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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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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经济学之外的偏见：对毒理学的系统性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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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绝大多数案例都来自经济学，其原因在于：经济问题主导了现代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我的分析能够也应当适用于其他的政治相关领域，在那里公众同样持有系统性的错误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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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因其对环境、健康以及安全政策的重要意义，而成为一个突出的例子。公众对于这个显然十分枯燥，而且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存在很多偏见。[78]举例来说，克劳斯（Kraus）、马姆福斯（Malmfors）及斯洛维克（Slovic）问人们是否同意以下阐述：“对于杀虫剂来说，你应当担心的不是自己会接触多大量的化学成分，而是你是否会接触化学制剂的问题。”[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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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公众与毒理学家就剂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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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杀虫剂来说，你应当担心的不是自己会接触多大量的化学成分，而是你是否会接触化学制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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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raus et al（199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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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家更容易强调剂量。而非毒理学家则“往往把化学制剂看成不是安全的就是危险的，他们容易把接触少量的有毒或致癌化学制剂等同于几乎确定的伤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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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对经济问题那样，外行拒绝常识性知识，而不仅仅是细节。与公众相比，毒理学家更有可能确认，“使用化学制剂更能改善我们的健康，而不是对我们造成伤害”；也更可能否认天然化学制剂比合成制剂的危害更小，反对“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减小化学制品造成的危害”的观点。[81]尽管批评者可能对毒理学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但我们很难把这样的指控当真。公众的观点通常是一听就知道是愚蠢的，而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管制部门的毒理学家则大体上观点一致。[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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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假设公众对剂量存在误解将如何对政策产生影响呢？本章的思维试验可以提供有用的指导。在选民同质的条件下，由于不承认剂量的重要性会直接导致误导的环境规制。政府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数量上具有严重危害的风险上，而是把资源浪费在消除小的危险上。[83]如果其他方面都同质的选民在剂量重要性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中间选民仍然质疑“毒性在于剂量”的常识，那么环境管制仍然会向浪费的方向倾斜。如果选民不同质但都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仍然可能出台类似的浪费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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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环境政策最终还是强调了剂量的重要性呢？选择性参与可能是原因之一。克劳斯、马姆福斯及斯洛维克（Kraus，Malmfors，and Slovic，1992）有一个与我的结果相类似的发现，那就是教育可以使人们像毒理学家一样思考问题。[84]不过，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选民既关心经济福利，也关心免遭有毒物质的危害 。从低剂量变成零剂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可能会耗尽所有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而把一个民主党领导人置于险要关头。如果他支持公众的零剂量的世界观及其相应的立法，将引发一场经济灾难。超过60%的公众同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减小化学制剂的危害”[85]，但是领导人如果真这么干，一旦经济陷入崩溃，他将成为遭人痛恨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如果领导人把所有的低剂量恐惧都视为“缺乏科学依据”和“过虑”，很快就会成为遭到痛骂的迂腐和麻木的典型。考虑到他们的激励机制，政客不可能无视公众的错误观念，但他们常常犹豫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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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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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观念导致愚蠢政策的命题大体上是正确的。在现实的假定条件下，非理性的想法导致愚蠢的行动。认识到SIVH假定的实证缺陷可以帮助我们扫除不必要的复杂性。如果选民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利益而非个人利益，那就没有必要在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搭建一座不稳固的桥梁。我们可以从对公众利益的错误观念直接走向对错误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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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要害在于，如果公众得到他们要想的政策，其结果会糟糕得多。在了解了美国民众的经济学观念，发现他们的观念似乎与拉美国家中诸如贝隆（Peróns）之类的民粹分子的观念更合拍之后，你会觉得美国要比你预想的更加市场化，也更开放和面向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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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种反差应该是意料之中的。选择性参与常常被斥责为阶级偏见的根源，它使中间选民比中间公民具有更高的经济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公众让其最忠实的代言人背黑锅的倾向导致了政治领导人适当的伪善。从政者们面临一种两难的窘境：“公然的民粹主义的做法开头当然不错，但是一旦出现负面的后果，选民就会责难我而不是他们自己。”这并不是说采取民粹主义路线就完全不可取。但领导人不得不在公众认为有效的政策和实际有效的政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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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技术性附录：是什么使人们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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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性分析可知，SAEE中有五个主要变量能使人们“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教育、男性性别、过去的收入增长、预期的收入增长以及工作稳定性。[86]它们通常将观念引向与经济学训练相一致的方向，而几乎从来不是相反的方向。但是，这些变量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之间的总体相关性究竟有多大？我在《法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的文章使用下列方法对此进行了量化分析。[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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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是建立一个包含37个方程式的方程组，每一个等式对应SAEE中的每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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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问题37以此类推。括号内的每一个系数e在所有37个等式中必须相等。例如，教育系数e（1），在公式（1）、（2）、（3）及其之后所有等式的值都相等。相反，常数项与w系数在每一个等式中的值是随意变化的。因此，在给定等式中，这些经济变量集的影响可以是正的、负的，或者为零，因为括号前面是一个对应特定等式的w系数。直观地看，系数e决定一个独立变量的经济学相关度，而w系数决定一个因变量的经济学相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