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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干中学”：技术进步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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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是对制度学派和许多评论家的一个回应。他们往往质疑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进行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触及技术前沿之后（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束缚了自由和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不是由于创新带来的，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导致的。[14]中国在追赶时期的确是充分借鉴和复制国外先进技术，但是这并非说明中国在到达前沿以后无法创新。因此，制度学派的观点是误导性的，而且也不能被经济史所支持（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和俄国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先模仿后创新，甚至19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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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的方便，让我们分析一下美国的历史路径。美国是在重商主义原则上立国的。[15]在19世纪中叶引爆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美国已步入原始工业化阶段很长时间。Charles Morris（2012）注意到在1812年，美国北部各州的乡村地区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阶段类似）。依靠着瀑布为水车提供动力，周遭的小村落普遍从事着制造业活动。这是由农业商业化的兴盛而逐渐在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中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原始工业化。早在18世纪末期，美国的农民就已逐渐变得像企业家，从事着广泛的家庭消费品的生产和远距离商业交换。比如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已经把全球贸易的触角伸向了中国，开始与英国竞争中国和亚洲的市场。[16]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种市场性的交易活动几乎全部被政府支持的由富裕商人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所取代。领薪工人成了一种流行的农业就业形式，同时农业剩余也往往被用来投资于商业和工业事业而不是土地。本地商人就这样为新型乡村企业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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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即将引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的原始工业化过程完全没有被英国（甚至马克思）注意到。[17]同样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原始工业化及其对于引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都完全没有被西方注意到。对于欧洲而言，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落后。那时美国90%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这一点直到19世纪中叶也没有多大改变。“但在美国农业社会的田园般的花丛中隐藏着繁忙的工商业和制造业活动的蜂箱。”（Charles Morris，2012，“The Dawn of Innovation”，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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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著名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在1820年写道：“美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Foxes，Burkes和Sheridanszai在哪里？……他们的Arkwrights（阿克莱特），Watts（瓦特）和Davys又在哪里？谁用美国产的杯子喝酒，用美国产的盘子吃饭?”（Charles Morris，2012，“The Dawn of Innovation”，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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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直至赶上英国并非一开始就源于其先进的技术。甚至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也是如此。整个19世纪美国在炼钢和几乎任何其他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领域都是英国的学生。（Charles Morris，2012，“The Dawn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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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美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络，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高等教育和纯科学研究与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仍然相当落后和原始。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和同时代最出色的美国科学家之一，罗兰德（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在1883年的学会年会上公开抱怨美国极其落后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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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放着一份教育局专员1880年的报告。按照这个报告，美国一共只有389所或大约400所自称为学院和大学的高等研究机构！……其中1/3称自己为大学，而在这些所谓的大学中，有一所只有两个教授和18个学生，还有一所有3个老师和12个学生！……然而这些并非只是个别情况，因为有太多小小的学校称呼自己为大学。……谁能怀疑一个比如有800个学生和70个教授的大学不会比只有一二十个学生和两三个老师的大学更好、质量更高呢？当然这也不尽然，因为我还亲身感觉到一个有500名学生的大学实际上只有高中水平。每个这样的大学都有所谓的教授，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有中学老师水平。……在这个国家，并非是那些工资最高、在最贵的学校教书的人最有能力从事科研，那些拿最高工资并霸占讲席教授位置的人却并不从事任何纯科学研究，只不过在为各种商业利益集团服务并用他们的知识为自己已经很高的收入争取更大的商业回报。……但是危险正在逼近我们，即便在我们这样的科学协会中。……当社会对科研的平均要求很低，当最高的学术荣誉被那些不学无术或平庸的人占据，当三流的学者被推为学术楷模，当微不足道的发现被吹捧为了不起的科学发明时，学术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就得大打折扣……我们的国家科学院由来自全国的杰出科学家组成，但是它却没有办公楼和图书馆，而且除了发表一些对政府免费开放的信息以外不发表任何东西……它根本无法与英国皇家学会，或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慕尼黑，以及任何欧洲首都和大城市的科学院相比。……一个自诩为大学但在办公桌和图书馆书架上没有一本科学期刊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确实不是在为社会尽到它应尽的责任。……在美国的物理学领域，目前还没有发表或出版过或可能出版任何一本高于基础读物水平的书。（H.A. Rowland，1883，A Plea for Pur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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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美国人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似乎也可以说类似西德尼·史密斯当年对美国人说的那样的话：“中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Thomas Edison（爱迪生），Andrew Carnegie（卡内基），Henry Ford（福特），J.P. Morgan（摩根），John D. Rockefeller（洛克菲勒）和Cornelius Vanderbilt（范德比尔特）在哪里？谁穿由中国制造的衣服？谁用中国人制造的工具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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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10年之后，尤其当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人再也不能这样诘问了。但如今他们可以这样说：“谁乘坐中国的火车？谁开中国造的汽车？而谁又会乘中国产的飞机？”也许不到10年之后对这些问题也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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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尽管通过三十多年的财富积累和爆发式增长，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水平仍然不能和美国同日而语。虽然自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正在拉近与美国的距离，但是学术界仍然缺乏对学术研究的诚实态度与扎实学风，很多所谓一流高校滥竽充数和不务正业的“教授”仍然很多。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今天的落后学术研究水平也丝毫不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和纯学术科研不能够在未来20～30年逼近美国，因为科学的真正基础在工业。如果工业强大了，科学的强大才有根基。正如前面提到的罗兰德在报告的结尾部分对美国1880年代科研现状和未来所写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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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并让我再一次重申，我绝不相信我们的国家（美国）会一直处于目前的状况。物理学，其在应用方面帮助我国实现商业财富的爆发式增长和荣耀以后，必然会升华，并让我们在世界同行面前受到尊重。这样一个信念和预言，对于一个还没有做足够的科研以支撑一本像样的物理学杂志的国家来说，也许显得过于草率和匆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我们看见城市和高楼瞬间拔地而起，还有各种各样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物理实验室处于建设中，也看到对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的巨大需求。……也许我们有一种感觉，和所有真正的美国人一样，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并面临一个光荣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在知识领域引领世界，正如我们已经在财富创造方面做到的那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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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德对美国科学的预言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了。而以中国目前雄厚的科研基金和政府的投入，尤其是工业界对科学研究的日益增高的巨大需求，其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也会在15～20年之内有类似美国当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惊人突破，并可望在30～40年后赶上美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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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这是由于中国已经成功引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整个国家已经为技术采纳和创新做好了准备。但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甚至今天）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不是从纯科学或者一小部分天才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广泛的工业实践和商业驱动，特别是广大草根实践者在日常制造过程中的实际操作经验和积累。从火药到指南针，从造纸术到印刷术，从珍妮纺纱机到瓦特蒸汽机，到爱迪生的众多发明，再到今天的无数工业技术都是如此。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发明过程中，“日常实践中的接触才是最好的学习”（诺奖获得者Kenneth Arrow，1969，quoted in McCloskey，2010，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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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革命（如劳动分工、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炼铁技术和大工厂体系）并不是一场科学理论的革命，也不是对科学理论的应用。工业革命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牛顿力学甚至热力学的创立无关。工业革命是关于工业组织、制造技巧、设备工艺以及生产要素如何在时空上循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实践知识的革命。这些突破和发现，以及制造业知识的积累只能由基于制造业活动本身的实践（即实际动手和生产制造的过程）所驱动。因此，只要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大道，成了世界工厂（或哪怕只是占有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因为技术知识和创新是从重复的实践、具体的工业建设、产品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和攫取市场份额的激励中来的。或者说，是从生产过程中来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一旦它放弃了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无论它的大学排名有多高，无论它有多少诺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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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知识，尤其是工艺和技术，是属于那种无法形式化或公式化的实践性知识。原因在于支配许多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是属于“因果律”。而因果律不可能用形式逻辑从一堆先验的公理体系演绎出来，而只能从实践或实验中学习。因此，“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铁律已经不断被证明是人类技术发展史的最重要、最直接推动力。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早在他关于奴隶和主子（Herrschaft und Knechtschaft）的辩证关系中就提出了这一规律（Hegel，1807，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真正的知识和创造的源泉属于实践者（奴隶或学徒）而不是领主们。“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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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服从同样的逻辑。在美国人看来，13亿中国人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都仅仅是为美国打工的蓝领工人，用10亿件衬衫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由于巨大的农村人口、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90年代仅为美国的1/20，2014年为1/8）以及更低的人均消费水平（90年代为美国的1/30，2014年为1/12），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仍然显得贫穷落后。直到今天，中国仍有约5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但是，中国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他们通过制造、组装、运输、打磨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地发现着新的实践知识。[22]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所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为了与其他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必须时时刻刻去解决各个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十年之前，德国高科技公司曾允许中国工程师观看他们的技术蓝图（日本工程师则不行），并不担心其核心技术会泄露。今天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23]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超级计算、半导体、精密仪器、材料科学（包括纳米技术）、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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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慢慢地，黑格尔的奴隶与主人的逻辑正在一步一步将中国推到世界技术的前沿，并将技术前沿不断向前推进，而且会最终超越美国。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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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学会了制造和模仿，创造和创新的大门就打开了。如果不理解技术知识的“实践”属性，不了解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以及“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原理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对知识创新的认识就会有极大偏差。难怪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曾不断公开表达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的蔑视和批评（就像西德尼·史密斯在1820年对美国表达的那样）。在2012年和2014年，他曾这样回应美国媒体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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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GDP。我们有最富创造精神的公司、最有生产力的工人、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10年之内北美，而不是阿拉伯半岛，将会成为世界能源的中心。”而中国，相反地，还没有“一项有创造力的项目，一个创造性的改变，或一种原创性的产品。”“我请问，你能够说出一个来自中国的原创的项目、变革或产品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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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法从政治演讲中区分出个人信念。不过人们总是抗拒改变，无论是改变自身的状态还是改变对于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观念。讽刺的是，就像美国在19世纪是英国最好的学生并最终超过了他们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的创造力隐藏在低质量、低附加值但动态更新的制造业，尚未在大规模创新和科学突破中展现它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熟练地学习、仿造、吸收，甚至“窃取”英国的先进技术一样，就像虽不引人注目，美国人当年却持续热情地投身于实践性的、小步骤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改制一样（如棉花收割和铁路建造）——中国今天也是美国最好的学生。最令人恐惧的事情其实并不在于中国有多致力于“窃取”美国技术，就像当年美国致力于“窃取”英国技术一样，而在于中国对制造业的热情和美国当年是多么相似。就像美国当年并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为美国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哈佛（Ha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训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理解和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26]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学院”，在这里无数实践者可以反复操作、学习、练习、发现，并训练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工程师和潜在的创新者，正如没有牛津和剑桥三一学院（牛顿在此毕业并执教）的19世纪的美国却能理解、吸收和超越英国的前沿技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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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美国没有产生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大师，牛顿和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匠。但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就产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工业巨头。对美国而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一个“需要巨人并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Friedrich Engels，Dialectics of Nature，Moscow，1974，p.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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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世纪的英国必须佩服美国学习和吸收英国技术的能力。在19世纪，中国和印度并不具有美国那样的能力去学习和模仿，甚至“窃取”英国的纺织业和铁路技术，更不用说加以改进和进行再创造了。与1860年后的日本不同，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缺少一个重商主义政府和国家能力来支持商人们去开辟全球市场，调动其乡村劳动力来开启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因而中国和印度缺少了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创造基于劳动分工的大规模供给。这样一来，“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制造业基础就不能存在于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而19世纪的美国却具有这样广袤而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引爆工业革命的“热核反应链”，因此就处在了下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位置上。这要归功于美国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远见卓识：强力发展美国未来的战略性优势产业（纺织制造业）而不是它当时的静态比较优势产业（农业）。遵循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或《美国工业发展计划》中提出的发展策略，美国后来只花了60年时间（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赶上了英国，挑战了其制造业和工业技术霸权。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之交，美国已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工业技术的全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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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有形资本（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或大规模再生产）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的。英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润育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并超越英国。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二战”打断了近10年）。中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这一阶段。中国刚刚在2014年末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在下一个10年期间，中国预期输出1.25万亿美元来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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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扩张在全球开花结果。2014年12月，第一辆中国到西班牙的直达列车抵达了马德里。它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义乌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和法国，在21天行程里穿越了一万三千多公里（约8000英里）。这一史诗般的一万三千公里行程与传统的海运相比时间缩短了一半。[28]这一最近投入运营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非常类似两千年前从西安至地中海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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