生产的白银，有三分之一经这条路线流出。这条路线由波托西往南下到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白银之河”），进入阿根廷（Argentina，“白银之地”），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由该地的葡萄牙商人用船运到大西洋彼岸的里斯本。在里斯本，葡萄牙商人用白银换取秘鲁所需要的货物，特别是那里的非洲奴隶所需要的货物。运抵里斯本、塞维利亚的白银，有很大部分迅速转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但停留不久，即又出港，运到其最后的目的地，日后欧洲人所称之为“欧洲金钱的坟墓”的地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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