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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胡佛总统处理经济危机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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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没能预知出这次危机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在1929年秋天，胡佛总统把股市崩盘看做仅仅是发生在纸上的崩溃。他努力消除“无来由的恐惧”，恢复人们的信心。他曾对秘书说：“我们在大萧条中百分之九十的困难都是由恐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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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11月到12月，他反复多次把工业的、金融的和工会的领导召进白宫。他从铁路、电话和轮胎工业，获得了增加投资的许诺，从大公司那里得到了维持工资水平的保证。如果坚持到底，他会发现这些承诺多数都是虚情假意的或推诿责任的。胡佛对工商业的自我恢复能力和社会合作精神所持的基本信念，建基于不准确的判断，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注定要一次又一次地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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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的施政理念受到“政府更大责任”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验证了国民处于危机中时，联邦政府加强控制的必要性。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城市工业秩序的发展与商业、个人日常生活的状态存在着不易觉察的相互交织。一些公民认为，政府在自由市场的运作中扮演了保持经济平衡的方向盘的角色，战争年代中，当人们普遍地凄惨或恐慌时。政府是行动的最高来源，在其他方面——显然是大多数——政府则是普通人抵抗企业贪婪和剥削的盾牌。任何一方的作用，都足以把联邦政府的力量注入1929年以来的无法收场的僵局中。进而，30年代早期把目光投向国外的公民们，感觉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均担负起了很大的责任，这些国家经常运用的干预手段比美国人这十年间见证过的任何措施都更激烈。一种急躁的情绪不仅在贫困失业人群中出现，而且也在拥有财产的人们中间蔓延，几乎在整个“钱包瘪瘪的时代”，都急于请求政府的救助，就像他们在狂躁的年代急于抗议它的干扰那样。1930年，人们可以看见联邦政府采取的针对大萧条的小规模战斗，诸如对旱灾受害者的援助，对饲养骆驼（而不是喂养小孩）的农民的援助，以及对包括5亿美元的联邦拨款以修建联邦政府建筑和6500万美元的巨石水坝（后来被重命名为“胡佛水坝”）等公共项目。这些公共项目持续了几年，并在减轻当地的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在不断增长的失望情绪下，它们似乎显得畏首畏尾。整个国家处处可见公众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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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承担了替罪羊角色。人们责备胡佛总统，这其实对他不公平。因为经济危机的种子，在他执政之前很久就播下，就算1928年总统大选获胜者是他的对手，这场灾难也会如期到来。自从1931年6月的延期偿付时期，胡佛默认了这次大萧条的严重程度，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猛烈地集中于解决这场危机上。他是一个努力的、执着的和真诚的工作者，然而却不能以一种激发公共想象力或集结国家士气的方式展示他对大萧条的战斗。他缺乏日后上台的罗斯福的天赐禀赋——政治上有盟友、社交有热情、综合全面的计划和卓越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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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诽谤运动”的帮助下，胡佛被描绘成一个少言寡语、性情阴冷，而且对人民的苦难困境漠然冷淡（这样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的人。当大萧条来临时，人们期待他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作为“社会工程师”的奇迹，复制使用到国家治理领域。胡佛总统坚持认为，“合作义务”和“群策群力”是对所有紧急事件的最好回应。带着这样的经验和曼彻斯特人特有的自由主义气质，胡佛总统超负荷工作，竭力想办法解决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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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尖锐的问题是救济和救援。对总统来说，很难看出这场危机和旧金山地震或密西西比大洪水有什么差别，应该把救济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志愿组织和社团服务的意识在美国人当中没有消失……强大到足以对付过去一年来出现的问题”，胡佛在1930年10月对媒体如是说，他还任命一个由纽约前警察专员康耐尔·阿瑟·伍兹领衔的“就业紧急委员会”。人们对社区的捐献出于慈善目的，这样的慈善活动从1925年以来逐步增加，在1931年秋和1932年春达到顶峰；在接下来的年代，也许是因为基金耗尽，也许是因为公共机构强行介入救济领域，从1924年以来，自愿捐款跌落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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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相信救济和再就业的义务是从个体开始的。如果没有成效，就可以动员红十字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介入，然后再转向市政府和州政府求助，最后，向联邦政府求助。而在最后的环节，联邦政府应当采取贷款而非馈赠的形式。就这样，胡佛在自认为是防御公共国库安全的战斗中，缓慢而勉强地一条战壕接一条战壕地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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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间的一些委员会在1930-1931年间零星地做了一些好事，但从更大的范围看，这些好事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伍兹委员会未能创造出足够的新工作岗位，没能建造一座借以跨过持续增长失业鸿沟的天桥。1931年8月，胡佛以失业救济组织取代了伍兹委员会，由实业家瓦特·D．贝克领衔。这个委员会——其本身就是承认事态越来越严重——的目的是协调当地组织的合作活动，同时规劝每个社区和州管好自己。“展开工作”就是该委员会鼓励工业生产时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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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举行了一次驱车旅行运动，以争取一个项目，此项目要求官方提供100万个每周工作5天、每天6小时的工作岗位。认可这一项目的雇主将有资格挂一个招牌，上书：“我们参与了。”这年春天，纽约市发起了“街区援助”行动，保证每个街区有工作的居民要每周捐资1美元。以帮助失业者。J．P．摩根打破了几乎一直密不透风的矜持，通过广播电台对这次运动予以赞扬。与此同时，红十字会也帮助约100万人平安度过1931至1932年间那个严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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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私人慈善团体积极踊跃，但终究是杯水车薪。贫困人口迅猛增加，当这些人转向地方政府求救的时候，人们这才发现由于税收的减少和大萧条两年来的物力消耗，食品柜里早已空无一物。这个冬天，有几个礼拜甚至整整几个月，各个州政府向地方政府拨付资金用以救济，直到作为资金来源的州政府也被消耗殆尽，最终人们将饥饿的眼睛急切地投向了华盛顿。国会于3月份投票决定由联邦农业委员会调拨4,000万蒲式耳小麦，通过红十字会分发给各地失业者；4个月之后，又从同一储备库中调拨4,500万蒲式耳小麦和50万担棉花赈济失业者，其中这些棉花是在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制成衣服发放下去的。把联邦政府所拥有的商品用于救济的措施是一次革新，尽管这些物品是通过私立慈善机构发放的。胡佛总统曾反对挪用联邦资金由红十字会去分发给需要的人，而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国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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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到了是否采取行动发放救济的最后关头，胡佛总统能撑这么长时间坚决不松口，已相当不易。当时，复兴金融公司（RFC）获得授权，可以从国库里贷款给若干穷州。1932年1月，在一家名为“国家信托公司”的项目失败之后，RFC得以成立；这个部门也是未来执政的罗斯福政府从胡佛手中继承的新机构中最为重要的部门。胡佛总统发起创办“国家信托公司”的初衷，是希望实力雄厚的银行能够自发地组成信托联营，以扶持实力弱小的银行。他的许多想法过于倚赖企业的开明，这一设想也不例外。在企业界，强者并不热心于帮助弱者，结果，帮扶弱者的全部负担最终还是落在华盛顿政府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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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由国会创立的RFC得以诞生，它共贷款20亿美元给银行、保险公司、建筑信用合作社、农业信用组织、铁路公司及其他类似的企业实体。它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由菲奥雷洛·拉瓜迪亚领头的反对派批评者称其为“百万富翁的救济金”。但是，胡佛总统坚信，支持国家信用机构就意味着间接地让每个人受益。1932年6月6日，RFC第一任长官查尔斯·G．道斯将军辞职，三个星期以后，他名下的芝加哥银行便从RFC贷款9,000万美元，一石击起千层浪，公众对此吵闹不休，公众强烈要求RFC的贷款活动彻底公开透明，并要求其应该将联邦的钱用来帮助那些忍饥挨饿的穷苦个人和捉襟见肘的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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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天，不仅仅是享受补助的边疆地区居民，而且还包括大量穷困潦倒的市民，和地方及州政府一起，都把空无一物的双手伸向国会大厦和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财政部。众议院议长、政治上自命不凡的民主党人约翰·N．加纳要求把联邦贷款发放给那些穷苦的男男女女。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向破产城市贷款用以向教师发放工资。许多人强烈要求国家恢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消的联邦就业服务，并创立全国性的失业保险体系。1932年7月，尽管胡佛总统对这些建议一直缺少热情，但仍然不得不同意通过一项救济提案，由联邦财政出资21.22亿美元（其中18亿美元可以由RFC经手），贷给各州、市、县，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建设，剩余资金则用于联邦政府的建筑。这一措施与早些时候联邦政府向各地分发的小麦和棉花类似，为后来的“新政”开先例做出了榜样。到了罗斯福任期内，联邦政府宣布放弃要求各州各地偿还这笔钱的要求，因此，这些借贷款项最终都变成了联邦向各州、各地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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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秉持保守主义观点，不愿意轻易增加税收和联邦政府的拨款，除非贷款是用于确定盈利、并能清偿自己贷款的公共事业。他不喜欢“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例如改造、修建市政厅和州议会大厦、公路、街道、河流和港口等，他也不支持海陆军超出通常规模的土木工程；不过，他批准了一些确定“产生收益的公共工程”，像收费桥、收费隧道、码头，以及其盈利能力足以保证贷款得以清偿的其他项目。1932年7月的救济法案有失偏颇地允许“产生收益的公共工程”可以动用15亿美元，而“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仅可动用3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胡佛总统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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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对穷困房主问题的解决，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他在财政方面的谨小慎微。还反映出他主观上更愿意同济贫机构打交道、而不愿直接面对个体的穷人。大萧条带给建筑业的灾难性影响，本书前文已经谈及。其中最惊人的影响表现为1928至1933年间，住宅建设下降了95％，而住宅修缮的支出从5亿美元下降到了5,000万美元。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1932年，大约273,000个房屋业主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他们的房产，到1933年初，每天大约有1,000套住宅落入抵押贷款债权人之手。人们坚持数月强烈要求政府想办法解决此问题，1932年7月，在胡佛总统主导下，国会成立了12家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其目标是向建筑信用合作社提供足够的信贷资金，并提供贷款给竞争银行和保险公司，以缓解它们因向住房业主和农场主贷款而给自己造成的信用紧张。许多抵押贷款机构在此措施的援助下，得以继续运转，然而，对那些烦恼的个体业主及其损失来说，这项措施的效果小得令人失望，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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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不一样的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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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大选到来。共和党再次提名胡佛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则提名了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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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战士”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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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担任纽约州长期间，提出了一项强有力的社会福利计划，他最贴心的两位副手詹姆斯·A．法利和路易斯·麦克亨利·豪在政治立场上一直对他忠心耿耿，这使得他在民主党大会召开前成为最受众人期望的人物。他到芝加哥去接受提名，是乘飞机去的，此举不但打破了以往乘车的惯例，而且还向人们预示着他是位富有戏剧性的天才人物，并让人们看到了他应对时事时的身手敏捷和行动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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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原先做过州参议员，威尔逊担任总统时，罗斯福在其手下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1920年，罗斯福正一帆风顺、踌躇满志地准备再上一个新台阶，参与竞选副总统，但惨遭失败；不久以后，他又患病行走困难，如此一来，他那风光的前程看似就这样走到头儿了。但他却以超出众人想象的勇气，以残疾之躯继续掌控着自己的生涯。1928年，罗斯福听从朋友阿尔·史密斯的规劝，重返政坛。罗斯福曾给史密斯取了一个经典绰号——“快乐战士”，但这个绰号分明与他本人的精神气质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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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在1932年1月8日，曾这样描述罗斯福，他“不是人民的保护者……不是既得利益者的敌人……他只是一个对这个职位来说并无任何特殊资格而又很想当上总统的且令人感到愉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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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这位不知疲倦的竞选者充满怜悯，因为他时常一天发表16场竞选演说，并且还要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春风满面。但人们当时对他真正的优秀品格、卓越能力和将带给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还没有明显的直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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