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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套发展体系杂交——能量突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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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中国在90代末期开始的黄金十年发展期先放在100年来的几个地理空间中来关照。在一张世界地图上，几块大陆的海岸线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全球化的母体。展开想象，它们的地理特征就像流动的物质一样，从高的地理区域流动的人力在低的海岸区域组装货物，然后交给大洋而帮助世界变平。这样的区域分别有英国的西海岸线、欧洲与美国的东海岸线、日本的东海岸线、中国的东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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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还没有开发出的海岸线有：印度的西海岸线、南美的东海岸线、西非优美的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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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末，灯光最明亮的海岸线是中国东南沿海。海岸线成为全球化的母体，不光是因为地理新发现与商品的地理流动，还有强大的信息输送带——光纤连接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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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是人类历史上全球化最兴盛的时候，那时，商品自英国与欧洲西海岸而流向新大陆和远东地区。第一次全球化是完全在海洋运输与煤钢工业体系内的生产与流通运动。中国参与了这一运动，但并没有为这一生产力准备好自己的生产关系体系改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对于煤钢工业体和蒸汽速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论述，是对于第一次全球化最好的论述之一，其中的章节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激动。它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对于全球化大趋势的描述一样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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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的那一轮全球化，在中国留下的果实是一个没有完成君主立宪的封建国家的未完成的洋务运动。第二轮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1980年在欧洲与亚洲开始的新型工业化生产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区西欧和日本双双在这短短的30年中完全恢复了经济竞争力，并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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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到来后，欧洲与日本东海岸的机器轰鸣声渐渐低下来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庞大生产线开始发动起来。100年前，洋务运动者一直梦想在这样的优质港口与海岸线实业救国。近代化的这一环缺失，只有100年时间，它不能成为看错中国经济趋势的参数。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重商主义）、地理位置（温带良港）、国民素质（儒家文化或者马克思总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民众的勤奋与团结）的对比中能够看到，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不是偶然的，除了欧洲西海岸，20世纪后半叶的表演全是在这里发生的，日本、“四小龙”、中国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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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发起的改革开放，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爆发式增长。这一次全球大生产运动与前几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货物航线与海底的电缆走向完全一致。海洋的上面是大宗的物资，海洋的下面是速度更快的“大宗物资”——信息。商品生产全球化与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混血式发展，使中国的这一轮发展在速度与量级上都要超过前几轮。它为21世纪初中美、中欧贸易战埋下伏笔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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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式的商品全球化到中国式的生产全球化是一次大升级，它在一个信息网络的杠杆式支撑下获得了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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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奇迹或未来的南亚奇迹时一定不要忘了互联网革命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发展的促进作用。沃尔玛在美国总部指令的货品，很快就能在珠三角生产并采购，物流在信息代码（物联网）的监督下，按照时间的嘀嗒声而一节一节地走向地球的另一头，全球化生产方式被互联网所精确分配与精确定义。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体——论人的延伸》中说，未来，人类社会最大宗的物资将不会在地平线上完成，而是在电话线上完成。光纤通信的跨地理大陆传输深深地启发了托马斯·弗里德曼对于全球化的推土机的思考，中国的“岸外生产”，正是这样的一台推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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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外生产从决策到收工都是在可控的对称信息下完成的，即使是交货速度也是跨越了夜晚后按远洋轮船与飞机的喷气速度完成的。衬衣、玩具是全球化生活方式的标准模块，今天在北京的凡客诚品上买T恤，在当当上买书正是这样的好案例。电子商品的生产，是中国东南沿海生产线最大宗的物资输出之一，它恰恰帮助了信息化的全球推进。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一次全球化大生产把物资生产与信息生产如此有机地捏合在一起。亚洲金融危机解构了“四小龙”的神话后，中国的全球工厂就快速地与互联网焊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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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家讨论“腾笼换鸟”时才会意识到，东南沿海的大生产线是全球互联网浪潮中的一个线下生产组件，而不只是简单的代工生产。它有电子产品的OEM，也有ODM；它与计算机内存每18个月就更新换代一次的摩尔定理搅和在一起，也与苹果产品的艺术化电子生产奇迹搅和在一起；它在生产PC机，也在像印度一样外包来自欧美与日本的软件血液与芯片神经。中国沿海的任何一起地理事件（如地震、海啸）与历史事件（社会变化），都会对基于互联网的全球化大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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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预言人类的未来时，曾经这样论述：两种介质的杂交往往会爆发出核能量一样的力量。电子产品与普通工业品在中国的生产，正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黄金杂交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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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象时代——历史埋下的意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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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同步改革的现实，并小心地对比他们在每一个节点上的胜负。这种比较在2004年达到高潮，“龙象之争”正是源自这一年的西方话语权掌握者对于两个未来的世界级选手评价时所产生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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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90年代中国从知识界到政界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印度。印度从80年代开始外包来自于美国的软件产品时，中国的深圳地区正在做“三来一补”的加工工业，这些产品有服装与玩具。现任的印度总理辛格在那时正担任财政部长，他决定，印度需要解除国家的企业管制，推进改革。1993年，中国则发起了规模更大的一轮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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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象同步崛起并不是秘密，都是基于对于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的世界发展趋势的统一认识。集体主义生产自二战后因为苏联奇迹而获取了经济认识上的合法性，终于在90年代终结。随后印度放松了对于企业的管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改革，朱镕基政府强有力的国企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数次冲突牵制了国内发展的精力，中国则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太平洋西岸创造了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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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国经济黄金年代起步的路径时，比较中印的模式，是为了说明二者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的起点有着一样的性质。“苏东剧变”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终结，对于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来说，它正好帮助放下了身上几十年的意识形态重担。而自1870年到今天的几次全球发展高峰均表明，狂飙年代是思想开明年代，低落年代是意识形态枷锁上紧的时代。辛格政府与朱镕基政府均是两个发展中国家在挥别历史负担后锐意进取的政府。通过WTO的国际法则吸纳现有经济体系中的政治因素，将国内政治制度外化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实现了国家的有效开放。在这一点上，中国比印度走得更快更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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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全球化运动中，只有中国与印度意外吃到了国际政治红利——对集体主义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纠正与放弃，并换得了一段黄金发展期。中国在21世纪初已经看到了经济体量的质变，印度则是自2004年开始，效仿中国补基础设施的建设课。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是亚洲最早看清中国与印度双引擎发展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与印度的世纪，在信息技术的背景下，中国与印度都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独有的道路而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随后，新加坡的第一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司均以中国和印度为投资标的，参与了大量的战略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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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是晚近经济界常用的一个词语，在能量守恒的自然哲学法则中，红利并不是意外得到的东西，而是因为特殊时代被制约的力量。如果我们找寻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能量，4个红利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政治红利、人口红利，还有两个是土地红利、制度红利。前两个红利均已享受完成，后两个红利中，土地红利正在享受，制度红利仍在储备中。最后一个红利则是中国经济最终超越美国的最后一节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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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南大生产中，外包全球的基础竞争条件之一就是人口红利。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的人口膨胀与生产力压制下，使个人劳动估值过低；改革开放后它反而成为中国追赶战略中的竞争利器。美国的保守主义观察家也注意到了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华南的工人一年只有730美元的人平均工资，而美国本土的一名工人一年要拿走29000美元，英国的一名工人一年也要拿走24000美元，德国更高，一名工人一年是30000多美元。打破国界的生产无论如何也会自动把订单配置给730美元工资的生产国。那些来自于中国内地庞大的打工妹与打工仔群体，在东南沿海获得的这些收入就可以汇入到内地的家中去，用这种方式帮助中国经济有机实现了收入上的不平衡。庞大的工人群体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实现温饱，追求安全，并且在几十年后成为新的工业城市中的一名公民。19世纪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的生产线上曾经也出现了这样的劳动力演变规律。中国自1949年后真正的产业工人出现始自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自由工资、自由定义、自由流动、自由发展，这是生产力中劳动力的最佳配置模式。它们在地理与工厂的分布范围内不断寻找着最佳的配置并不断提升自我价值。低工资的劳动者一定是低产出的劳动者，因为它们并不是训练有素且有先进生产工具的成熟产业工人，他们更多地是来自于有限土地上的多余劳动力。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他们的工资也会不断提高，直到有一天，人口红利吃光后外延式发展阶段告一段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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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理级大生产线——中国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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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近发育的现代国家来说，工业是理想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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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沿海的地理级生产线建立，是洋务运动时整个国家的思考体系根本不敢想象的工业化结果。是的，欧洲的德国、亚洲的中国，他们都是所属大陆中晚近解构了封建主义而对工业化神圣崇拜过的国家。后来，德国在选择工业化时，因为功能性社会的缺失而使经济与政治失衡，对欧洲此前的工业发展格局有过一次军事大冲击。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新的理想主义社会制度后，对于工人、工业化的迟到的崇拜在后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焦虑心态中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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