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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29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91]
1704454330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民主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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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32 在生活中的很多领域,多数派之所以有权占主导地位(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多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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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34 ——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美国所面临的诱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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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36 经济学家的开明与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指控之间是如此天壤之别,因此很难不去探究这种指控背后的动机。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影射成分:指控别人也犯了跟自己一样的认知错误。以“创造论科学家”为例。创造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遵循这样一条原则:经书,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在任何其涉及的问题上都不会有错,因此应当从其通常的,本意的意义上去接受它。[16]简直没有比这更不科学的了。但是,创造论科学家的一个常规的辩论策略,是坚称“进化论及其同盟军——世俗的人文主义,才是真正的宗教”[17]。创造论者抨击主流进化论者的客观性,这种抨击似乎源自于他们在科学上不如其对手的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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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38 与之类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积极的反对者,自身通常可以被准确地称作“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它的最清楚的表达,归功于1928年总统大选中落败的候选人阿尔·史密斯(Al Smith)的一句名言:“民主的所有疾患可以通过更加民主来治愈。”[18]换言之,无论发生什么,民主本身是不可动摇的。维克托·坎伯(Victor Kamber)有一本书名叫《放弃民主》(Giving Up on Democracy)。[19]其书名在修辞上的表现力源于一种认为民主必须是答案的普遍观念。你可以指责民主,但你不能“放弃”它。很多人甚至对它的缺陷都大加赞赏。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就叫喊说:“民主是灰色的”,但“灰色是美丽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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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40 如果有人说,“市场的所有疾患都能通过更加市场化来治愈”,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被嘲讽为最糟糕的那类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呢?因为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主原教旨主义遍地都是。在一个有涵养的公司内,你可以拿宙斯的膜拜者开玩笑,但决不能拿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开玩笑。同样,社会可以容忍你拿市场原教旨主义开玩笑,但却不容忍拿民主原教旨主义开玩笑,因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非常罕见,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却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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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42 从记者、政客到实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学理的哲学家,人人都愿意且毫不尴尬地公开宣称自己的民主原教旨主义立场。威廉·格雷德在他的书中列举了数十年来对美国政治的失望,但在书的结尾仍不无自豪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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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44 在从事记者职业三十年之后,我对有关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的令人失望的事实可谓了如指掌。我曾经从小到一个小镇法院,大到联邦机构的不同角度观察政治,对那些表里不一的政客和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以及容易轻信的选民和自私狭隘、反复无常的民众都深有了解。说来也奇怪,这些经历却并没有影响我幼年时产生的对民主的可能性的信仰,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我的信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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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46 什么——如果有的话——才能改变格雷德的“幼年时的忠诚”呢?在他看来,1992年之后的政治方向或许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进。但是你可以打赌他的信念还是一如既往地鲜明。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也像这样描绘自己对自由市场的儿时的信仰,他一定会被贴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标签,他的声誉也将骤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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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48 或许我们不应该对新闻记者抱太高期望,无论他们的文笔多么有才华。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希望实证的社会科学家能更加追求客观性,或者至少在坚持自己的信仰时会感到一些社会压力。然而,要在他们当中发现民主原教旨主义并不困难。只须举一个例子,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严谨地分析了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22]但是在缺乏认真思考的情况下,他不仅事实上承认民主原教旨主义,而且假定他的读者也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热诚的民主主义者,愿意相信不仅民主本身是好的,而且在促进发展过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不幸的是,检验这一主张的实证资料却“没有太大帮助和说服力。之所以没有帮助是因为它通常不能证实因果过程,而结果支持的是各种不同的结论”。尽管缺乏实证支持,巴德汉却仍然不可理喻地肯定自己的信仰:“我仍对民主在长期内解决问题的能力持毫不动摇的乐观主义态度。”[23]有多少学者能在查阅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广泛文献后,承认证据过于复杂因此难以得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仍然谈论“资本主义在长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他们一定会,并且应该会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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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50 甚至在尤以谨慎的怀疑主义闻名的分析哲学领域,民主原教旨主义也有所体现。规范性政治理论专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就是典型例子。他不认为“有什么先于或独立于民主程序的客观标准,可以对民主程序所导致的结果予以客观评价”[24]。说得更直白一些,民主本身就被界定为是正确的,因为不存在超民主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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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52 我得承认我对他老人家的解读有点儿不敬。与绝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夏皮罗迅速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宣称政治原则必须建立在“结果主义基础”之上。但是,他随后又进一步修正了自己修正过的立场,以确保自己的民主原教旨主义立场不受侵犯。“于是困难变成了如何评价结果的好坏是有争议的,意味着它们必须争取获得其他价值观或政策的支持。无论喜欢与否,民主表现为公正定义的一部分。”[25]这是哲学历史上最不加掩饰的定论在先的宣判之一:民主的好坏必须根据其结果来判断,但判断其结果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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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54 唯恐有人放胆声称,政策的结果不是“可争议”的,夏皮罗在别处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可能是无可争辩的,但涉及实质性民主利益的问题不应该不可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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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56 在特定(但并非所有)情形下,人们可以依从飞行员、汽车机修工、建筑师或者医生的建议行事,而无须了解它的根据何在或者甚至可以无须对它有任何兴趣,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认为政治专长也具有类似的效力,则会引发人们的迟疑,这同样在情理之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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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58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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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60 认为存在政治专长的提议之所以可疑,是因为几乎没有理由相信那里事实上有太多的专长。在政治领域被通常宣称为知识的东西似乎是如此浅薄,且时常被具体发生的事件所推翻,以至于声称自己为政治专家的人常常散发出万灵药般骗人的气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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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62 迄今为止,我们对专家观点痛遭全面批判并不陌生,但是一个如此著名的政治学专家如此贬低政治学专长,实在显得很奇怪。如果夏皮罗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专家,为何还要费心去著书立说呢?任何能通过政治学期末考试的人,都能切身了解政治学知识中的分歧是真实且巨大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有大量关于政治学知识的经验证明,而这些是夏皮罗从来不曾想过要去质疑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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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64 但是,难道他所谓的专家观点“时常被具体的事件所推翻”有错吗?这取决于你评价他们的严格程度。如果“专家”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深刻,试试将他们与外行作个比较。而且,很多关于专家的负面报道都可以由媒体对报道的选择性得到解释:与明智的专家及其对问题经得起检验的回答相比,那些奇谈怪论与唇枪舌剑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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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66 夏皮罗在对经济学进行全盘否定时,虽然略有迟疑,但民主原教旨主义仍最终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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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68 例如,不承认经济学家在关于经济运转方面(这也是民主需要思考的方面)通常拥有一些深奥的专业知识(或许并没有他们自认为拥有的那么多)是愚蠢的。但是,由于对市场的边界及其治理结构问题的决策关系到权力的运用这样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问题;因此经济决策永远不应该交给经济学专家。如果我们打算听一听经济学家的建议的话,他们必须能用通俗的语言去说服外行的政治代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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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70 于是,情理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选民越不理性,经济学家的发言权就越小。如果外行听众想听一听为什么,经济学家或许还能施加一些影响。但是固执己见的外行听众有权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经济决策永远不应交给经济学专家。”[30]如果这还不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话,什么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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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72 在其关于“神圣价值(sacred values)”的研究中,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发现:“人们常常深信不疑地坚持认为某些关系及义务是神圣的,即便只是设想一下与金钱或便利性等世俗价值做一个取舍都十分令人反感。”[31]在现代社会,民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信徒们把小小的背离等同于完全的背叛,对待不敬的想法与对待邪恶行径一样的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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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74 在修辞上的一个标准策略就是,把适当减小政府作用等同于完全消除政府管制。罗伯特·库特纳告诉我们:“在航空管制的典型案例中,卡特政府时期所提议的‘管制改革’迅速演变成一股推动完全反规制的力量。”[32]显然,联邦航空署在飞行安全方面的继续管制不在其列。与之类似的一个策略是将仅仅口头谈论缩减政府等同于实际行动。21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的理查德·莱昂内(Richard Leone)声称:“对被理想化的市场机制的信仰也引发了一场政治圣战,其目的在于剥除所有针对市场滥用与不完善的公共与政府防护措施。……民主党与温和共和党人争先恐后要证明自己皈依于一种对自由放任经济的真正的信仰。”[33]奇怪的是,为自由放任而进行的圣战并没有使联邦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降低到18%以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的预算缩减显然归功于冷战的结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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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54376 最后,民主的辩护士们常常援引温斯顿·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民主是一种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不断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35]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种成熟的现实主义,而非民主原教旨主义。但是丘吉尔的这句格言不过是一种要不全有要不全无(all-or-nothing)的修辞把戏而已。想象一下,如果经济学家用类似的话反击对自由市场的指控:“自由市场是除其他所有之外最坏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恐怕只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才会把它当做反对适度政府干预的论据。丘吉尔的格言同样没有说服力。仅仅因为独裁是灾难性的,很难推断民主就必须有完全的行动自由(free rein)。和市场一样,民主也可以受到限制、管制或否决。类似司法审查那样的反多数主义程序可以与民主程序并行不悖。绝对多数原则可以允许少数人阻挠多数人的意志。把一种基于边际的权衡考虑扭曲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一种试图听起来合理的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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