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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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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义上的工会与农会在中国的缺失，在社会学研究者看来是社会领域的一个缺憾；但在经济学家看来，它们几乎是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毒瘤。所以，2006年对于沃尔玛在中国建设工会的理论之争，就像给中国的学界戴上了一套意识形态的枷锁。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工会的批判与日俱增，早已回答了2006年中国乏味而缺乏实用主义智慧的工会之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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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仿佛只是工业社会的合法社会组织，在信息产业的语境中，工会就像一群要绑架公司创业激情的恶棍。而在晚近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会理论在亚洲好像被矫枉过正，日本与韩国的农会政治批判力过头，其结果是，一个严格保护中的农业市场注定是要萎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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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会与工会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当全球化与农业问题冲突时，中国的施政者左右为难。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语境下，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三农”决策中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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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农民虽然都是不同的职业群体，但在全世界的政治哲学中，农民对于国家政治是元意义的，工人却不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即使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乡绅的价值观仍然是最高的。法国更不用说，成为一名自耕农是多少人政治与艺术失意后的终极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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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跨国公司与信息化为火车头的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农业仍然是一个画红线的地方，尤其是手工化小块土地生产的亚洲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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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顺序看，农业谈判的难度甚于金融业。农业谈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似乎都为农民这个拥有小块土地的群体留出了特别的利益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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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奉行民主哲学的政治人物，在全球化与农民利益的决策中，无一例外地把农业问题当做政治伦理的基石。虽然阅读所有的历史时，人们几乎麻木于农民在每一次的社会动荡中所受到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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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10年，听到欧洲与美国的工人罢工已经像阅读20世纪70年代的报纸一样一度变得稀罕。全球化把欧美的工厂搬到了中国的华南。欧美工运的低潮后，起来的是农运的高潮，包括亚洲的现代化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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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香港的世贸会议召开时，韩国农民像政治新星一样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也让亚洲农民这个古老的群体获得了一个时尚标签。韩国农民有组织地在香港游行，反对全球化对于他们生计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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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农民、日本农民都以高涨的政治热情表达了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反感。这就像意大利年轻人在G8峰会前与警察流血冲突时对于全球化的反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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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曾经是亚洲工业体中的增长器，在全球化生产中，农业一直是他们在政治上小心呵护的政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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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农民在政治上的保守，可以使这两个土地极少的国家维持乡村的伦理传统和一公斤大米高出全球价格的经济利益。这样的状态是反生产力的，也是反全球化的。90年代，日本对中国出口大米有47个检测指标，这样的技术壁垒很难能使东北大米进入日本，同样，日本的农民生产的大米在上海也要卖出50元/公斤的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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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韩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在面对全球化时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农业是以自由市场精神全力发展的一幅图景。这个过程比日本与韩国的农业发展有更大的活力。入世的农业承诺令中国有很大的让步，不过，这个国家的农业寻找到了新的引擎：一个是庞大的内需，一个是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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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北京市朝阳区，周末的下午，我常从楼下步入一家大型超市，买近郊昌平农民种植的无公害菜品，这里也有美国进口的橙子；北京远郊的农民会赶着马车在街头向城里的人推销他们的水果；而每天早晨，来自河北的农民则在老年人云集的小区早市里，叫喊他们更便宜的水果和菜品。大家自由竞争，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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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的全球化问题上，中国的政策比较开明。但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也指责，决策者没有更好地保护农民。这实在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已经有1亿多种地的农民转变为东南沿海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把原本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到世界工厂里获取更高的个人收益。这就是全球化对于中国农业与农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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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作这一章的时候注意到了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欧洲农民终于发现，全球化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他们从更高级农业生产分工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要评论这件事情，首先建议问问山东寿光的农民与荷兰的花农，看看全球化如何让植物产品像工业品一样畅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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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农村的经济哲学研究：中国诺奖之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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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哲学的裂变其意义正在于：中国改革30年的理论成果，最基础、最重大的创新发生在农村工作为代表的“三农”问题上。未来20年，中国进入一个初步的现代化国家，最核心的理论动力仍然来自以“三农”问题解决为基础的国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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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三段论是：一是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二是邓小平包产到户时的农村；三是新农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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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战略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它与城镇化、小康社会的目标多有重合之处。作为一个21世纪话题，它也许将为中国提供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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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农村实际上一直在主流话语的边际。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新理论与新战略构想前，口号并不能改变现实。这也正是90年代末期的农村工作理论体系仍未能走出邓小平1978～1982年构思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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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之后，中国的注意力在市场、价格、东部、制造业、上海、金融业等关键词上着墨很多，学术界的旧话语也不曾得到改造。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学界对于农村研究开始陆续出新东西。尤其是林毅夫当时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风气之先，系统地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一些学术上的支撑。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时比较系统地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尝试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他的论文和另外一位中国学者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是这方面研究的经典学术文献。虽然当时他和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农业学说声音比较小，但林在高层问策和重要国际论坛上已经把这些东西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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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左右提出的小康社会、后来的新农村理论、再到2010年前后中国明确的城镇化战略，基本上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勾画了一个理论背景。不管是谁去实践这一目标，中国的新农村战略获得了经济学理论上的支持，这种经济理论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之变化，比如农村人口制度与社保制度、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创新（不光是流转制度）、农民工与城镇化综合研究、农村文化与传统文化、农村税制与教育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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