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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二节 国有企业演进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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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今天的中国工业是从国有体制演变而来的，尤其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所以国有企业为什么能够并如何转变成为创新型企业，就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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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改革理论的焦点集中在计划和市场上，所以30多年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一直沿袭对企业的外部视角，即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经济激励乃至产权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等外部因素来讨论企业变化的原因(18)。这种外部或自上而下的视角往往把企业的变化看作是对政策或制度的响应，很容易滑向“静态均衡”的立场，即把企业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看作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却忽略了企业内生的力量。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外部因素决定论上，计划经济理论和自由市场理论是一对天生的同盟军。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分析的那样，在教科书经济学中，“最优”企业是一个响应市场条件的被动体。在计划经济的理论中，企业是执行国家计划的生产器官，即实现计划“均衡”的工具。例如，至今还被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拿来说事儿的“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科尔内 1986），而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计划均衡的理论。它虽然把短缺的根源追溯到国家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但并没有一个关于企业的理论，所以也无法解释企业如何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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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回答为什么国有企业能够演变为创新型企业，还是回答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是如何变化的，都需要从理论上去分析国有企业转变的内生动力以及产生这种动力的条件（路风 2000）。在本书所记录的企业史和工业史的基础上，可以从历史的视角概括出三个主题：第一，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知识和经验的主要载体；第二，国有企业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必然要求重塑企业的资源和组织条件，而这种重塑必须依靠企业内生的动力和管理领导力；第三，在重塑资源条件的过程中，那些采取了进取性战略的企业能够把这个过程延伸为创新的行动，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则揭示出国有企业走向社会化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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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知识和经验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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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出发点是回顾产生国有企业的历史性力量。这种力量既源于中国在1949年后实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源于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前者与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与近代以来的国家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张培刚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出中国的工业化怎样才能被发动，但这个过程在现实中确实被发动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初开始并以“五年计划”形式发动的工业化。从历史纵深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政治起点，但产生她的那场革命则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走向现代世界的产物。因此，第一个过程是第二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和特殊形式，所以在时间上部分重叠，但就更深远的意义而言，后者远超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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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所谓的现代化过程之后，对于极度落后的国家来说，以国家力量动员社会经济资源并发动工业化就成为历史的必要。当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力图跨过工业化门槛时，它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私人市场不具有为成功创建和管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所必要的技能和能力，而且私人投资者也不愿意为实现这样的事业而投资（Breznitz 2007，p．8）。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成为推动技能和能力发展过程的唯一行动者，动员和组织起“市场”所无法提供的资源，使本国企业进入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工业。就这种必要性而言，1950年代初的中国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没有区别，与1960年代初的韩国没有区别，与1948年建国后的以色列没有区别，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所谓“发展型国家”没有区别。虽然中国采取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引导工业化的特殊形式，但这些特殊形式的利弊无碍于以国家力量发动工业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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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工业化的突出特征是在低收入的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整”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是遵循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劳动密集型工业后资本密集型工业的顺序，而是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完整产业链的要求进行，“一举”建立起来许多高技术工业（如电子、航空、航天、核能等）和重工业。此外，中国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今天“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理工科毕业生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是从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这样的工业化当然违反教科书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原则，但也因此而打下中国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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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故事中，创建北京电子管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高技术工业的最初努力。回到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状态，我们用不着幻想中国可以通过私人资本的力量建立这样的工业——旧中国唯一的电子管厂也是国民党政府建立的(19)。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证明，由国家力量建立起来的企业也可以充满创造性。那些领导和参与建设这个工厂的人逐渐掌握了“引进”的技术，还在学习苏联技术的阶段就开始开发新产品，并成功地为自己的产品创造出客户市场和国内供应链。他们在60年前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许多人直到今天似乎还不明白的道理——“技术转移”不是买来设备就可以实现，必须依靠技术接收方的积极学习和创造性工作。甚至计划体制的建立也依赖于这样的学习型企业，否则计划者也无从获得制订计划所必要的特定工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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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记录的企业史也揭示出计划体制的缺陷。在宏观层次上，计划体制的主要缺陷不在于以国家的力量发动工业化并创建大型骨干企业，而在于以计划和公有制去彻底消灭民营经济和市场力量。北京电子管厂为替代进口材料而建立国内供应链的早期经历说明，像这样通过引进技术建成的大型高技术工业项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条件下迅速运转，也与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基础相关。该厂能够迅速解决材料的国产化供应是因为依托了众多私营出身的企业（如第二章提到的上海的公私合营工厂），而且其合作是通过市场关系。但这些企业后来被全部收为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被全部纳入计划管理。当私人再不能创建企业之后，所有的企业不分行业、地区和技术性质，全部成为各级政府的下属并被计划越管越死，其结果是整个国有工业体系的效率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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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次上，计划体制逐渐窒息了企业的能动空间：（1）企业变成单纯完成国家下达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在投资、研发、组织设置、营销等方面的战略管理职能越来越被计划机构和上级主管机构所替代。（2）注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计划经济往往把已有企业当作汲取资源的对象，使企业越来越缺乏“内涵式”增长的条件(20)。（3）由于就业和劳动报酬都被纳入计划过程，所以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职工与国家的关系，使管理者难以控制劳动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记录的企业史表明，计划体制的僵化是在一个过程中发生的，它与国家动员的工业化之间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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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计划体制有什么缺陷，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在“前30年”建立的工业体系构成改革开放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知识和经验基础，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骨干企业也就成为中国积累工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主要载体。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些经济学家指责1950年代由国家发动的工业化是一场错误（因为没有遵循自由市场机制下的“比较优势”原则），但他们从来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数量更多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贫穷的——如菲律宾那样的东南亚国家和阿根廷那样曾经富甲一方但越来越穷的拉美国家。如果承认技术、知识和经验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不可逆的累积性过程（Loasby 1999），即一个经济体在上一个阶段达到的能力水平是该经济体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基础。想想如果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是1950年代初的水平，那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只有白痴才会认为自由市场可以一夜之间变出来花了30年时间才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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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民营经济发展是以前30年的工业为基础的。蔡莹莹（2012）对改革开放后浙江农村工业化的研究发现，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为早期以家庭所有为主的民营企业提供了最初的技术和生产经验来源。尤为重要的是，当这些企业蓬勃兴起时，其生产主要不是为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而是为当地之外的工业品市场进行生产，即为已经存在的工业体系进行配套。这种已有工业基础带来的市场机会，使许多企业从一开始就进入生产资料产品（电器、有色金属制品、化工等）的领域，继而使其中的一些企业后来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成长起来。因此，如果没有超越当地市场的工业需求和技术来源，浙江农村工业化的规模和成长空间都会受到很大限制，不可能有发展至今的规模与生命力（同上，第82-83页）。实际上，今天许多技术、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和地方龙头民营企业，都与国有工业体系有直接渊源，或是从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或是在发展过程中获取了国有企业的资源——这种联系决定了民营企业的技术水平。从总体上说，如果没有前30年的工业化基础，中国当然会有民营企业，但只能在技术低得多的水平上发展，也不会迅速发展出把低成本产品卖遍全球的工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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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前30年的工业基础，也不会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毛（泽东）时代的大量国家资本积累为外国投资者带来便利，它们通过与地方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多层分包关系，可以直接接入已经存在的生产网络。健康和受过教育的过剩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毛时代限制城乡移民以及对农村公共健康和教育投资的遗产——构成对全球制造业资本的重大吸引力”（Hung 2008，p.155）。这个关系其实就反映了Alice Amsden（2001）的主题：外资从来没有发动过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外资只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后，才会进入以分享市场。因此，无论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作用都离不开中国已有的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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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确为前30年的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牺牲，但血汗并没有被白费，而是前辈以牺牲换来的成果泽及后代。中国在最近十几年来出现的重大技术突破，其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在前30年奠定的工业能力基础（见本章第三节）。研究企业战略的学者早就注意到，当一个新工业发展起来时，成功进入并主导该工业的企业更可能是之前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而所有企业可以以同等条件自由进入某个工业的新古典假设是站不住脚的（Kellpper and Simons 2000）。因此，对于为什么国有企业可以转变成为创新型企业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前30年工业化所奠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当然，传统国有企业不会直接变成创新型企业，两者之间的转变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体制变化和组织变化。但无论如何，离开那个中国工业奠基的英雄年代越是久远，我们越是惊异于前辈在那个年代创造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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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组织转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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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主题，无论改革的内容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一个始终一贯的政策目标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竞争性企业，即通过向竞争性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而盈利的企业。从自上而下或企业外部视角看，由政策和制度变化推动的“市场化”曾长期被认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充分条件。但实践证明，国有企业转变的过程远比“市场化”的逻辑要复杂、困难和“漫长”得多，因为实现转变需要从企业内部产生变化的动力并在管理层的领导下实现，而“市场化”（被理解为自上而下或外部因素的变化）只是必要条件。决定这个逻辑关系的原因来自国有企业在改革起点上的结构性因素，而这些被忽略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以下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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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塑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的必要性。在改革初期，企业的产品构成、设备和技术、地点和供销渠道等资源条件都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而且主要是上级行政机构做决定的结果；在制度方面，由国家体制决定的劳动人事关系结构、企业办社会以及行政部门管理下的工厂制（工厂生产单一的产品，并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大量产品重复的工厂），都限制了管理层的能动作用。当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过渡时，这些结构性条件使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也不可能仅仅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现存的生产性资源就自动地变得有竞争力。本书对从北京电子管厂衰落到京东方重新崛起的记录说明，改变国有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包括国家管理体制转变所逐渐提供的必要条件，也包括企业利用改革机会对自身资源条件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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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管理领导力的不可替代性。由于企业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经济组织，所以国家实施的所有政策和制度安排（包括产权改革）都只能对国有企业的转变起间接作用。由于资源和组织的重塑都只能发生于在管理层领导下的企业层次上，所以在改革政策所提供的必要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转变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转变过程，而完成转变只能依靠由其管理层所激发和领导的内部动力并且“内在地”完成。因此，企业的变化与国家改革政策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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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指出上述两个因素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国有企业的转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重塑资源和组织条件不仅需要时间和市场、制度等环境条件的变化，还需要从企业内部产生变化的动力，而且管理能力的成长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需要经历管理者的代际变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转变不可能像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教条所假设的那样，只要实施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瞬间”变成竞争性企业——俄罗斯激进市场改革（即休克疗法）的失败已经证伪了这种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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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经营承包责任制等阶段。回顾历史，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阶段（1978—1992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其结构性条件不适于市场竞争的要求。例如，北京电子管厂在1980年代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其主要产品被替代，导致销售额的下降或停滞，所以她的根本问题不是在给定技术和市场条件下提高效率的问题——如把电子管生产得更好，而是需要改变包括产品、设备在内的整个生产结构。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现存的生产性资产就自动地变得有竞争力。不过，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以“拨改贷”的方式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经常性投资。当时的理由是不再让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而客观的原因是按照行政体系分配国家投资的方式已经变得效率太低，致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但停止投资也就使企业无法重塑资源条件，早期阶段的改革政策——从企业留利、“利改税”直到承包制等——实际上只能激励或鞭策企业更有效率地利用现存的生产性资产，从这些改革政策上得到的留利只能边际性地改善企业的资源条件。无怪乎在那个阶段，只有那些因拿到符合政府政策的项目（如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而获得国家投资的企业才能一度辉煌。在本书记录的历史中，能够得到国家投资引进外国技术的企业成为明星，而在争取彩色显像管项目上落败的北京电子管厂就只能在破产边缘挣扎。虽然这阶段的改革后来被认为因未触及制度而不成功，但其重要根源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无力改变自身的资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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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的1992年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那一年，党的“十四大”决议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政府开始推进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陈锦华 2005，第234-240页），同年实施的企业财务制度改革使国有企业第一次有了资产负债表和资本金（刘克崮，贾康 2008，第216-222页）。1993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逐步实施配套改革。虽然直接动力来自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沿着1980年代实施的“利改税”方向）彻底解开了把企业收支捆在财政上的绑带。这些改革被认为可以创造出企业进入市场的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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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企业绩效的变化轨迹落后于改革的预期。到1990年代，非国有经济成长起来。在1980年代后半期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和1992年之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部分来自转制的乡镇企业），在许多工业和产品制造领域挤压甚至替代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同时，中国政府为引进外资开始大规模补贴外资，导致1990年代的外资大规模进入。在这种条件下，当国家针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从1993年开始实施紧缩政策（“宏观调控”）后，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后半期从总体上陷入危机（表现为接近半数的企业大面积亏损）——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率的“江湖传说”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但困境的真正根源并非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条件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使之不能适应市场竞争(21)。因此，虽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改革从理论上为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打开了大门，但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产生实际效果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有赖于企业自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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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制度改革而言，从1980年后期推行“政企分开”到19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在改革思路中一直存在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经营自主权分离的设想，以使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兼容。这个思路来自西方大型股份公司模式的启发。在这种模式下，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出现了实质性的分离——向现代公司投资的财产所有者拥有对公司的可交易股权，但他们并不拥有这些真实资产本身，公司的控制者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所有权（Berle and Means 1932/1997）。这种“两权分离”的模式曾经给了中国改革者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在国家是企业唯一所有者的条件下，这个概念在制度上的含义只能是国家对企业的权利让渡和界定。在现实中，这种本质上是行政分权的方式并不能保证政府能够自我约束其武断行为(22)。因此，在国有制条件下的“两权分离”思路既没有在实践中走通，也在理论上受到产权决定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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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困境引发了对产权改革的强调。199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对中国的改革政策思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将企业定义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合约，把股东看作是主人，而经理是代理人；认为公司经理由于不受市场机制的约束，所以倾向于为自己谋取私利，至少是违反主人的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这种也被表述为“委托代理”的理论力图证明股东是唯一的风险承担者，所以拥有“剩余索取权”（Fama and Jensen 1983）。随着这种理论传入，中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形成了一种“产权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其内容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产权是决定企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第二，产权的本质是个人对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第三，只有在对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统一时，产权才是有效的。根据这种理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因此，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只有完全私有化才应该是国有企业的最终形态。虽然这种主张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但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年的国企改制至少在理论上深受产权决定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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