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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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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模拟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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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心理模拟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想象过程中忽略了“不符合己见的证据”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心理模拟的力量反而会伤害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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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再考虑一下“粗鲁同事”的例子。你认为同事之所以对自己粗鲁相待，是由于他误认为你泄露了他的秘密。为了验证这种解释，你询问了两个人共同的朋友。那位朋友说，你的同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过什么粗鲁的行为，而且对你也没怀什么敌意，从来也没担心过你会泄露别人的秘密。这会改变你的心意吗？当然不会。同事固然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过粗鲁的行为，但又有哪个人真正地意识到了呢？同样，所谓的“没感到愤怒”听起来也十分可疑，似乎是在否定事实。这就让你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你根本不会相信那名同事“从来也没担心过你会泄露别人的秘密”，因为任何跟他人讲述自己秘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忧虑；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同事不想在这名朋友面前表现得过于偏执，因此假装豁达。或者，这个朋友所说的话本来就不值得相信。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位朋友故意不跟你说实话，引诱你上钩，将秘密告诉他。或许他们俩根本就是勾结起来对付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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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问，你需要找到什么样的证据才会放弃自己的解释呢。很悲哀，答案是，如果你足够坚决，那么就永远不会改变心意。你会一直为自己的解释进行辩护，并且让它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复杂。 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曾经开展过一个实验，以探查自己是否能够体会到偏执症的感觉。于是，他尽力说服自己，每一个遇到过的人都在设计陷害他。两个在谈话的人突然抬起头看他？他们一定是阴谋的一部分。公园中的一匹马在他靠近时就害羞地走开了？居然连动物都在跟他作对。高尔顿按照此思路度过了半天，但是不到一天，他就结束了这种练习。他那些偏执的想法越来越真实，甚至已经开始失去控制了，他害怕自己的理智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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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罗于1984年也介绍过类似的案例，但是其后果比较严重。他将类似的思维方法称之为“最小解释法”，即将不一致度降至最低限度的解释方法。个体形成了一种对事物的解释方式之后，即使发现不支持己见的证据，也会百般搪塞。下述示例是发生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一次事件。图八描述了事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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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一 贸易大师号和双鱼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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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节特别简单：一艘船在本可以安全通过的河道，突然转弯，结果被另一艘货船猛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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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不妨设想一下你正在走廊里走路，此时，对面方向来了另外一个人。你闪到一边，结果发现对方也闪到了同样的一边，两个人又同时向相反方向移动，之后又同时再向反方向移动。最后，你完全站住，面带微笑，打手势示意双方应该怎么走。只可惜，在贸易大师号和双鱼座号的案例中，两船速度过快，已经无法停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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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的地图标注异常清晰，以便船舶（长600英尺，重24000吨至33000吨）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行。贸易大师号和双鱼座号在能看到对方之前，甚至在行驶至最后的弯道时，仍然在通过无线电进行沟通，约定以右舷到右舷的方式通行（两船右侧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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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双鱼座号的船长发现，左侧航道上有一艘拖船，其救生筏占据的空间过大，有可能撞上双鱼座号。因此，他用无线电通知贸易大师号，建议双方使用港到港方式通行。不幸的是，贸易大师号的船长却没能收到这条信息。他虽然看到双鱼座号居然右转，但仍以为对方会及时“更正错误”。他也不想将贸易大师号贸然右转，因为他预期双鱼座号也会随时转到该航道。相反，他加大了左转幅度，以便为双鱼座号腾出更多的空间进行调整。双鱼座号此时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贸易大师号会大幅转弯，因此也加大了自身的转弯幅度，为对方预留出空间。就这样，两艘船轰然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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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单的案例，说明了不符合己见的证据是如何被刻意忽略的。一艘本该在己方右舷侧的船只为什么会转至己方的左侧呢？无须大惊小怪，你之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了，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的。结果，当两船相遇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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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也容易受到“最小解释法”的侵扰。下面的示例，就说明了“坚持己见、刻意忽略其他解释途径”的情况是多么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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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二 迷途的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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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阿斯本物理中心的物理学家，结伴去科罗拉多州阿斯本附近的马如恩·贝尔斯荒原登山。下山的时候，两人迷了路，本来应该在临近阿斯本的北侧下来，却误从南侧下来。他们放眼望去，认为自己的脚下就是火山口湖──站在返家的小路上，就应该能看到这个湖。一位物理学家说，眼前的湖面上有船坞，但火山口湖并没有船坞。另一位物理学家说：“一定是我们今早离开之后他们临时搭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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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他们几经辗转才终于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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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模拟有时会出错，但笔者并不认为这是它的弱点所在。据我估测，绝大部分情况下，心理模拟都是十分精准的。除此之外，心理模拟的目的，是为了“生成”解释，而非“生成”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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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倾向于对自己所构建的事实表现出过度的自信，但这也并非心理模拟的弱点所在。最小解释法之所以会刻意忽略不符合己见的证据，原因之一，就是人们会“爱上”自己所构建出的解释方式。不论我们是用它去解释过去，抑或预测未来，一旦此思维过程完结，我们都会赋予其过度的可信性，尤其是在我们对于相关领域知识不足、无法有效识别情境典型性的情况下，上述问题更加突出。这种“过度自信效应”在赫特与谢曼的实验室研究中亦有所发现。首先，他们会让实验参与者想象宾州州立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橄榄球队比赛的卡通影像，之后，参与者需要判断两队真实比赛的胜负结果。结果，那些想象宾州州立大学胜利的参与者，会判定宾州州立大学实际获胜的概率要高于匹兹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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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模拟的构建完成，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它当然不同于“你瞥一眼当下情境，就马上了解来龙去脉了”。只有在你不确定眼下情境，尽力去解开迷局时，才会迫切地需要进行心理模拟。如果时间有限，那么个体显然就不会再去小心翼翼地审阅自己所构建起来的心理模拟了。尽管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此缺点不足以迫使人类去选择其他决策途径。即使采用从逻辑上精心推测出每个结论的方法，仍然会遭遇时间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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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缺点，就是在我们面临的谜题过于复杂（谜题所包含的部分过多，而且各部分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时，心理模拟极难构建。这就像是我们正在修理一台机器，反复进行测试，希望找出问题所在。若机器内部多个零件同时都出现了故障，那么维修难度就会成倍增长。一旦我们发现一个损坏零件，就倾向于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它，反而会忽略其他故障。由此，我们就会仅仅修复那些已经发现的问题，结果就是机器仍然无法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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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心理模拟存在诸多缺陷，在传统的决策策略无法生效时，心理模拟仍然可以帮助我们作出精准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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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个体还可以充分发挥心理模拟所具有的自我纠错特性，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有能力判断出心理模拟是否过于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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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柯恩认为，心理模拟可以通过他所谓的“急速返回”（snap-back）过程来实现自我纠偏。尽管心理模拟有时候会刻意忽略与己见不符的证据，但是，柯恩指出，鉴于许多证据本身就不可信，因此忽略那些可疑的反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明智的。虽说如此，如果刻意忽略的证据过多，累积到达某一程度之后，心理模拟就会变得过于复杂。这时候，我们就会对原有的心理模拟失去信心，并且开始重新审视它。我们会再次考虑那些被忽略的反证，去思考是否存在其他更加合理的心理模拟方式。柯恩相信，只有构建起新的心理模拟，方可抛弃旧的心理模拟。只有无法解释的反证过多，我们才有动力去构建新的心理模拟。这种策略有其道理所在。不过问题在于，我们会忘记自己刻意忽略了多少证据，由此亦无法意识到旧心理模拟失效的闹钟已然响起。这就是所谓的“花园路径谬误”：每一步看似都是直线前行；然后又迈出下一步；每一步都看似合理，以至于你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远远偏离了正确的路径。柯恩已经开发出了培训课程，帮助学员记录自己的思维历程，明确反证的数量多寡，借以确定是否需要建立新的心理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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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急速返回”的一个例子。有时候，笔者会去国家自然保护区参加定向越野比赛。比赛过程中，选手们的地图上会标记有各个指定地点。选手们需要找到这些地点，并且用特定的打孔器在地图上做出标记，直到完成全部路线为止。对于新手来说，默认路线都是沿着林中小径设定的。随着越野水平逐渐提升，选手就可以自行设定路线，爬山涉水、翻山越岭皆不为过。有一次，我在参加比赛时，本应该朝西走，却心不在焉地向东而去。很快，眼前的情境与我脑海中的地图就已经完全不相符合了。尽管如此，笔者却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又走了很长时间。眼前出现了地图上并未标记的小溪，我就认为那一定是地图绘制之后才形成的河流。本来应该是直路的地方居然出现了弯路，但是我还是认为如果分小段来看的话，这段路勉强也可以算是直路。我不断前进，强行将眼前的景象与我头脑中的地图相互匹配，尽力将脚下的线索与自己的想法加以印证。最后，我已经山穷水尽，除非把地图来个一百八十度的颠倒，才能符合我所想象中的南北沿线景象。这就是所谓的“急速返回”时刻──一系列累积起来的反证，最终令我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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