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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湾地区农民的土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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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土地制度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代历史的书写。无论是前半叶的内战与土改，还是后半叶的公社与土地承包，反反复复的实践最终要回到土地与农村建设的本身上来。台湾地区的土地与农村发展对于未来10～20年的中国大陆农村战略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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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到了台湾地区后，吸取内战时期的教训，首先在台湾地区搞了“土改”——土地私有化，耕者有其田。在台湾地区1970～1980年的20年经济黄金发展期，农村土地问题的根本大法稳定了政治后院。这也是今天台湾地区农民富有与稳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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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化后，决策者担心的两个问题并没有在台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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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土地兼并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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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中苦难的历史记忆，这个词语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最多论述的题材，地主豪夺农民土地的血泪素材几乎是我们潜意识中对于土地私有最可怕的记忆。在人类已经进入经济依靠工业化与信息化拉动，社会开始走向城镇化为主体的历史阶段，台湾地区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一样，在土地制度上都没有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下人们最担心的那一幕。今天，台湾地区社会的聪明的脑袋都在新竹工业园、IT机构里；社会小资群生活在台北、台中、高雄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意人往上海跑也往福建走，几十万台商和他们的家庭在大陆东南沿海与台湾地区间往返回复；农民则在台中与台南继续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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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中，土地的产值与芯片的产值对比，为防止土地兼并提供了支撑。如果政治上再有一定的监护期，农村土地兼并这个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会在这个时代重演。相反，土地使用权流转为经济上合理的“土地兼并”又准备了基础。即使全球农产品期货一直在走强，看看农业类上市公司过去的表现，投资者大概可以判断，农地的边际收益是一个什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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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台湾地区经济起飞中，工业化与信息化完全对冲了农业对于台湾地区政治的意义，农业变成一个普通的产业，台湾没有出现严重的农民失地。因为，大部分农民已经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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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以反证的命题。农民有土地产权，卖土地就是一种公平合约，土地按价而沽，没有大陆的价格双轨制，不存在被地产开发商强行征走的道理。台湾地区不但没有失地农民，还曾有佃农，其实后者并不是被剥削者，详细可见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作一个不恰当地比喻，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农业的政治哲学色彩权重太高，以至于决策者无法超越血泪历史的强大吸引力而把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去思考和解决。台湾地区农村与土地的过去30年演变对于未来30年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小、康社会的借鉴意义是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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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旅行时，曾经留意到4个有趣的印象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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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一：在阳明山上，有一家卖烤地瓜和鱿鱼的小摊，主人是姐妹俩，他们的家就在路边的山坡上。这里的几间闽南式风格房子前有一个草棚，里面停着一辆新轿车。园子宁静而优雅。一位农民告诉我，这块山坡地就是他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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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二：在台北最高的世贸中心附近的黄金地段，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并不想卖掉这块农田，他在这块土地里种菜，旁边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台北政府不能只给一平米几千块钱强行拆迁，也不能轻易征走他的土地。这块土地因为城市的发展，地租效应的提升比工业与信息产品还要快。这是土地与工业和信息社会平等竞争的一个极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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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三：我在南投县一个叫埔里的乡村小镇里碰到一个婚宴，完全的中华风俗场合，农民穿得很得体。他们很多人开着汽车来的，比较好的有宝马、沃尔沃等，最普通的也是日本丰田之类的汽车。吃完婚宴后，很多人想结伴去逛街，不少人从饭店里买了好吃的点心带回家。优雅的农民生活建筑在土地作为商品的价值完全释放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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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四：在台湾旅行时，导游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旅游界人士。他一直在我耳朵边说，台湾的农民有地，他们真的很有钱。这样的话重复了有一百次，就像一个大陆的导游对游客说，温州人很有钱，他们确实很有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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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在1978年最伟大的一次历史壮举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国家占有产权，农民有使用权，这一基本路线管100年。一个人一生也过不了百岁，因此，人们心理感受上仍然是一种私有产权。正是这一伟大创新，才有了后来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但包产到户毕竟有历史的局限性，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地方政府疯狂卖地的风潮中，农民与他们的小块田地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失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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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1978年改革以来土地制度创新遇到的最大挑战。学术界对于政府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低价收取土地高价转卖土地从中获利，迫使农民成为第二次财富分配中的受害者多有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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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10年的断代史分析中，人民币升值与深层的中央地方财政矛盾是农民失地的核心因素，解决之道在于进一步地向土地理论的敏感区探索。土地是否私有化或按私有物权来保护农民土地？这是新农村建设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不这样，新农村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将会又吞吃大片农民的土地，那将是下一个10年的城镇化浪潮中最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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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土地制度创新是一个好教案。有了土地的农民，不管他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他们仍然种地或者做别的什么，享受他们平静的生活，这是新农运动的福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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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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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球丝绸价格上涨，江苏这样的历史丝绸大省，在原料上却要去广西和四川寻找。桑树离开了姑苏，就像文化与乡愁被工业化从江南中国赶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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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生产值很低，要为工业让路，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基层决策者的COMMEN SENSE（共识）。新农村的战略只是一套城镇化建设方案吗？中国的农业与工业一样一开始没有背上工会与农会的政治负担，何不用艺术化的方式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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