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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地租和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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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有多种形式。在农村。生产力最强、但承受盘剥最重的是小佃农。他们在地主与佃农关系的阶梯上，位于底层。最常见的地租形式是现金地租。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北，1930年，现金地租最为普遍，涵盖了四分之一多的佃农。在北方和中西部最常见的方式是：佃农把收成的一部分用来交地租，地主支付部分生产费用，佃农提供劳力、牲口、工具和种子。还有一种“资产与利润分享机制”，即“家畜共享出租”，曾盛行于中西部各州的乳业和养殖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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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棉花种植领域，最流行的地租形式是“作物租种”。通常佃农一家辛苦劳动，最后获得自己所种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作为收入。贫穷的佃农只能向地主借钱购买食物和衣物，否则只能向利息可能高过50％的高利贷商求助。地主们借出的钱，往往类似于常年的施舍，这造成可怜的佃农实际上在以自己的辛苦劳动还债，佃农不得不在那块和自己一样被剥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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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佃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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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冲击波迫使全国各地小地主纷纷沦落为租佃户，在1930至1935年间，全国有75万多个小农场主由于丧失赎回权或破产后被强行拍卖，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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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主发现白人佃农难以管教，于是优先选择黑人当自己的佃户，这些黑人对算账非常糊涂，对东家也更听话。结果白人佃农沦落为农场零工，或者随季节变迁而在不同地方辗转漂泊，30％的人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待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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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和1933年初，从达科他州到俄克拉荷马州，散居的农民汇集起来，组织起自己的护卫队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保卫他们的母牛或收割机不被银行和保险公司强行拍卖。在爱荷华州的勒马尔斯县，愤怒的农民把执拗的法官从法官席上扯下，用绳子把他吊起来直至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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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北达科他等多个州的州长发布公告，表示反对强行拍卖，这几个州的议会机构匆匆忙忙地通过了关于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律，并于1934年6月通过《弗雷泽—莱姆基法案》（后来最高法院废除了该法案，代之以主旨相同但态度温和的法律），将抵押品的赎回权延长5年，但涉案农民须在此期间向官方支付一定数额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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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佃农联盟”组织的抗议和煽动活动。南方的租佃出现于国内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时期。20世纪初，这一形式在玉米生产地带广泛传播，截至1940年，伊利诺伊、爱荷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等州的佃农数量，已经超过了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佛罗里达等州。租佃形式在中西部地区没有造成多少恶果。从实际来看，一些农场经营者宁愿投资更新生产工具和设备，而非投向土地本身；也有些农民最初是受雇零工，逐渐上升为佃户，最后成为地主。尽管官方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农民被迫失去耕地仍然是造成租佃形式盛行的主要因素。1937年初，由总统任命的“租佃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说，在过去十年间，每年新增佃户达到40,000个，现在农民中有40％是佃农，而半个世纪以前佃农只占25％。随即，罗斯福于1937年2月向国会递交咨文，请求制定措施改进佃农、小佃农和农场零工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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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南方佃农联盟”在阿肯色州成立。发起人既有白人佃农，也有黑人佃农。该组织所包含的种族平等的意味，如同它的激进主义气息，都让普通棉农抱以高度警惕。但是，除了鞭挞现实，该组织还做些类似于“三K”党的夜间秘密活动，南方佃农联盟到1937年成员达到35,000名左右，主要集中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并在这一关键时期与美国产业联合会来往密切。它在华盛顿有一个活跃的游说团，并促成通过了首部立法，专门救济地位卑微、处境艰难的农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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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涉农金融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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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人士竭尽全力维护失地者和贫困者的利益，联邦政府与农业的全部故事，绝非一两句话可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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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农业保障局。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银行首脑—琼斯法案》，批准设立“农业保障局（FSA）”，并拨出第一笔贷款1,0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万，第三年增加到4,000万），用以向农业劳工、小佃农及其他贫困农民提供为期40年、利息3％的贷款，以购买安身之地。申请贷款的人数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资金支付能力。贷款人还款很及时，还款率超过97％。农业保障局同样也发放小额贷款，以帮助人们调整债务关系，度过旱涝和作物歉收期；设立乡村合作社，向农民提供必要的生产设备和服务。包括为贫困社群提供全民医疗服务。另有一附带但很重要的服务项目，即农业保障局设在县里的监督人还要教给借款人如何节俭生活，并鼓励他们增加牛奶和蔬菜产量的方法以提高生活标准，同时还有家庭经济顾问指导农妇使用高压锅，教导如何科学制作罐头等。此外，农业保障局还包括161个用以示范或试验的住宅项目，其中有些项目是与居民合作运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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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至1939年间有125万人获得各种形式的资金帮助，为自力更生打下了基础。到三十年代末，农民从租佃到拥有土地所有权，发生了轻微但清晰的变化，尤其是在南方白人中更为明显。虽然不能把全部功劳归功于农业保障局，但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保障局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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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长期贫困的原因。到1940年前后，生活在农村的3,200万人中，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佃农和季节性劳工数量并不多。绝大多数农户尚能自力更生，没有接受救济，但他们生活并不幸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长期萧条中，农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20年的15％下降到1929年的9％，到1933年变成7％。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像一把利剑砍中了农民的犁具；1930年通过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国内大企业的围攻迫使农民在贸易市场中总是买高卖低；资本不足而无法推动农场实现机械化以便跟上大生产；还有气候的干旱和可耕种土壤的损耗。此外，他们还必须面对消费者口味不断变化这一令人困惑的事实。棉农们不得不顾虑的，既有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东方、南美等新兴农业区出产的廉价产品，还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合成纤维的出现。至于农民们的饮食习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谷类、马铃薯和肉类，正在青年一代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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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农产品价格。在农业生产淡季、旺季的交替更迭中，大多数农民总是嘟嘟囔囔地抱怨，认为那些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少数人控制了农产品的价格。这种抱怨在胡佛执政和罗斯福执政期间都可以听到。早在胡佛执政期间，联帮政府1929年6月15日通过“农业市场法案”，这是最早的关于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提议。联邦成立了“联邦农业局（FFB）”。农业局通过创办农民合作社和金融稳定公司购买和调控剩余产品，以稳定农产品价格，并遏制中间商利润过多。但农业局却错估了两件大事：第一，世界性经济萧条的紧迫性；第二，它倡导的减少产量的口号（“种得越少，赚得越多”）没能改变双手长满厚茧的老百姓的观念，他们仍然为求利益而加紧生产，根本不管自愿控制产量可以稳定价格的道理，结果产量越大，使得价格变得越低。农业局在小麦和棉花上就花掉了3.4亿美元，但结果只是让投机者牟利，一点儿也没能阻挡住农产品价格雪崩式的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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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南方棉花产量创下第三个历史最高纪录。农业局拼命地建议：每三行棉株“犁翻”一行。但是，生产过剩的棉花仍然覆盖了肥沃的土地。到1932年夏，棉花卖到5美分以下，小麦50美分以下，玉米31美分。这时候，人们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局要求立法，请求政府控制农产品产量，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在经历了两年的奔波劳碌后，农业局放弃了努力，并把它收购的剩余农产品当作礼物赠送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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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农夫——他们坚信治疗贫困病的最好药方是埋头苦干——受大萧条影响，劳动时间更长了，并且是妻子儿女齐上阵。然而，经济收益却让人更加灰心丧气。1932年，大概是美国农民平生最为黑暗的日子，每个人都攥紧了愤怒的拳头。这年夏末，1927年成立于爱荷华州的“全国农民假日协会”，宣布全国农民“放假”，直至农产品价格恢复正常。该协会在脾气暴躁的迈洛·里诺的领导下，包围了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来苏市，封锁了交通要道禁止货车出入，并把牛奶倒进下水道。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达科他，以及南方和东部的若干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然而，农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回升，“协会”的反抗很快就平息了。1933年5月初，农民们的困境仍未有所缓解，走投无路的农民投票呼吁进行全国性的罢工，但为给新政项目一个实施的机会，人们在最后的关头取消了这次罢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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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人士深深地记住了农业局的经验教训。1933年3月27日，罗斯福总统合并了所有农业信用机构，包括联邦农业局（FFB）、农业贷款委员会（FLB）以及RFC的某些职能部门，组建了农业信贷管理局（FCA），其主要意图是帮助负债农民通过比例方式缩减抵押贷款并支付利息。随着经济复苏，FCAD帮助农民将1936年3月10日之前一年内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贷款降至20％，而与之对应的1933年，这个比例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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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AAA）开启了农业经济的新纪元，该法案俗称“三A”。为了提高农产品价格，该法案对基本农产品规定出“合适的产量”，先规定了七种：小麦、玉米、棉花、猪、稻米、烟草和牛奶制品；后来在政策压力下，又增加了另外九种农产品。凡是自愿和政府结成伙伴关系减少产量并因此提高农产品市价的农民。都会得到一份和他的限产配额相关的“补偿利润”。那些比小生产者反应敏捷的大规模种植者，以及比文盲有头脑的人们，都纷纷追逐这个项目。1933年初夏，农业部派代表深入到数百万农民中，鼓吹控制农作物产量的好处，直到太多的农民服从此劝告而使得众人不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问题比生产方法更重要时，这一集体行动在农业社区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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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似乎要把他们的新信念提高到夸张的高度来检验，它要求几百万生产者违背常理和本能，去亲手毁掉自己的劳动成果。1933年夏，南方棉农正准备在4,000万英亩棉田上获得一次大丰收，这意味着在近几个收获季节囤积下来的库存中再添加1,600万个棉包。此时阻止棉花种植已经来不及，但AAA派出了主要由自愿者组成的22,000名代表团，劝说棉农毁掉25％的棉田，农民将获得每英亩6至20美元的现金补偿。协议达成后，人们毁掉了1000多万英亩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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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闻媒体报道说，南方的骡子已经被驯服。它们习惯在两行棉株之间的空地行走，拒绝拉着犁直接踩到正在生长的棉株上。骡子的主人第一年还比较驯服，但事实证明第二年他对“签约限产”也表现得顽固不从——物价正回升，他希望得到利润，国会不得不在1934年通过了《银行头脑棉花控制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超出种植配额的纤维制品，将被课以重税，这一强制措施被引入AAA中；它的姐妹法案《克尔—史密斯烟草控制法案》，对南方另一种原材料的生产过剩也课以重税，于1933年采取过类似的“犁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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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小麦因为面临歉收而免遭毁灭，但在玉米种植区和养猪区，由于两美元一头猪的灾难性价格，以及玉米将在次年减产的事实，决定了600万头小猪和种母猪未能逃脱厄运。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写道：“可以事先得出结论：公众讨厌屠杀小猪崽这样的计划。”华莱士曾在爱荷华州某农业杂志任编辑，后来放弃共和党纲领，而追随了新政。虽然他视主动销毁农作物为“对人类文明所作的骇人听闻的注脚”，并发誓绝不让这种事重复发生，但他还是意识到形势令人绝望，并为这仅有的补救措施寻找根据。新政人士认为，相比1930至1932年间曾导致数百万工人过剩的工业政策，现在更应该实行农业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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