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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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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萧条后果最严重、持续时间最漫长，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随着大萧条的持续，劳动力持续过剩，造成许多劳动岗位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都严重不足，女性在低薪方面的优势也就持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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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女工受到歧视。本来，家庭妇女只管烧茶煮饭、缝洗衣物、操持家务，她们比男人们的世界要小，受到的损害应该要小一些，也就是说，只要有米、有衣，有间遮风挡雨的小屋，她们的日子就能一如既往地继续。但在1930年，每5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总数将近1,100万——走出家门，在外工作。女工的数量，白1890年以来增长了6倍。由于她们的工资较低，天性驯顺，往往比男工更易受到雇主青睐。尽管在大萧条刚开始时，她们的处境似乎比男工要相对好一些，但她们也真实地、直接地遭遇到了就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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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失业大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工们发现，失业后再找新工作已经非常艰难。为了避免再回到先前依附于男人的状态，为了克服职业障碍，女权主义打响了一场以“永远28岁”为高亢口号的维权运动，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年纪较大者，以扭转普通男性雇主偏爱年轻漂亮女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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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行业的女性，也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歧视。全国教育协会报告说，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1931年禁止雇佣已婚女性担任教职。这一政策意味着：女性要么推迟结婚年龄，要么因为有子女而离职，尽管这些女性是因为有教育专长才得到这个工作。无论在哪个行业，女性工人都被认为是为了多赚些小钱儿或零花钱，而抢占了男性养家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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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女性也向传统角色回归。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突如其来的困境使她们不得不重新走向已遗忘大半的传统手工艺活计，这些本已为家务忙碌不堪的妻子们，不得不面对额外增多的负担。她们不得不向老祖母学习传统的家务活儿：自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烘烤面包、制作蜜饯、熏制肉食、储藏保存等，她们还学着用药草，自己制药、染色和制衣。1931年全国玻璃缸的销售量，创下十一年来新高，但人们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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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手工行业的复苏是短暂的。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远离他们喜欢的活动：读报纸、看杂志、看电影；也使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捉襟见肘。女人们只好接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零活补贴家用，也要烤制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零卖，或者费时费力地为外乡旅行者提供有偿食宿服务。也有些家庭，直接把汽车改造成路边售货亭、美容店或者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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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战”结束以来，那些不断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洪流，到三十年代初期突然减速。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售，也一直不错，但新车的交易量却像铅锤那样垂直下降，开一款去年流行的车也不再不光彩。曼哈顿街头的出租车司机们，无可奈何地发现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降为两三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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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指标持续下降。纽约市是大城市的典型代表。1930-1931年间，全市电话数量减少了大约4万部，而儿童餐厅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1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销量激增的香烟。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再次充当了人们精神脆弱症的安慰剂，香烟的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与吸烟有关的各项指标都大幅上涨，就连位于典型的中等城镇中以女性为顾客的餐馆，也摆放上了烟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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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城镇的状况也明显衰退。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同期销售额也仅仅下降了4％，这是因为大多数家庭把汽车视为不可或缺的物品。另一方面，珠宝店的顾客却急剧减少，营业额减少了84％。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和珠宝业相比，下降程度差不多。家具店和糖果店顾客数量减少70％。商业饮食行业生意减少了63％。因为许多家庭不再维持“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行为。不过，有一点需要补充：餐饮业并非永久性衰退。因为，随着生活光景出现好转的苗头，人们就重新走出家门，去餐馆享用美食。20世纪30年代末，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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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传统生活方式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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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为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人们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节省，不仅要在衣食上节俭，还要想办法节省住房费用，而家庭伦理、生活方式等，也发生了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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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传统衣食发生了明显变化。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孩子没衣服穿。1930年，女装和童装的产量比上年下降13％，同期男装产量却下降25％。1931年男装又下降32％。越来越多的男士开始放弃僵硬的竖衣领、帽子、吊袜带，改穿更经济方便的廉价衣服。女性服装自30年代初期大规模地使用廉价材质。一些普通人家的女孩子需要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种情景是前所未有的。1930年9月，一份时尚报告显示，长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服装样式，正开始取代爵士时代流行的男孩子气、棱角分明的女性打扮。该报告还分析，这是“伴随经济危机出现的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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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刚刚涉足交际圈的人们，对餐饮的礼仪不再过分关心，而是关心吃的内容。这段时间，留短发开始盛行，并且越来越受欢迎。在大萧条进入中后期时，发梢内卷的齐肩发型开始出现，随处可见的跟随摇滚乐节奏起舞的女孩头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现代人喜爱宽松的休闲服饰，到30年代中期，裙子的底边再一次升高。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两州流行的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开始进入其他各州。尽管这种装束被保守派抵制。30年代后期，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饰风格，都为日后露趾鞋的流行铺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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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居住条件大不如前。有钱人的节约方式，主要是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别墅，或者转让位于外地乡村的别墅。中产阶级则不得不退掉他们在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租来的房子，搬到镇上某幢费用较便宜的房子或公寓中，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青年夫妻与公婆、岳父岳母或者工友们，拥挤地住在一起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1934年1月，一项在64个城市中开展的调查显示，上述种种情况和情境，规模为“特大家庭”的住户，占人口比例在所调查城市中从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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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出现紧张。许多年轻人为了谋求独立，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希望能更好地赡养老人，或者借钱到师范大学读书，他们以为从此就能离开家乡，能摆脱阴郁邋遢的生活环境。但现在，他们身无分文、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乡。这讽刺般地验证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经典定义：家，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当你除它以外无处可去时，它不得不收留你”。全国范围内，父子关系紧张在各地蔓延、滋长，尤其是当儿子到了自立之年却一直没有工作时。在城区，一家老小都挤在一间狭小的公寓房或者租来的屋子里，这无疑刺激人们脾气更大、情绪更坏、更挫败感。一些人不停地寻找更便宜的住处，尽管非常不愿意跟熟悉的老邻居们分开，可是为了得到救济，他们不得不频繁地一次次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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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付的账单，疾病，看眼病和需要牙医，孩子上学、照顾老人，都不得不花掉原计划给自己准备的养老金。类似方面的烦恼不断郁积，往往影响正常的家庭关系。原本一直温顺善良的妻子会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干脆对丈夫恶语相向，数落风凉话——那话很像从富人的嘴里冒出来的——“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工作的话。”男人颜面扫地，灰心丧气，一旦手里还有点儿钱的话，他们更倾向于去简陋的小酒吧买醉，或者赌钱输掉它，但清醒后更深的自责或沮丧会让他们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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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社交活动成为一些人的负担。在失业者的家中，衣不蔽体的孩子要躲藏着客人来访，大人们则委婉地谢绝那些有工作的朋友们的邀请，因为失业的人很难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请朋友们。越敏感的人，就越想独处。就是这样的方式，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联系，因为弱者的自尊心作祟而中断。也有些家庭下决心不计一切代价地维持原有的标准和步伐生活，直到支撑到被灾难毫不留情摧毁的最后一瞬，然后直接掉进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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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性别权力结构开始变化。乡村农户，多是从欧洲大陆移民来的家庭。严厉的夫权或者父权，一直是家庭世代传袭的传统，但现在，这些家庭中的家长们失去了权威，有的是主动放弃家庭核心领导地位。能挣钱养家的年纪较大的孩子，成为家庭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如果这些家庭中主要的挣钱者是妻子，那么，她就会取代丈夫成为家庭权力的控制者，而那个失业的丈夫则承担家务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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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生活艰难的城市家庭，由于失业的父亲有了更多时间待在家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父子之间的交流和亲密，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1932年5月召开的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在这场经济灾难中，家庭回归到它应有的正常位置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父母对孩子的悉心照料，白天管孩子吃饭，晚上要管孩子睡眠”。在一些中等城镇，有些持相同意见的人也以轻松的口气鼓吹“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家的灵魂”，感谢人们有了更坚定的勇气，有了得以休息的身体，有了更强的消化能力，以及有了能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仪的闲暇时光。诸如此类说法，可不仅仅是老清教徒们所信奉的修订版新教福音，因为圣母大学校长约翰·F．奥哈拉神父为它添加了鲜活的理论依据：“作为大萧条的一项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的意义，重新发现了友谊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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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确实有了更多的时候和妻子待在一起，共同分享不花太多钱的娱乐活动，比如听广播、玩牌和读书；一些针对男性顾客开办的娱乐场所和娱乐活动，如台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等生意越来越清冷，也从侧面证实家庭功能的变化。然而，即便灾难这条纽带和客观造成的亲密使一些夫妇感情更稳定，但“贫贱夫妻百事哀”，另外一些夫妻由于生活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的抱怨而关系变坏。有位研究者在某大型工业城市调查了许多个案，他总结说，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经济大萧条使性生活减少了”，因为人们害怕怀孕生子，女职员会因失去经济来源而失去生活尊严，以致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焦虑压抑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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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困难给人们带来各种心理疾病。困惑迷乱、犹豫迟疑、冷淡无情、丧失自信，这些都是长期失业者的普遍特征。一个男人不再关注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蓬头垢面、不修边幅、垂头丧气、拖沓走路，这些都是内心精神溃败的外在表现，还往往会因营养不良而加重这些特征。失业问题证明了“浪费病”的后果，社会工作者发现一种“失业休克”病，许多人患病。病人们被恐慌攫取了灵魂，白天疯狂地四处找工作，夜晚在烦恼中疲倦入睡。另有少数人因为失业而意识到个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自己的失业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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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失业者丧失自尊，茫然失措，或是对原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从而滑入更低落的士气中。如此恶性循环，使得失业者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一项针对失业工程师开展的调查显示，每4名失业工程师中就有3人的士气明显比没失业的底层百姓更低落。失业还造成工人精力体力的极度透支：当他找到新工作时，他全身酸痛无力、动作协调失衡、精神方面也缺乏毅力，以致无法胜任工作。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闲置时生的锈，损害了它的机件。1933年，40名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置在纽约某政府机关工作，重新去做他们早就轻车熟路的日常工作，结果他们无一例外地显示出神经性疲劳的征状，有几个人的情绪甚至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适应两到三周时间，速记速度才能恢复到“生病”前的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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