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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液晶热”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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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末，当世界经济仍然处于金融海啸带来的衰退时，中国突然出现了一场“液晶热”——国外企业一反多年来的封锁态度，争相要在中国大陆建设高世代TFT-LCD生产线，许多地方在这种条件下也纷纷准备上马液晶面板项目。拟议中的项目数量一时如此之多，以至于媒体的议论很快就从对“天上掉馅饼”的喜悦变成了对未来产能过剩的担忧。这场突如其来的“液晶热”难免让人产生困惑：在彩电工业遭遇技术替代危机、液晶面板供应受制于国外、引进技术遭到封锁的多年之后，中国的TFT-LCD工业怎么“突然”就要起飞了？其实，触发“液晶热”的原因只有一个——京东方向高世代线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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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金融海啸的影响，欧美市场需求大幅下滑，液晶周期突然进入衰退阶段，全球主要的液晶面板企业（全部是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都遇到产能暂时过剩的问题。台湾液晶面板厂家以前一直向日、韩的企业供货，但从2008年8月起，日、韩企业为保护自己的产能而取消采购订单，致使台湾厂商的库存猛增，从第四季度开始几乎全面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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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似乎为中国大陆改善液晶面板供应提供了机遇。200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在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宣布向台湾企业先期采购20亿美元的液晶面板(1)。此后不久，由工信部牵头成立了“海峡两岸平板显示产业促进工作组”。2009年1月16日，在工信部、国台办的支持下，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在福州举办的“海峡两岸平板显示战略合作论坛”上，9家中国大陆电视制造企业与台湾液晶面板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向以奇美电子、友达光电为主的台湾厂商购买21.9亿美元的电视用液晶面板，采购量将超过1200万片，涵盖了各个主流尺寸规格(2)。同年6月，由该协会带领的大陆赴台湾面板采购团访问台湾，将2009年面板采购金额翻番至44亿美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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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两岸达成意向采购之后，韩国企业从2009年2月起，突然以现金频繁采购台湾面板，从友达、奇美等手中买走了2008年10月以后积累的400万片库存，而且签署了2009年的年度采购协议。同时韩企开始控制向中国大陆彩电企业面板供应的数量，并提出涨价的要求，而手握大陆订单的台湾面板厂商也坐视面板缺货而不急于新的投资和扩产，导致液晶面板的价格从2009年3月到8月上涨了30％以上（价格趋势见第七章图7.4），使中国彩电企业再度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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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工业的政策环境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之后，国务院开始制订一系列的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4月，两个月前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被正式公布(4)。在这个规划中，“新型显示器件”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政策支持的范围。在关于产业调整和振兴任务的部分，该规划写道：“突破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瓶颈。……以面板生产为重点，完善新型显示产业体系。国家安排引导资金和企业资本市场筹资相结合，拓宽融资渠道，增强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充分利用全球产业资源，重点加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努力在新型显示面板生产、整机模组一体化设计、玻璃基板制造等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京东方经过6年“单打独斗”的液晶事业，终于落入国家政策的支持范围。不过，从上述引文也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并没有相信可以完全依靠中国企业发展这个工业，而是寄希望于与外资特别是台湾企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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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落下44亿美元采购大单的背后，中国政府更为期盼的是台湾面板企业能到大陆投资设厂，或者开放大陆企业投资台湾面板企业。但与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相反，台湾当局于2009年6月30日公布的大陆投资政策(5)，堵死了大陆企业投资台湾液晶面板工业的可能性。对于台湾液晶面板企业到大陆投资，台湾当局当时仅开放赴大陆投资后段模组厂，对于关键的面板制造仍列在禁止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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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那时，日(6)、韩政府和“台湾当局”都严格限制向中国大陆转让技术（哪怕这种“转让”只不过是到中国大陆设厂）。韩国情报通信部的《2002年综合审查评价报告书》中有一句话：“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大量的技术……我国的知识头脑和技术流向中国的可能性空前地大”(7)。根据韩国2007年颁布的《防止产业技术外流及产业技术保护法》，出售、转让核心技术必须获得国家批准，液晶面板与半导体都是核心战略产业，韩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生产这些产品的基地需要韩国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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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政府不愿意，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自身也没有到中国大陆设厂或转让技术的积极性，掌握着高世代面板生产技术的三星、LG、夏普、奇美、友达都不愿打破政府当局的政策限制到中国内地建厂。直到2009年5月，三星电子全球副总裁还强调“暂时没有向中国国内转移液晶面板生产线的计划”，其LCD事业部总裁在8月25日进一步表示，“中国市场将会变得更大，但我们在决定之前必须了解更多状况”(8)。金融海啸来临后，友达、奇美纷纷将原定2009年的7.5代线、8.5代线的量产时间延后，甚至有些生产线延至2010年(9)。一直追踪报道液晶面板产业十多年的台湾记者陈泳丞在2009年9月1日的报道中评论说，“由于全球经济并未完全回暖，仅靠大陆方面的需求，台湾面板就到大陆投资设厂的欲望依然不高，台资企业2009年缩减开支已成定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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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中国大陆采购台湾面板的单方面善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日、韩和中国台湾的企业不会因为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扩大而到中国大陆设厂或转让技术（反而可以坐收价格上涨的收益），日、韩政府和“台湾当局”也不会因为中国大陆的需要而放松对技术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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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因素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企业京东方出人意料地开始向高世代线扩张。2009年4月13日，京东方的6代线在合肥开工建设。这是在金融海啸开始后第一个开工建设的生产线，并因此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此全球主要TFT-LCD企业在金融海啸中停顿下来的投资计划纷纷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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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冲击力的是京东方于2009年8月26日发布公告，确认上马8代线。仅仅5天后的8月31日，京东方8.5代线的奠基仪式就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京东方要上8代线的消息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但正式付诸实施还是有如一个“晴天霹雳”，瞬间改变了业内所有“玩家”的心态。下面看看在10天之内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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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8月31日那一天，日本夏普宣布与南京市签订合作意向书，将与代表当地投资的熊猫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进行“8加6”代线的投资计划，包括夏普将其龟山第一工厂的第6代液晶线（建于2004年）出售给南京方，并提供生产技术支持；还包括未来合资建设与夏普龟山第二工厂同等的8代线。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夏普6代线生产的32英寸面板价格暴跌。同时，夏普正在建设总投资为42.8亿美元的10代线。这两个因素导致夏普在2008财年遭遇了其1956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的首次营业亏损，亏损额高达1258亿日元（以财报截至日期3月31日当日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约86.8亿元）(11)。为应对困境，夏普当年宣布裁员、减薪，并着手液晶工厂的重组。2009年初，龟山第一工厂（世界上第一条6代线）停工。但这条在夏普内部被视为负担的6代线，却被包装成一块“肥肉”向中国企业兜售，从广州、深圳转到上海，再转到张家港、南京(12)。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2009年2月传出夏普要以11亿美元的价格把6代线出售给上广电(13)，但到4月，上广电-NEC因财务危机被破产托管，这项交易不了了之；到7月3日，又传出夏普拟出售该线给彩虹集团(14)，但半个月后，彩虹集团在张家港的6代线项目停止，理由是液晶面板项目风险太大，彩虹转做上游玻璃基板的制造，而收购夏普生产线的交易也没了下文。夏普在京东方宣布上马北京8.5代线的5天之后与南京方面达成协议，以13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把它的二手6代线卖给由中电集团和南京市政府持股的中方，而且在谈判中还增加了8代线项目，显然是受京东方开建8代线消息的刺激，也为了得到启动自己10代线急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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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LG与广州市政府签订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将投资30多亿美元在广州兴建8代线（计划最快于2012年投产）。之所以签的是“非约束性”协议，是因为这个项目还必须得到但尚未得到韩国政府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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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三星决定斥资32亿美元在大陆兴建8代线，开始对苏州和深圳两城市进行选址评估，预定最快在2011年第四季度投产(15)，目标是抢在LG的8代线之前建成。10月，三星宣布投资22亿美元在苏州建设一条7.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待韩国政府批准后正式签约。苏州市政府给三星最大的自由度，该项目不是独资就是接近独资的控股股份(16)。根据三星自己的表态，该项投资计划并未包含在三星原有计划之内，而是“经过修正后的计划”的一部分(17)。于是，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未等本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夏普、三星、LG等日、韩企业就以惊人的速度敲定了在华兴建8代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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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企业的行动引起中国台湾面板厂的激烈反应。9月2日，友达、奇美同时公开呼吁“台湾当局”开放面板到大陆设厂。一向在大陆设厂问题上比较低调的友达甚至透露，已与数个大陆地方政府洽谈中。奇美则强调，“政策一开放，就马上谈”(18)。奇美总经理王志超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对大陆地区LCD面板产业加速忧虑重重，觉得“一定有公司要倒”(19)，对台湾当局的缓慢反应表示着急却又无奈。直到2010年2月9日，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才终于开闸，同意岛内企业通过专项审查的方式赴大陆投资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但限定最高不得超过三条，并遵循“N-1”或“N-2”原则（N为世代数），即台湾企业在大陆建设的生产线必须比其在台湾已有的生产线低1—2个世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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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奇美曾经有意在广东佛山上马一条高世代线，相关的环评报告也曾经见诸报端，但此后却再无消息。这家夭折的液晶面板企业叫广新光电，佛山科技局的公告上显示这是投资额高达236亿元人民币的8代线计划。业内盛传，台湾液晶巨头奇美是广新光电的技术支持方，对此奇美并未承认(21)。不过这时身为台湾第二大液晶面板生产商的奇美，日子并不好过。它受全球金融危机和韩国取消订单的影响，从2008年第三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连续四个季度亏损（亏损总额高达140亿元人民币）。2009年11月15日，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和奇美集团创始人许文龙联合宣布，双方旗下光电业务以换股方式合并，鸿海系群创光电以2.05∶1的换股方式合并奇美电子，总交易额大约74亿元人民币。合并后，群创光电为存续公司，更名为“奇美电子”（为了区分，业内俗称“新奇美”）。在此之前，群创光电在2009年10月5日宣布，以换股方式收购小尺寸面板生产商统宝光电，交易估价为200亿新台币。2010年3月18日，群创、奇美与统宝三者合并后的新奇美电子正式成立，成为全球第三大面板厂，规模仅次于三星和LGD。在此一星期之前的3月11日，奇美电子总经理王志超表示，奇美电子的8.5代线已经提前在3月开始投产，预计4月正式出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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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2日，昆山龙飞光电耗资43亿美元的8.5代线举行奠基典礼，并计划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土建及装机工程。龙飞光电就是昆山龙腾光电的第三期计划，因为当时被当作中国的本土项目而得到政府的批准。虽然当时奇美、友达和宝成集团等台湾企业都否认与这个项目有技术上的联系（慑于台湾当局的禁令），但后来证明这条线其实是友达主导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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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液晶热”中，总部设在惠州的中国彩电企业TCL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在深圳建设一条8.5代线。这是继京东方之后第二个自主建设高世代线的中国企业，中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核准了这个项目。2010年1月16日，TCL集团和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超投资”）联合成立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光电”），双方投资245亿元在深圳光明新区建设的一条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设计产能为100K/月，计划于2011年第三季度试产（关于这条线的实际建设情况见本章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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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外和境外企业以及中国大陆地方政府推动的“液晶热”出现后，中央政府在几个月中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当这种反应终于见诸媒体时，其关注的焦点马上成为对产能过剩的担忧。据媒体于2009年11月18日报道，工信部信息司司长在出席深圳高交会某论坛时表示，国内高世代液晶线建设需要避免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应形成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他说：“年初的时候还担心金融危机可能对面板行业带来冲击，谁能想到下半年各地的高世代线就纷纷上马。”他坦言，在为整个面板业高兴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担忧，“广东、深圳已经有了8.5代线，离此百十公里的地方又要再建一条高世代线（注：显然是指佛山项目），这显然是不符合产业规律的。”他同时透露，工信部当时已经在制定新的政策，对液晶面板行业进行引导：“第一，加强规划管理，引导产业的合理布局，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第二，落实和完善相关产业政策，解决实际操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第三，加强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第五，推动资源整合，通过经营主体实力的提升，形成规模效益；最后，加强国际与对台合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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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韩国政府的反应更快、更具战略性。据韩国媒体于2009年11月25日的报道，针对三星电子和LG计划在中国建厂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外流争议，正在中国访问的韩国知识经济部长官崔炅焕表明了将允许两家公司在中国建厂的立场(25)。显然是为此专程到中国考察的这位韩国内阁部长表示：“有些人认为，两家公司应该在因金融危机而投资低迷的韩国建厂创造就业机会，但（如果不允许建厂）很有可能丢失巨大的中国市场。”一个月后，韩国政府在由总理担任委员长的产业技术保护委员会上，批准了三星和LG到中国建设液晶面板厂的计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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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于2009年12月18日的报道(27)，发改委及工信部两部委到那时已经准备出台政策，给十分火爆的液晶面板项目建设“降温”。发改委相关人士指出，尽管液晶显示屏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修订）中仍属鼓励类，但接下来的外资项目审批难度将加大，而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面板企业将受到保护和扶持。2010年1月初，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2010—2012年平板产业发展规划》，明确规定将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的审批权收归工信部和发改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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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6年1月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自主创新方针之后，中国政府在支持本国产业立场上已经表现出巨大的进步，但在如何支持方面仍然缺乏具体的原则。原因是中央政府在对“液晶热”做出反应之后，随即把政策重点放在控制生产线项目的数量上，却没有放在支持中国企业成长的具体办法上。中央政府在2010年初决定总共只批准5条高世代生产线的建设。到那时，京东方北京8.5代线、TCL深圳8.5代线和昆山龙飞光电的8.5代线都已经获得批准，于是5个“名额”还剩下2个待定，而争夺这2个名额的候选项目有5个：南京的夏普8代线，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主导与夏普等日本企业合资（日方占25％，中方占75％的股份）；安徽合肥的鑫晟光电8.5代线，背后主导方是京东方；三星的苏州7.5代线；LG的广州8.5代线；富士康的成都8.5代线。这个“五进二”的过程角逐激烈（需要通过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答辩），三星为了让自己的项目能够尽早得到批准，不仅会在中国投资内存芯片项目，而且还愿意放弃中国政府为其液晶项目提供的补助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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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外界无从知道审批过程的内情，但因为本来应该在2010年春天做出的批准决定迟迟没有结果，所以能看出中国政府在“五进二”上陷入“纠结”。事实上，那些外国企业在中国都有自己的政治疏通渠道，台湾企业还“享受”着中国大陆出于“和平统一”愿望的单方面优惠，何况所有的外资企业还可以通过急于上大项目的地方政府来对中央政府施加影响。复杂的利益关系当然会使中国政府感到棘手，但陷入手足无措的真正原因是经过30年“技术只能依靠引进”的政策思维之后，中国政府既没有支持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也缺乏依靠中国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信心。于是就陷入一种模棱两可的“纠结”：从情感上支持中国企业，但同时又因为对中国企业没有信心而继续“开门揖盗”。实际上，由于外资在华建高世代线都需要得到本国或本地区政府的批准，所以中国政府也有正当理由拒绝批准外资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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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几乎一年的拖延，中国政府于2010年12月正式批准韩国三星苏州项目和LG广州项目，而夏普南京项目、富士康成都项目和合肥项目未获批准。从事后看，这个拖延反映了中国政府正在进步：看不准就拖延外资项目，至少可以让中国企业赢得先机。事实证明，这个拖延帮助了京东方和华星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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