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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 [:170451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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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170451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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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五部分 改革驱动的经济增长 [:170451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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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向内转型的困难 [:170451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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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 [:17045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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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 [:170451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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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 [:17045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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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170451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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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科斯定理与国资转让 [:17045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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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六部分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170451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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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改革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 [:170451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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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民贫国衰、民富国强 [:17045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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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体制政策要靠前 [:170451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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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防止改革成为半拉子工程 [:170451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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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 [:17045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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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170451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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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 [:170451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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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170451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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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接着石头过河 [:170451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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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跋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170451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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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版权页 [:170451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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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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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17045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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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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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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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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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17045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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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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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辑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他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的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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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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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怎么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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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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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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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