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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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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福利国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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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社会民主党、工会组织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呼吁下，福利国家思想在西欧国家有了较大范围的传播。西欧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更不必说低收入家庭了，都把政府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看成是逐步走向福利国家的举措，并由此判断执行这一系列政策的政府是不是值得支持和信赖。在20世纪60-70年代，这已经成为西欧越来越多国家的趋势。从政党到选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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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的政党中，社会民主党无疑是主张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政治派别，至于保守主义的政治派别，不管它们是不是称做保守党，处于福利国家思潮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也知道自己不可能站在反对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和反对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立场上，否则自己会被抨击为反对福利国家的富人的代言人，从而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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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内，连西欧特别是南欧的一些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也搭上了福利国家这趟专车。这是哪一个政党都无法公开反对的。由于南欧一些小国原来就比较贫穷和落后，一旦实行了已在西欧富国强国所推行的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政策，财政立即吃紧，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只能靠发行国债来维持经济的运行。但怀疑和不同意的声音总是埋没于庆贺、欢呼的声浪中，因为正在酝酿着的大选使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支持继续推进福利国家的潮流愈发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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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的贫穷小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陷入困境的。福利不仅过多，而且覆盖面过宽，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像瑞典这样的国家也感到受不了了。瑞典阻挡不了这股“福利国家”热浪，即不仅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而且经济效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更有甚者，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由于羡慕瑞典的高福利政策下的实惠，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瑞典的国籍，以便一劳永逸地享受福利国家的待遇。所以“瑞典病”一词的流行也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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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瑞典病”流行更广的是“英国病”这个词。“英国病”一词实际上把英国的福利政策的消极作用、财政负担的日益沉重、低效率的经济三者综合在了一起，是对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英国现状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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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福利国家的出现毕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一件大事，它对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的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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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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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酝酿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即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这以前，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的体制通常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就是国家不直接干预市场经济，听任市场自行调节经济，政府被认为起着“看门人”的作用。当时的流行观念或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是均衡理论，即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有效的。均衡是一种常态，非均衡只不过是暂时现象、局部现象，在非均衡状态下，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经济的自行调节、自我完善、自动校正必定会让经济恢复均衡，所以政府的干预只会破坏市场的调节机制发挥作用，使市场秩序混乱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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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29-1933年大危机的爆发，使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流经济学家束手无策。失业人数激增和经济的滑坡使主流经济学家找不到有效的对策。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考虑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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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是前提。出路应当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下寻找。于是两项重大的政策相继在西欧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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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走向福利国家。20世纪30年代，瑞典在福利国家方面先行一步的经验，引起了西欧其他国家的关注。在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西欧国家相继根据本国情况，陆续推出了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措施。最明显的效应是：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后，国内的低收入阶层的不满情绪减少了，人们对政府的怨恨也消除了不少。这被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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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行了宏观经济调控，即从以前的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转为政府在需要的时候应当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手段来调节总需求。这原是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尽管在当时就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特别是年轻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相继成为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并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传播出了不少力，但由于不久西欧和美国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时经济成为西欧和美国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凯恩斯时代”实际上是自1946年凯恩斯逝世后才开始的。凯恩斯理论和政策主要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才风行一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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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频繁的干预，宏观经济调控被奉为治理经济的经常性手段，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欧和美国长时期的主导经济干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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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才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时代的特征。什么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简要地说，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福利国家模式+宏观经济调控。那么，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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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地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坚持自由放任方针，不直接干预经济；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看做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既要缓和社会矛盾，又要促进经济增长。这表现为：一要实行福利国家模式，二要采取宏观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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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就是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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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本主义是否改变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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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是西欧国家经济较稳定发展的年代，福利国家模式陆续被一些西欧国家的政府采纳，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被使用。在这种形势下，在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资本主义是否改变了”的讨论。1961年，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主编的《资本主义改变了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讨论集》一书在东京出版，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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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留重人本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未改变。他的根据如下：关键在于剩余归谁所有。在封建社会中，剩余（地租）归于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利润）归于资本家。从这个角度看，都留重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发生变化，因为利润至今依然归于私人投资者。都留重人指出，要实现剩余的社会化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存量社会化，另一是流量社会化。存量社会化是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流量社会化是指剩余分配的社会化。都留重人认为，流量社会化遇到的阻力要比存量社会化小得多，实行起来要比存量社会化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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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引起了争论。争论的问题除了剩余社会化的可行性而外，还包括流量社会化究竟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方面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在不改变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能否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都留重人的剩余社会化理论看来并没有引起参与会议的经济学家的多大兴趣，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认为能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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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到20世纪60年代初，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改变了没有？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的观点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过渡”并未实现，都留重人提出的以流量社会化方式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可供参考，但这种方案并未实现。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的观点是：最近几十年内，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改变，但还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所谓的“新阶段”的结论，更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矛盾日益减少或进入无危机、无斗争的新时期的论断。经济学家约翰·斯特拉彻的观点是：他同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固有趋向并没有基本变更，但资本主义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因“施加于其上的民主压力而深刻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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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都留重人的剩余流量社会化主张而引发的上述讨论所涉及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欧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制度调整，即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制度未变，但制度调整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却加快了。可以把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称做资本主义的刚性体制，把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称做资本主义的弹性体制。说资本主义未变，是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说资本主义已经有所改变，并将继续发生变化，是就资本主义的体制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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