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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第五章 理性的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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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从每个人在至关重要，且如果判断错误将让自己付出惨重代价问题上的思考中，我能发现更多的真理，而不是学者们在自己领域内的思考。这些思考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对他个人来说，唯一的影响可能是，他们的思考越脱离常识的判断，他们从中获取的成就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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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方法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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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承认选民是非理性的。你能就此打住吗？选民是人。如果他们在选举日那天极为不理性，那么他在其他时间也会这样。人们会像中了邪似地在走进投票站的时候，变成低等动物，而在走出投票站后又恢复常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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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总体理性的观点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人类完全非理性的相反观点也是如此。是否存在一个相互衔接的中间点呢？如果没有它，选民愚蠢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就可以减少或消失。如果选民在周一是理性的，周二是非理性的，那么应该把决策放在周一来做。但是，如果人们七天二十四小时都不理性，你最好接受所有决定都会更糟的现实。出于同一道理，如果人们作为消费者时是理性的，作为选民时是非理性的，那么最好更多地依靠市场，更少地依靠政治。但是，如果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非理性，我们最好减少对任何形式的人类组织的期望，因为无论是市场还是政治，两者并没有太大差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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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一个中间点是前后衔接的，它与我们已知的是否逻辑一致？你可以把选民的非理性假定为一种人类行为法则的例外。但是例外于既定的原则，会引发意料之中的质疑。[3]是否有办法把既定模式与异常情况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法则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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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接受这样一些理论挑战。虽然乍听之下会觉得不舒服，但人们在一些方面理性，而在另一些方面非理性的主张是符合逻辑一致的。非理性的观念或许在所有人类行为中都会发挥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些非理性表现尤为突出的“密集区”。而且，基本经济学理论——如果得到正确解读的话——帮助我们界定了理性的边界。政治非理性不是一种例外的异常行为，而是对特定刺激的一种可预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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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观念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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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相信它！”爱丽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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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皇后不无惋惜地说，“那就再试一次：做个深呼吸，然后把眼睛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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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笑了。“试了也没用的，”她说，“你不可能相信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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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你并没有试过，”皇后说，“当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每天都花半个小时这么做。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早餐前就能让自己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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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oll），《爱丽丝镜中奇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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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的愿望可能与其他动机发生冲突。首当其冲的是物质利益。我们之所以不相信商人，是因为他们如果撒谎的话可以挣更多的钱。在观念的市场上也一样，人们常常指责他们的对手被“收买”，他们的判断被滚滚而来的金钱所腐蚀，一旦他们改变观念，立刻就会财源枯竭。达斯古普塔（Dasgupta）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嘲笑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对反垄断政策的批评为“资金充裕”但是“证据不足。”[5]有些人从利益集团那里接受资助，但仍然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这里的考验是在正确和发财致富之间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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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的社会压力是另一股与追求真理相冲突的力量。[6]热捧不受欢迎的观点常常会把你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几乎没有人愿意成为社会的弃儿，所以他们需要自省和自查。如果不被社会欢迎的人更不可能受雇用，那么从众就与利益冲突相关了。但是，即使不会导致任何经济后果，谁又希望遭人记恨呢？这里的考验是在正确和被喜欢之间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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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贪婪和随波逐流并非与真理抗衡的唯一力量。人类还有复杂的认知 动机。[7]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获得正确的答案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但这不是我们脑子里唯一的目标。在很多问题上，有一种立场是更加让人愉悦、飘飘然或者兴奋的，这增加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的判断不是被金钱或社会认同所腐蚀，而是被我们自己的激情所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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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一片沙漠荒洲上，有些观念仍会让我们自我感觉更好。古斯塔夫·勒庞把它形容为“人类无它而不能生存的希望和幻想”[8]。宗教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9]由于呼吁面对现实常被认为是鲁莽的，且让我们看看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是怎么为我们抓住要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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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一定能够沾沾自喜地想，任何不忠于基督的人将会下地狱。婆罗门教徒一定有他高兴的理由，他是婆罗门教主的唯一后代，拥有阅读圣经的无尚荣耀。佛教徒一定笃信，他具有并珍惜能最早达到涅槃的殊荣。伊斯兰教徒一定会心满意足地回忆，只有他是真正的信徒，所有其他人在现世是异教徒的狗，后世将备受折磨。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一定相信，所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不是自私的且被金钱腐蚀的资产阶级，就是无知和甘受奴役的傻瓜。这类观念是最好的例子，它们满足了个人尊重自身以及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需要，同时满足了鄙视和憎恨他人的需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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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更大程度上是思想的避风港，而不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努力：“幻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幻想是几乎所有人的一种需要，一种人们认为不会次于物质需求的需要。”[11]现代经验研究表明，莫斯卡的判断是正确的：宗教始终让你获得更大的生活满足。[12]无怪乎，人类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免受抨击，而且在反面证据突破他们的防线时更加坚守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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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认为认知动机的复杂性及其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论证”它显得多余。约斯特（Jost）及其同事在《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中不经意地提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可能性，即人们能够相信任何他们愿意相信的事物，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如此。”[13]但是我的经济学同事们却不愿如此草率地认同。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告诉另一个经济学家说：“你的经济学就是一种宗教”，那位被称作宗教经济学家者通常会指出，“冲动的意识形态拥护者”和“冷静的学者”是不同的，而自己显然属于后者。但是当我主张观念偏好普遍存在时，很多经济学家就开始全盘否定整个概念了。我怎么能知道观念偏好是否存在？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暗示说，这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偏好是无法观察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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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错了。我从我自己身上每天都能观察到一个人的偏好。仅就这一方面而言，我相信自己的内省更甚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论述。[15]内省告诉我我饿了，如果花一块钱买根雪糕会让我很高兴。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成为“原始数据”的话，这就是原始数据。的确，那些通常为经济学家所接受的，诸如自行申报收入之类的“原始数据”，是更难被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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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告诉我，一些观念比相反的观念在情感上更有吸引力。例如，我愿意相信自己是对的。承认自己错误，或者因为错误赔钱当然更糟，但错误本身就很让人不爽。有这样一些感受并不意味着我会对其放任自流——不是说我接受有意图的资助就意味着我的研究报告会不诚实。但是，这种诱惑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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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省是了解自身偏好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别人的偏好又怎么样呢？也许你很特别，因此如果推己及人的话会完全误导。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聆听他人怎么谈论自己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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