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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五节 崎岖扩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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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决策者从进入TFT-LCD工业时就很清楚，要想在这个工业中成长起来，就必须不断扩张以达到市场竞争对规模经济和变化速度的要求，而且他们也确实具有跻身前列的雄心。但后来遭受的一系列挫折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海外上市计划的流产、5代线资本金不足带来的财务压力以及缺乏国家支持等因素，使京东方无法施展抱负。尽管如此，进入这个工业就像骑上虎背，骑着不舒服，下来却更危险，不想死就只能继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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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建成5代线到2009年建成4.5代线（见下）的5年时间里，京东方的真正问题是扩张无门，因为在只有一条生产线的情况下，无论效率多高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一，规模小就非常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巨头们的摆布。第二，只有一条生产线就意味着产品单一。随着国际领先者在2004—2006年期间建成了6代、7.5代和8代线之后，5代线的产品从经济合理性上讲只能用于个人电脑显示屏，并不适合供应当时最有潜力的市场——彩色电视机，从而使京东方被限制在电脑显示屏市场里。因此，京东方饱受液晶周期折磨的根本原因不是她进入了这个工业，而是她不够大。从产业逻辑来讲，京东方要想在TFT-LCD工业中成长起来，就必须继续建设更多、更高世代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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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京东方在建设5代线（内部编号B1项目）时，就同时成立了6代线的B2项目组，只是因为海外上市计划流产、无法筹措资金而未付诸实施。在那之后，京东方已经不可能纯粹通过资本市场来为扩张融资；完全依靠银行贷款也不可能，即使能够得到也风险太大；北京市政府对京东方是支持的，但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去做超出补贴的事；而在奉行“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的国家，也没有可以进行这种投资的体制安排。事实上，建设TFT-LCD生产线所需的投资规模（一条线动辄百亿元以上）不仅是中国到那时为止所从未经历过的，甚至政策圈内对如何发展这种工业的思考都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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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平板电视显示器件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导致中国平板电视的销售利润大多被国外厂商攫取，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不亚于中国彩电业产业化之前”。报道援引娄勤俭的话说，在平板显示屏上，中国企业也做了探索，比如京东方通过并购有了5代线，但5代线主要针对计算机，目前我国企业能满足平板电视的显示屏生产线还没有。他同时指出，“目前投资一条平板电视显示屏的投资要上百亿，单靠企业自身去投资很难，而企业为此的融资又很难，所以，我一直很担忧。虽然建显示屏生产线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但这对于我国平板电视的机遇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他同时为此呼吁，平板电视显示器件投资太大，希望各个相关部门、金融机构重视，给予支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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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电子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领导表态之时，正是平板显示器在国内市场全面替代CRT显像管和中国彩管工业开始全面崩溃之时。虽然庞大的彩电工业的危机不能不引起主管部门领导的忧虑，但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政府政策思维中的两个问题：第一，静态的技术观点。京东方的5代线不能满足电视用屏的需要是事实，但政府主管部门似乎想不到从5代线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到高世代线。既然排除了中国企业可以自主发展高世代线的可能，那么这种发展的技术来源就只能依靠引进了——这恰恰是中国政府直到2011年时才改变的思维(54)。第二，自由市场观点。虽然彩电工业陷入危机使主管部门认识到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出手相援，但仍然不敢触及发展新兴产业是企业行为或市场行为的底线，不承认国家参与是后进者成功地发展高技术工业的规律（如韩国、中国台湾和以色列等）。这两个想法是否正确不是这里马上要讨论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就是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后的政策环境，也是为什么京东方注定孤独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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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在2004年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扩张机会是深圳的“聚龙计划”。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深感被卡脖子之痛的TCL、创维、康佳、长虹四家彩电整机企业组成联盟，计划与境外液晶面板企业合资在深圳建生产线，并谋求信息产业部等主管部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2006年初，深圳国资委属下的深超科技投资公司与上述四家彩电企业各出资200万元注册成立了聚龙光电公司。因为建线的动机是为彩电企业供应显示屏，所以联盟提出的目标是建设6代以上的生产线。在向境外企业寻求技术来源时，联盟得到的答复或者干脆是不转让技术，或者是技术转让费太高。当联盟把目光转回中国大陆时，发现中国大陆只有京东方拥有可以建线的能力和知识产权，于是主动来找京东方，而后者也乐见有这样一个扩张的机会。2006年5月京东方以40％的控股比例成为聚龙光电的技术提供方后，当事各方决定将聚龙光电的注册资本增加到2000万元，其中京东方以技术和资金占40％的比例，深超则占20％股份，其他四家彩电企业各占10％的股份。深圳市政府表示将对建线投入重金。按原来的计划，聚龙光电的6代线项目将于2006年9月动工，到2007年年底量产，恰好能赶上2008年北京奥运的黄金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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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龙计划一经初步商定，京东方立刻组建了技术团队。但这个计划也充满矛盾，合资各方就上液晶面板还是上液晶模组、是上6代线还是上7.5代线等问题发生分歧，合作过程步履维艰。在聚龙计划的消息流传出来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的计划，并且说京东方在技术上不行。面对夏普的提议，深圳市政府动摇了，觉得京东方并未建过6代线，还是夏普技术强、有经验。当一家珠三角的彩电企业支持这个转向后，联盟中的另两家珠三角企业对聚龙计划产生犹豫，长虹干脆撤出这个计划做等离子（PDP）去了，而京东方则被冷落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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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龙计划瓦解后，深圳方面与夏普谈判了一年。根据媒体报道，2007年7月底，深圳有关方面与夏普签署合作协议，准备投资280亿元在深圳建设国内第一条7.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此前在“聚龙计划”的一条6代线合资案中不欢而散的四家彩电企业——创维、TCL、长虹、康佳——也再次聚集到此次的7.5代线项目中，而且还增加了海信，上述五家国内彩电企业共持股20％(56)。但一个多月后的媒体报道却传出谈判终止的消息，原因是夏普违背最初的承诺，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转让技术。同时，夏普有关高层也公开表示，夏普目前的液晶屏建设计划主要是在日本的10代线项目，没有在中国投资液晶屏生产线的计划(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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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夏普继续玩着这套把戏。2007年8月，上广电对媒体宣布正在规划建设一条6代线(58)。当时上广电、京东方和昆山的三家整合还在过程中，而上广电最初的想法是与京东方合作建6代线。消息传出后，夏普主动找到上广电提议合作，于是京东方又被甩掉。但后来与上广电合作的6代线项目都已经获批时，夏普又找个借口撤出合作。有媒体分析，夏普的“搅局”使中国进入高世代线的时间推迟了2—3年(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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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东方还在和深圳方面谈聚龙计划时，已经有几个地方政府（包括武汉、成都等）主动找过京东方商谈在当地建线的可能，反映出许多地方政府已经看到了液晶工业的重要性。根据媒体报道，2006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四川与国内500强企业座谈会”上，成都市提出了“打造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的构想，而代表京东方参会的陈炎顺当时就表示愿与成都高新区洽谈设立制造基地(60)。由于成都市提供的条件较好，于是京东方决定在成都建设一条4.5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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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建设4.5代线的决定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当时正在剥离北京5代线的过程中，而决心在平板显示器工业继续干下去的京东方仍然需要拥有自己的生产线。第二，在遭受连续挫折并陷入亏损的“水深火热”之时，京东方的决策者看到上高世代线投资太大、风险太大，而深圳市之外的其他地方政府也财力有限，于是改变初衷，决定先建一条低世代线。王东升对这个选择的“合理”解释是“选择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道路，先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领域做到最强，然后伺机再往下走”。但建设高世代线才是京东方的真正所求，所以等到2007年下半年公司的财务情况刚一好转，京东方就立刻开始规划6代线和8代线。不过，京东方一直有手机液晶屏模组的业务，能够认识到小尺寸TFT-LCD市场的潜力。沿着开发这个市场的思路建设的4.5代线，虽然多少有点是无奈之举，后来却为京东方在智能移动终端市场开发了一座“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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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高世代生产线，但成都项目采取的融资模式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为后来京东方建设6代线和8代线打开了一条融资通路。这个模式的形成要从北京5代线的政府投资讲起。如前所述，当年北京市政府（通过国资委下属的北京市工业投资公司）借款28亿元给京东方以支持建设5代线。在后来遭遇困难时，京东方的管理层提出把借款转成京东方集团的股份，一方面可以帮助京东方渡过难关，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回收这笔资金。北京市政府同意了这个办法。事后证明，这笔投资对市政府来说是很划算的，除了由项目而得到的税收等收益（每年京东方5代线上交10多亿元的税款，上游配套企业上缴27.8亿元税款，还有采购等活动拉动的投资等）。2007年赢利后，京东方的股价从“债转股”时的2.72元涨到12元，政府在股价10元左右时将一半股权变现卖了20亿元，剩下的股权按现行市值也超过了25亿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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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验为京东方展现了一条融资的新出路：向政府或者特定的“战略”投资者增发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本金。于是这个模式被应用到了成都项目上。成都市除了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外，还提供了资本支持：2008年7月，京东方为成都4.5代线搞了一次定向增发，向成都市政府旗下的成都高新投资集团和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增发股票18亿元。此外，在陈元行长的支持下，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银团提供贷款16亿元，并且将还款期变为10年期。正如陈炎顺释怀所言：“完成了这一轮（建设），感觉资本渠道和产业发展的关系就打通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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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总投资34亿元的京东方第二条TFT-LCD生产线（4.5代线）在成都开工建设，到2009年10月正式投入量产，其产品是小尺寸的液晶显示器，主要应用于移动多媒体类的终端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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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找到了新的融资模式，再加上财务状况好转，王东升的“野心”就再度萌生——京东方再次开始寻找建设6代线的机会，并把目光主要锁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湾三个地区。2007年下半年，当夏普不辞而别之后，深圳又转向京东方，而京东方的决策者也放不下进入深圳的念头，除了运输、市场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外，一个主要的考虑是建6代线需要投资175亿元，必须跟有财力的大城市谈合作。但一个“不速之客”却把京东方的6代线项目引向了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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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份，京东方的一位独立董事把合肥市的一位官员介绍给了京东方高管。当时京东方决策者的心思还放在进入深圳的可能性上，并没把这个来访当回事。但当京东方高管应邀回访合肥时，却一下子被当地领导的态度打动了——厂址的土地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还有备选方案（合肥方面承诺，深圳能给多少，他们就给多少）。评估之后，京东方的人发现合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位于长三角经济带，两个小时路程到武汉，三个小时能到上海，一个小时能到南京，覆盖全国国民收入60％生产总值的区域；更重要的是水、电供应充分（一条6代TFT-LCD生产线一天要消耗2万多吨水），而且合肥水很好，有长江还有巢湖；更让京东方人没有想到的是，安徽省还是个电力输出省（原以为是电力输入省）；此外，合肥的科技人才很密集，在全国排第五，而且人员相对稳定；最后是合肥市上下一心，市委书记孙金龙亲自挂帅搞这个项目，市长吴存荣具体操盘，自上而下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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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感觉合肥“有戏”，但京东方高层内心还是被在深圳和上海受到的两次挫折留下了“心灵创伤”。当第一次和合肥市领导会谈时，京东方来访者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夏普找来怎么办？合肥市领导表示绝不动摇，将坚持与京东方合作。王东升和合肥市委领导单独谈了三次，主要是提示风险。他表示，对京东方来说，6代线是一定要做的，但合肥不一定要冒这个风险。合肥市领导表示，有困难大家一起扛，合肥市愿为这个项目拿出60亿元。事实上，合肥市领导为上这个项目也要冒很大风险，但这样做也有比一个项目更深刻的理由。在过去10多年里，合肥已经集聚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家电产业，但因技术含量不高而根基不稳，合肥市领导由此看到了发展液晶显示器工业对于保持家电基地的重要意义。为了这个项目，合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都参与讨论。据说合肥市决心之大，甚至把地铁项目暂停，腾出的钱用于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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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秋天，京东方与合肥市签订了建设6代线的资金框架协议，合肥市承诺出资60亿元，并承诺在增发不成功时保底90亿元。此后，夏普果然“如期而至”，提出愿意与合肥合作建6代线，并诋毁京东方的技术不行。面对这种诱惑，合肥市领导果然也被打动，不过由于当时已经对京东方说过斩钉截铁的“誓言”，所以只是摇摆了一下（市领导说：“要不就两条线都干！”），还是与京东方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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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肥正式签约的日期定在2008年9月12日。在那之前，深圳市人事变动，新的主管市领导一上任就再提出要京东方在深圳建6代线。王东升在合肥签约的前一天亲赴深圳面见市领导，当面“谢罪”。深圳市领导对王东升直截了当，说你告诉我合肥给了什么条件，深圳全部都给。王东升只好解释第二天就要与合肥签约，同时也承诺京东方将来还是要进深圳的。木已成舟，深圳市领导也无奈，晚上请王东升吃饭时提议喝北京二锅头——按中国的习俗，“怨气”要以酒来化解。那晚，不断对深圳方面表示歉意的王东升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从深圳机场赶赴合肥时，经过“疏通”才使酒精含量过高的王东升通过安检，到合肥后又输液两个小时。令陈炎顺称奇的是，王东升从医院出来吃了一碗面条就赶赴会场，居然不按讲稿还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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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全球金融海啸的来袭。2008年下半年，本来还处于高涨期的液晶周期突然因市场萎缩而进入衰退，京东方再次陷入亏损。不过，这次不只是几个中国新手发生亏损，而是业内所有的企业都亏损了，包括三星、LG、友达、奇美和夏普这些巨头。危机迫使国际巨头放缓脚步，而京东方却迎来了多年盼望的扩张机会。2008年12月的集团工作会上，王东升提出“化市场低谷为成长机会”（王东升2013，第134页），京东方由此开始了逆势扩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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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能够大举扩张的“本钱”不是资金，而是经过北京5代线发展起来的能力——后来她所有新建生产线的概念、设计基础、工艺组合和系统整合全部由自己完成。这种“本钱”为京东方赢得了包括资金在内的所有扩张资源。2009年4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中国第一个TFT-LCD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京东方设立。该实验室的建设得到国家发改委的资金支持（1500万元）和政策支持，以推进液晶显示器件研发、上下游技术融合与验证、标准研究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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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3日，计划总投资175亿元的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由于京东方为建设第6代线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所以在技术上具有信心，把工期设计得很短，计划只用10个多月的时间完成。这条线投产后，可以覆盖18英寸到37英寸的各种尺寸的产品（32英寸和37英寸的显示屏是电视机屏幕的主流应用），使中国彩电工业第一次获得了显示屏的本土供应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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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8日，京东方经证监会批准后发出公告，为合肥6代线进行120亿元的定向增发。比成都模式更创新的是，这次定向增发的对象还包括了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增发前人们还有些担心，但没有想到政府信用的作用如此之大。本来社会各界都看好这个产业，唯一的担心是京东方会不会“垮台”，政府的加入使得投资人立刻信心大增（“说明京东方不会垮”），何况中央政府的产业振兴规划已经把新型显示器规定为产业发展的重点，而且证监会也支持增发，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次增发获得成功，而且由于私人投资者认购踊跃，合肥市只出资了30亿元。最后的资金来源结构是1/3来自政府投资机构的钱，1/3来自市场机构投资者的钱，1/3来自纯市场的钱，一共筹集了120亿元的股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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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6代线的建设恰逢全球TFT-LCD工业在金融海啸下陷入投资停顿之时，顿时成为全球设备、材料供应商所瞩目的一条线。在合肥6代线开工仪式上，全球最大的设备供应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代表在致辞中说，京东方是应用材料公司在中国显示行业的第一家客户，“京东方的努力让我们相信中国的平板显示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平板显示市场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最大的玻璃基板供应商美国康宁公司的代表表示，康宁将全力以赴支持京东方的成长，“我们的成功依赖于京东方的成功。在我们看来，京东方不仅是我们的客户，更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和朋友。”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北京七星华创的代表表示，“七星华创正在加大TFT-LCD设备研发的力度，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TFT-LCD产业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京东方合肥第6代线的建设将为国内设备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乐凯集团的代表在致辞中说道，乐凯公司已经在合肥投资生产TFT-LCD用各种薄膜和偏光片，这些材料在液晶面板生产成本中约占30％，“京东方合肥6代线的建设对拉动上游材料的国产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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