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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一份反腐报告引发的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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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老人”王先谦一言震江湖，挑衅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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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在两江总督府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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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给北京方面提交的北洋海防催款报告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有了皇帝给的尚方宝剑，李鸿章若是收不到银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弹劾刘坤一。刘坤一在写给李鸿章的谦卑长信中，希望李鸿章能够在海防军费以及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方面高抬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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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一直在琢磨李鸿章的用心。淮军集团一方面借海防操控南洋财政，一方面又维持轮船招商局的民营性质，李鸿章意欲何为？更让刘坤一困惑的是北京方面的态度，“初拟办两号，比改增四号，当奉谕旨允办三号，其余一号请提用盐商捐输百万两，亦即交部复准，外间谁复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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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尽管害怕沙俄，却更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因为真正摧毁清政府八旗劲旅精神防线的是海上来的军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岂能在日本吞并藩属琉球之际否决李鸿章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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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在给王先谦的信中感叹，自己一度希望整顿轮船招商局，以使轮船招商局在跟洋商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收回中国航运之权。可是跟李鸿章交谈之后，自己也曾妥协，提出维持轮船招商局现状，主要是因为不愿意卷入招商局的纷争之中。可是李鸿章却将轮船招商局归还两江的财政借款“全解北洋”，可见采购海军铁甲船只是一个幌子，李鸿章此举背后一定另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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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公款既准全解北洋，则多少迟速自可为所欲为。”刘坤一意识到这是李鸿章的缓兵之计。将轮船招商局归还的财政借款纳入北洋，到时候归还的数额、日期将不再由两江控制，“漫无钳制，难保奸徒苟合”。刘坤一对轮船招商局未来的命运担忧，这跟董儁翰向皇帝的汇报如出一辙。“外人把持要挟，流弊不可胜言”，刘坤一现在越来越觉得北京方面深不可测，“朝廷既无主张，祗合听之而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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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最乐见的就是：汉族武装集团起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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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集团之手伸进两江之前，湘军跟淮军两大集团已经卷入一起“朋党案”。李鸿章幕僚、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御史李璠先后弹劾工部尚书贺寿慈，理由是他收琉璃厂宝名斋商人李钟铭的两个老婆为义女，于是李钟铭便打着贺寿慈亲戚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贺寿慈为湖北蒲圻人，跟湘军关系密切，慈禧太后一边密令太监李莲英调查，一边将该案交地方大员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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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总督李瀚章因在地方事务上与湖北籍的京官多有不和，所以他向皇帝反馈的意见对贺寿慈不利，而湘军水师领袖彭玉麟的意见则与李瀚章相反。李鸿章在给哥哥李瀚章的信中写道：“南城士大夫则多直尊处（李瀚章）而讥雪琴（彭玉麟）。”王先谦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也给皇帝提交了一份“言路宜防流弊疏”，提醒皇帝，张佩纶跟李璠“先后条陈”，“迹涉朋比”，有启“党援攻讦之端”的危害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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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是一位湘军老人，他弹劾张佩纶一行有“朋党”之嫌，这立即将湘军跟淮军集团的矛盾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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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英很快便将贺寿慈的情况向慈禧太后进行了汇报，贺寿慈确实认了李钟铭的老婆为义女。慈禧太后震怒，罢免了贺寿慈的官职。王先谦的“朋党”论刺激到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神经，刘坤一需要王先谦，不仅是因为他一言震动江湖，更重要的是因为王先谦在出任浙江乡试主考期间，跟浙江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关系，而刘坤一在两江需要拉上江浙精英作为自己的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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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的信让王先谦茅塞顿开。贺寿慈一案虽然让湘军集团在北京的势力削弱，但是，只要抓住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问题，就能动摇李鸿章经济改革的幕僚班子，湘军集团就能进入轮船招商局，进而动摇李鸿章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王先谦很快就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反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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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放出的重炮：反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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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旗昌洋行公司亏折，其股票每实银百两，仅值银五十两上下。唐廷枢等诡称商局现又赔亏，须六、七十万两可以弥补，向李鸿章多方禀求，李鸿章允为拨款，集资约共五十万两，令其妥办，不准再亏。”[23]在报告一开始，王先谦将矛头对准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他说在旗昌轮船股票暴跌百分之五十左右时，以唐廷枢为首的管理层号称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需要六七十万两财政借款暂渡危机，方能与洋商轮船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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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他们借用财政资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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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在报告中又向皇帝讲述了一个相当惊悚的故事。1876年，旗昌轮船的百两面值股票跌到每股五十两左右，“唐廷枢等领款后，并不归公，即以此项，私自收买旗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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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财政资金抄底旗昌轮船股票，导致旗昌轮船的股票迅速拉升，在旗昌轮船业绩严重亏损的状态下，股价居然被炒到每股一百零三两。为了成功套现旗昌轮船股票，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随后设计了收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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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旗昌轮船成为大清帝国第一桩国际并购案。李鸿章作为轮船招商局的开创者，管理层的并购计划一定要获得他的支持。李鸿章当时正在烟台跟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谈判马嘉理案，难以抽身张罗轮船招商局的并购行动。唐廷枢一干人马以为李鸿章知悉股票内幕交易，当即“禀请李鸿章购买旗昌码头及轮船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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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他们名义上是让李鸿章购买旗昌的码头跟房产，背地里却是在变相行贿。因为轮船招商局只要收购了旗昌轮船的航运资产，旗昌轮船的码头跟房产就肯定需要一并处置，自然就会以低价卖出。唐廷枢特意禀请李鸿章购买，目的就是希望换取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并购行为的支持。王先谦在反腐报告中说，“李鸿章驳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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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驳斥了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请求后，“盛宣怀往谒前两江督臣沈葆桢，诡词怂恿，沈葆桢欣然允行”。王先谦说，轮船招商局贿赂李鸿章不成，转而找到了沈葆桢，但他们在给北京方面的报告中却说，“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王先谦看来，轮船招商局管理层撒谎的背后另有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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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原本约二百二十余万两，已亏大半，唐廷枢等仍按该洋行原本银数开报。”[24]王先谦尖锐地指出，在收购旗昌轮船后期，管理层之所以没有跟李鸿章商量，主要是担心收购价格在商洽的过程中会泄露出去。旗昌轮船亏损到只剩一百多万两，唐廷枢他们又抄底了旗昌轮船股票，导致股价暴涨，如果轮船招商局按照旗昌轮船的资产净值收购，那管理层就不能通过提前抄底的股票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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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告诉皇帝，盛宣怀他们到南京后，从沈葆桢那里筹借到百万两财政资金，“作为先付半价”，“实际划归伊等前收股票”。西征军向国际银行借高利贷收复新疆，沈葆桢拆借给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最终却落入唐廷枢他们的腰包。王先谦这一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生生地刺进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心窝。商人居然将帝国的封疆大吏们当猴耍，把国家财政当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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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主导的改革旗舰，公司的高管却通过资本手段，让紧张的财政资金流入自己的腰包。现在，改革的旗帜企业成了改革者敛财的工具，作为帝国咽喉的两江的财政资金成了敛财者的血库。一直眼睁睁看着汉族武装集团抓走改革大权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在看到王先谦的反腐报告时被气得热血沸腾，商人岂能盗窃国家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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