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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泰纳线的艰苦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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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人民大会堂，俄国最好的交响乐和歌剧演出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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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里，观察家们会给它各种美妙的想象和解释，但在关键的中俄石油支线上，传达出的信息仍然是像俄国的寒冬一样漫长：中俄将自那年开始着手这一支线的可行性研究，这样的温吞话在当时，也算是俄罗斯对中国最明确的答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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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安大线的设想出现到2010年，一共花去了16年。其间，反反复复修改方案与线路走向，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2000年后中国经济做强与俄罗斯能源做强过程中的大国利益博弈：油价高，谈判进程就慢了；油价回调，谈判进程就会快一点。直到2008年10月28日，在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高潮并深深地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后，泰纳线中国支线以石油换贷款的方式才签订了协议并披露了明确的时间表，这一时间距离当年商讨安大线，已经过去14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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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从冷战后经济的萎缩到2000年后普京的铁腕国家主义，俄国人像在做汤一样慢慢调整着自己的石油战略火候，不紧不慢。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战略分析，我们也许不得不从2006年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内容中找到踪迹：俄国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那些演出场面充满了仪式感与高大的威仪，一个大国的底子仍然存在，那么，它就不会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上作出一个简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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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日本的一条远东石油线，可以为俄争取数年的发展时间，同时，又可以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反复制衡，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反复制衡。这是一种看起来捉摸不透的政治，确实有其狡猾的一面。普京不断地以柔道方式还击对手，不断地选取新的利益筹码。正如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沟通署负责人奥尔洛夫所言：泰纳线方案不但能够有效保障俄罗斯东部地区地缘政治不出现脱节，更重要的是，能让俄罗斯根据需要在欧洲和亚洲方向之间自由选择石油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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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按照俄罗斯的计划，泰纳线终于要动工了，但中国支线只是泰纳线上的一环，而且这一环还在论证中。可是就中俄当时的政治与经济蜜月来看，似乎上马此项目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直到2008年，“中国制造”受到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中国开始经济战略转型的时候，这条线才从协议变成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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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石油线见证了亚洲的政治与经济变局。起初是中国的一个能源提议，那时，石油一桶只有20美元，2003年，中国的经济过热后，石油一路冲过50美元，随后是60美元，70美元，这时的安大线就变成了安纳线，后来油价一路高涨，安纳线又成为泰纳线，再后来变成现在的中俄石油支线。长期主管中国能源事务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2006向国际文传电讯祉抱怨说，俄方承诺的多，落实的少，确为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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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一个想不到的变数，中俄石油支线若建成后，俄罗斯究竟能得到多少利益尚难估计。可以肯定的是，这条线的战略价值已经远逊于2000年代后期，或者说，它错过了最好的换取各种利益的时机了。尤其在中哈线的供油量上来后，中俄支线几乎是一个可选项目而不再是必选项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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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俄石油支线，战略热盼期已经过去，从一个必选择项目到可选项目，对此价值诉求变化也是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因此，下一步推动中俄支线的力量也许将更多地来自俄方而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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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南沿海的制造业渴盼中亚的黑色石油时，姗姗来迟的中俄石油支线给中国上了一堂能源课。反向看，作为传统陆上大国，俄罗斯对于能源的过于倚重，也将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背后拖出一条沉重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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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经济的第一要义是能源。为了增加石油给国家话语权带来的附加值，俄罗斯的机会主义外交几乎全部在围绕着石油做文章。从安大线到安纳线，从泰纳线到中国支线，还有2008年的对欧洲天然气供应的强硬威胁，外交手法的迷局后面是：俄罗斯的国家石油生意不断寻找最佳交易时机的企图，以及它的石油价格在乱象中寻找最高卖点并延续这一局面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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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俄罗斯对欧洲和亚洲东西两线的能源牵制在2005年末达到了最高潮。不过，这样的局面不是静态的。中哈石油管道的建成与中国战略石油的储备基地运行，已经有力地平衡了中国石油需求最紧张的年代。再加上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石油一度跌到35美元/桶。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人员规模则告诉世人：石油为王的时代即将过去，环境将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环境主义，将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信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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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铁腕来自于石油牌，也就是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建筑在油价上。过于依赖土地上的天然产出，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减这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并加剧其政治动荡。表面上看，大量的美元流入俄罗斯，改变了政府的财务；但对于能源的依赖使国家的重心放在了控制与垄断之上，并使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因为这样一个经济因素而发生变形，最后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收入国，创新精神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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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各国和2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在能源与资源出口大国中，是鲜有技术与制度创新贡献于世人的。中东的能源国与加勒比国家莫不如此。如果是资源出口国的话，情况会更坏，在资源出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穷国。拉美地区的银矿曾经影响着16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经济，但开矿的国家并没有在全世界的经济格局中成为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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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阴影后面的跟随者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一轮全球牛市中，国有企业突然增强的身体素质既不来自于制度创新，也不来自于结构转变，而来自于对于能源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产生的利润。在中国经济加热后强大的需求面前，靠取自天然出产的矿石公司、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公司、煤炭公司……这些行业的国企几乎一夜暴富。殊不知，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布局的最底层，一旦把底线放到主要依靠这样的公司来赚取利润，那真是类似16世纪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出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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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海石油联合开采—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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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哈线、中亚天然气线、中俄石油支线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海军第一次在中国的能源战略中出现身影，便是春晓油田外的巡逻军舰和到索马里打海盗为油船护航的中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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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石油开发问题并不是一个老问题。只是在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石油第二大进口国后，突然之间热了起来。争执焦点就是中国在东海大陆架上开采春晓、天外天等几个海上油田后，日本认为这些油田在他们划定的日本海底范围内。双方为此在2004～2006年经过了强烈的外交与舆论拉锯战，并一度引发了中国“新左”年轻群体对于日本的抗议与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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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定论，2005年10月后的中日东海石油开发博弈，最终是和局；此结果一脉传承于当时的国家能源战略，是中国强硬外交部署下的一个最终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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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在“政冷”的背景下，有时反而能达成经济谈判果实，这是基辛格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从2005年10月到2006年5月，中日就东海石油问题开始了一年多的外交谈判，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此规格和形式的谈判尚不多见。中日那次谈判在速度上比较快，能够看得出，那不是在谈一个开发石油的问题，而是寻求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一个较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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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对于石油的需求让美国人和日本人感到害怕，中国在海外四处寻找油源，尤其是一部分油源是美国的民主观下的“敌占区”，美国保守派认为这是一种亚洲集权国家崛起后的挑战。随后的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案对于美国人价值观的震动是巨大的。在石油利益上，美国与日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以警惕的思维盯着中国的石油寻找。在东海石油问题的背后同样的问题不是石油问题，而是一种能源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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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问题从语法上又改写了中国外交的表述方式，经济外交的整个语境形成实际上在2000年后才慢慢地在实践与理论上有了初步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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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线索上分析，中国在东海石油外交上是空前强硬的。当时，中国打的是民族主义的牌，这种牌出牌容易，摊牌难，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石油外交需要强硬，但在政治上不能走入极端。东海石油问题的和解，按照外交部发言人秦钢的说法，是日本回到了中国的共同开发的原则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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