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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新城市人的新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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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式与城市规划区既能带来城市的有效扩张，同时还可能提升城市及城市体系的生产力，但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有关这一点，没有比开放的亚洲城市更好的见证之地了。亚洲是地球城市革命的最前沿。2010-2035年，亚洲将新增10亿城市人口，大约占此间全球新增城市人口的60%之多。据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亚洲地区的城市人口将达到33亿——相当于今天的全部城市人口总数。值得一提的是，一半的亚洲新增城市人口将分布在规模不到50万人的城市当中——这些城市的名称及其现状仍鲜为人知，即便是主流的研究机构也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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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数十年中，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将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尤其是在亚洲，这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与安全状况带来挑战。显然，假设按照现有的城市建设方式和技术，城市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将有增无减，这将使人类节能减排的努力功亏一篑。我们还知道，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战场。目前全球约有1/3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城市化狂飙突进的亚洲和非洲，这一比例甚至会更高。到2050年中国新增城市人口预计将达4.2亿，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是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移民。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未来的新城市人继续被边缘化，并且与此前的移民先驱一样得不到充分的城市服务，必将导致混乱的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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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领导人而言，这必将是一场深刻的挑战。继续采用最便捷（盈利）的城市建设方式（城市模式与城市规划区）将引发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有应对之策？或者说，如果他们发动大多数城市新增人口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能否带来质变，即创造出基于文化传统的城市以及高生产力的城市体系？他们最关注的是城市的无限制扩张，还是创造一个真正发达、稳定和繁荣的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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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我得以与一群国际城市专家，以及来自大约30个亚洲城市的政治领导人、规划师与工程师一同反思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些人都是资深的领导人，他们来自越南的河内、顺化（Hue）、胡志明市，菲律宾的宿务（Cebu）、那牙（Naga）、怡朗（lloilo），泰国的曼谷、普吉、罗勇（Rayong）、程逸（Uttaradit），印度的海德拉巴（Hyderabad）、印多尔（Indore）、加尔各答，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与中国的上海。他们代表着城市革命收官阶段的一线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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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领导人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使基础设施的扩张及其融资与城市人口的增长同步；确保水资源与能源的供给（它们往往只能限量供应）；将移民社区纳入正式经济；控制污染；使他们的城市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优势。在我们的第一场会议中，亚洲城市领导人倾听专家们对城市规划的建议，同时承诺将达成某些可量度的目标，并约定在一年内进行汇报。然而，在虚张声势的承诺之下，没有人提及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它们会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措手不及：在促进城市高速增长的同时，能否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能否在日渐主流、攫取暴利的城市建设方式与更可持续的城市化传统之间找到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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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亚洲城市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转型范例是吉隆坡，它是亚洲最富有也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任何在亚洲四小虎巅峰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造访吉隆坡的人都会发现，那里到处都是灾难性的城市建筑。与大多数亚洲城市不同，也异于全球主要城市的是，吉隆坡不仅拥有庞大的资源，还拥有中央集权，这使得其在应对城市革命最终阶段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马来西亚的铁腕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不仅想将吉隆坡变成一座真正的马来亚城市，还欲将其打造为世界级的大都市。要想使自己的城市不输给其他国家，最容易见效的法子是城市规划区建设与特定建筑。马哈蒂尔不仅召集了马来西亚一流的设计师与工程师，还邀请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设计与建筑公司参与其中，以满足他个人的城市野心：一座新的国际机场、新公路、一条单轨铁路线，他还规划并建设了一座新的中心城市布城，以及全球最高建筑双子星塔（Petronas T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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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是马哈蒂尔最具野心的规划项目。与之前的现代规划区（如印度的昌迪加尔或巴西的巴西利亚）一样，布城的规划建设缺乏有机的动力，很难形成某种城市体系。它是一个汇聚外国建筑样式的主题公园，同时掺杂了伊斯兰、热带和亚洲等主题元素。布城宽阔的街道与广场理论上是激发民主想象的公共空间，正如华盛顿国家广场（Washington Mall）一样，但时至今日，它们仍不过是车水马龙之地。不管怎样，布城终究是30多万居民的家园。但这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并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意愿或经济利益。一般的马来西亚人也无缘投资甚至维护它。这座城市与马来西亚没有任何关系。简而言之，作为一座马来西亚人的城市，布城背离了任何一座城市的根本使命：促进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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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星塔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让布城看起来显得骄傲且令人敬畏——从许多方面看还真做到了。与之相比，日本和韩国的大型城市规划项目则更为西化（聘请西方公司主导建设），与亚洲本土的城市文化缺乏联系，这是对该地区优秀城市传统的背弃。这些建设项目的浮华背后是财政补贴，它们毫无成长性，迟早将加重国民负担。此举还使得从上海到迪拜的富人进一步集中，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则只能退守城市边缘；或者被打发到低质量的卫星城。一旦遭遇地震或强劲季风，他们粗制滥造的家园将面临灭顶之灾。从长远考虑，人们不愿意扎下太深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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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如此强势的中央集权，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仍然无法掌控扩大的城市面貌。大量进口的城市模式只是令吉隆坡更像一片外国领地。来自英美的道路设计和景观美化方案覆盖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贫民窟和森林。尽管马哈蒂尔宣称他采取的是独特的“马来亚模式”（Malay Path），但在外国公司的主导下，吉隆坡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能源和水资源消费以及污染和废物排放的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与纽波特比奇（Newport Beach）[1]或悉尼并无二致。传统的甘榜城市体系——马来西亚的马哈拉日渐式微，它们曾是许多城市居民的乐土。与所有的中央规划一样，吉隆坡的发展结果实际上无法被任何人掌控或理解。危机亦因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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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目前有很多种解释。这场危机使随后两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减少了一半。大多数分析均指出，亚洲四小虎投机性、杠杆率过高的城市房地产市场是罪魁祸首。为建设提供融资的银行贪污腐化，缺乏管理。但这么讲还不能服人。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症状十分普遍。尽管人们不知道通过城市规划来规范基础经济，不能创造甚至无法理解城市中日渐显著的密度、规模和联合的效应，但政府、精明的跨国公司、地方商人和居民都是城市缔造者。地方领导人将城市建设视为一连串的单独项目，在他们看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某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并没有太大差异。其结果是，他们缺乏预测模型，甚至连统计数据都没有，从而难以了解各自城市的损益与资产负债情况。而城市居民要承担全部的成本、效率、生产力和收益潜力，他们一直在争论并试图解决问题。城市规划师与城市模式建造者建立了独立的预算与财报制度，但他们很少从整座城市的角度出发探讨问题。他们一般只顾着做自己的事情，对其他影响充耳不闻。即便在吉隆坡，投资者也并不清楚实际有多少资金被真正利用，他们对城市的资源、功能与财务状况一知半解。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产业投资，都难以避免地陷入混乱，因而不能真正为整座城市贡献稳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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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突进且缺乏成熟规划的城市化将吸干都市区乃至全国经济的血液。经济学家爱德华·雷曼（Edward Leman）通过对中国都市区城市形式与经济状况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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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的扩大主要集中在分散的、高楼大厦林立的卫星城，它们由原有的村庄或小镇发展而来。这些城市在经济上并不是彼此相连（邻近或集中）的，它们缺乏有效的基础设施，也很难进入其他市场，还拥有相当庞大的被边缘化的移民人口。以成都和重庆周边新兴且分散的都市区为例，这些地区在2000年每平方公里的GDP为1200万美元。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广州和上海周边，每平方公里的产值为5400万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若以购买力来估算，在高度发达的东京、巴黎和纽约，其周边都市区在2000年的单位GDP为1.8亿美元。这种测算虽然无法准确评判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却能显示出成熟都市区与大型建筑工地之间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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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最后阶段，一方面，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经济形态彼此分离；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城市模式与全球建设产业链，又使城市显得格外脆弱。这阻碍了促使城市体系变得有效和稳定的知识与社会经济的进步，并危及了发展中的用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城市形式——唯有草根阶层自下而上的、符合当地经济实际的建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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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广为蔓延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全球性的苟且与缺乏现实关注度的后果。对此，一方面国际社会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应急机制，世界卫生组织（WHO）、各国疾病控制中心以及大量基于互联网的专业机构均参与其中。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人类数月内即发现了非典病毒的基因组，并研究了数百起非典病毒突变为可传播的人类疾病的案例。然而，作为非典源头的中国广东省却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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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与近期的禽流感病毒（如H5N1）均是从珠三角城市开始向人类传染的。该地区的城市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城市有广州、深圳、佛山、中山、江门和香港，它们之间仍然分布着农村。从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晰发现，不断扩张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农田与饲养场夹杂在城市当中，反过来农村里也到处是城市的痕迹，这种城市形式与文化犹如一个死结让人困惑。一些研究病毒最初爆发的中国流行病学家强调，农村与城市之间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是病毒蔓延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将农村移民边缘化为城市暂住者，更激化了这种城乡之间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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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传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珠三角步入高速城市化之前，该地区就输出过波及全球的流行病毒，包括1918年的流感病毒，它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死亡。这里有两大原因。首先是城市生禽交易市场，它使得城市居民与来自农村家庭联系在一起，后者带着他们的鸡、鹌鹑、鸽子、鹅、鸭以及外来野禽（如带来非典病毒的果子狸）进城。这些不同的物种终日被关在一起，导致病毒在不同农场和物种之间的传播与变异。除此之外，还与人们的购买习惯有关。举例来说，要想鉴定一只母鸡的质量，需要与母鸡亲密接触，包括它们身体的分泌物。一份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最早的11起（非典）病例发生在靠近动物聚集地的街区。面对面的与受感染动物的唾沫接触是病毒传播的主要渠道。”尽管1997年香港爆发禽流感之后，市政府采取了严密措施予以控制，但作为城市生活传统与农业市场化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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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原因是，中国香港的中心性不仅在于它是全球性的商业中心，还与它一直以来都是内地连锁移民中心有关。中国香港与北面珠三角其他地区的流动性使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具备了条件。人们后来才意识到，城乡交往与动物间的病毒传播，引发了病毒在珠三角城市间的蔓延。这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为了理解非典爆发时期该地区的动物多样性，不妨参考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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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一名官员表示，为了隔离动物，他们已经突击检查了数千个市场、餐厅和厨房。新华社报导称，1.5万个生肉交易市场与7万家饭店和餐厅受到抽查。官方还表示，他们已经没收了超过80万只可疑动物，并收治了1428名疑似病例。这些动物包括蛇、穿山甲、食蚁兽、鹤、海龟和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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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珠三角地区拥挤且通风较差的居住环境，以及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更加剧了城市中流体与浮质的传播。第一起人类非典病例发生在2002年11月的佛山农村。实际上，佛山约有1500例非典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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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源自少数到香港去的游客，随后病毒在数月内扩散至30个国家：一名华人移民返回多伦多，参加当地教堂集会；一名北京的医务工作者回到家乡；在亚洲各个城市间来回穿梭的商务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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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当地的流行病史后，令人奇怪的是，国际社会与中国及其地方政府，不是将该地区作为特别卫生控制区进行管理，而更多是作为一个服务于全球生产与贸易的经济特区。如果我们弄清了珠三角城市内部与城际间的人员流动状况，就能更好地预测出疾病的传播路径。然而，当地缺乏一个协调内部与全球事务的城市体系，这只能使悲剧一再上演，于是我们诧异地看到，一场非典蔓延至30个国家、夺走数千条人命，它还使得亚洲旅游业与商务旅行一度中断，造成了大约300亿～4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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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性危机在这些城市盲区日益凸显出来。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显然是一场源自城市的金融危机。假设人们能提前给予迅速发展中的城市的变化更大关注，这场危机或将得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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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人们对次贷危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糟糕的金融行业规则与监管上。但这场危机一方面在于贷款资产组合与住房抵押的账面估值，与借款人资产负债表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在于这些人的财物状况与他们所在的城市紧密相关，而这些城市是模式化的产物。换句话说，全球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是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脱钩，而这种脱钩始自人们对城市化的肤浅认识，以及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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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深厚城市化根基的城市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芝加哥早在2000年，该市就出台法律对激进的“掠夺性借贷”（predatory lending）进行管制，从而遏止了高风险的不动产投机行为（参见第14章）。遗憾的是，大部分城市的立法部门并没有这种觉悟，尤其是在加州、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它们的郊区成为发展的主体。刚开始的时候，掠夺性借贷只发生在一小群渴望借钱的低收入人口身上。但不久之后，规模更大的银行开始将这种借贷方式复制到中产阶级群体，吸引他们购买新一代的城市模式产品。这些高风险的抵押贷款资产不断增加，在未经过进一步评估的情况下就进入金融体系流通。这意味着，银行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缺乏审慎考量，并对与借款人紧密相关的城市经济健康做出大胆假定，即便盲目激进的城市扩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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