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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错误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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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种子在那时已经埋下，对于很多决策者来说，这件事在金融危机之后甚至还都没有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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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面对重新“重工化”的经济结构、面对“国进民退”对于现有经济管理系统的冲突与挑战、面对房地产市场投机背后真正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博弈，简单的货币政策是难动其筋骨的。这些问题正是经济过热的深层原因，这些错误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的时候，要治理它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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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重工业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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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重工化的浪潮中，一些地方政府上马大项目，此类生产能力加重了中国向全球采购资源与能源中的议价风险，使得一直缺乏经济功能的外交、军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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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能源为例，中亚、俄国、西亚、非洲、近海这五个石油来源，有的是地缘政治关系、有的涉及海权斗争、有的涉及新国际政治体制。突然而至的能源需求，使得当时的军事与外交功能出现了很大的压力。外交与军事、国际软实力（全球话语权）的力量无法快速适应两三年内突然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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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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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国企群，自2005年后也是一个看得清的趋势。国有企业的政治级别以及对于国家经济命脉的权重影响，在一个全球商品市场的杠杆式发展中，也隐形地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杠杆影响。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资源与能源垄断性的上流企业，在那一轮全球商品牛市中，公司治理这一历史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国企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成为赚钱机器，石油、煤炭、有色、电力……大型国有企业的盈利暗示了地方政府的进一步重工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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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全球商品牛市的基础上的，及至2008年华尔街的问题出来后，央企盈利的可持续发展重新进入了经济学界的思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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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最核心的，是滚烫的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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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过热的最强势力量是房地产业。这一行业基本上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化工等产业链的拉动者。在赌人民币升值的博弈中，国外热钱与国内投机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使楼市的泡沫在短短三年间已经放大到一个夸张的地步。楼市的过热，如果不放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一大背景下看，它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中央与地方分税的财政体制下，卖地并为土地寻找合理的高价，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这也是推动房价高涨的第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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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产权问题没有完全的明确，是过去10年来城市与农村拆迁问题的核心所在。在楼市泡沫的形成中，地方政府平价拿地而高价卖地，使政府成为楼市泡沫的第一受益者，将巨大的社会成本转移给几十年来苦苦积累资金想买房的普通人。2004～2007年楼市过热导致的“楼吃人”留下了大量的负面社会影响，城市的拆迁成为城市中最严重的社会冲突，农村的拆迁成为农村最激烈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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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7年的经济过热中，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从政治制度安排中解决，最终能动用的只是行政手段与货币政策。而这两个工具都是小棍子，不能真正做到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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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热的省份躺在行政手术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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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经济升温，最终逼出了行政打压手法。这也是中国治理历次投资拉动式过热的最有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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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内蒙古政府的领导人以作检讨的方式终止了这个北方省份的投资冲动，并自我否定了最初作出这一决定的合法性。新华社在报道了这个消息后，新浪网与和讯网立即做了头条议程设置，表明这将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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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新重工业化和卖地浪潮为机会，在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博弈中，地方经济过热的问题放到了明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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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解决以上海和华东为代表的过热地区力量中，从“铁本事件”的暗示性打压，到2006年内蒙古狂上发电厂项目而带来的自治区主席检讨来看，中国处理地方经济过热的政治手术仍然没有实现有效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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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这样说，行政制造的问题用行政方法解决会更有效。站在2012年的历史高点看，无论2004年开始的华南华东楼市过热还是2006年的北方省份重工业投资过速，都不是经济问题，所以解决手法的实质在行政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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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2004年后的房地产泡沫是一次大型投资冲动，它不只是最高地方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是整个江浙与华东经济圈在中国经济架构中壮大后“拥GDP以自重”的行为。在一个没有权力限制与经济问责的政治结构中，地方领导人最常用的政治路径是拥地方GDP以自重，与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博弈；与全国三十多个“诸侯”的比较中，“集体的政治自我实现”会在每年的全国性总结场合，比如“两会”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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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的《论十大关系》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矛盾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确实表现出了经济发展利益与理念上的冲突。后来，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宏观经济过热解决手术，不是一刀切，而是政治调养与基辛格式的“地方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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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手法曾经用在80年代政治上傲慢的广东珠三角地区。90年代长三角与江浙经济力量的重新崛起，是对于珠三角的一种政治均势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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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年准备的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带，是中国第三极的经济力量，也是第三极的政治力量平衡。滨海新区的建设是浦东作为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显的终结者。滨海有两大看点：一是最新的制度试验，二是北方重工业的再起。此两点都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均势筹码。如果不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压，滨海新区的金融创新速度会更快，PE、柜台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岸外人民市场等都可能会得到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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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以内蒙古、山西为代表的北方落后省份那轮重工业投资冲动，仍然是低知识含量的，也构不成江浙经济力量的那种政治博弈的力量，短短的脉冲后即终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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