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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可持续增长：熊彼特还是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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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2章讨论过马尔萨斯陷阱：长期增长在这一模式中不可能实现，因为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会导致人口扩张，把人均GDP拖回到基本生存水平。该理论范式看似颇为极端，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人其实都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只是不自知而已，如莫里哀的《贵人迷》中的茹尔丹先生就不自觉地讲过这种道理。把“反增长”视为自然资源约束和气候变化危机的唯一应对办法的任何人，事实上同样如此。他们的观点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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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完全来自资本积累，最终生产的消费品（最终产出）需要资本和自然资源两方面的投入。资本积累——投资——等于储蓄，而储蓄则是最终产出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均用于消费。[3]再假设自然资源的存量有限，于是我们可以证明，无论资本积累的回报率随积累数量增加上升或是下降，以下两个命题都成立：第一，这个经济体在极长期里必然陷入停滞；第二，短期内的增长减速会延长经济体的整体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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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经济体在极长期里必然陷入停滞，我们可以用反证法。假设经济体以正速率维持无限增长，则最终产出不会向零收敛，那么，自然资源的开采消耗必须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可是，自然资源的存量将在有限的时间内耗尽，一旦存量耗尽，最终产出就将立刻跌落到零水平。这与最终产出永远增长的初始假设相矛盾，所以从长期看，唯一可能的增长率必然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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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命题，即短期内增长减速会延长经济体的整体寿命直接来自如下逻辑：任何短期增长放缓都会节约自然资源，从而使资源消耗的时间可以变得更长，也就延长了最终产品能够被持续生产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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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合乎逻辑和具有说服力的推理启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零增长论者，也为如今的反增长倡导者所继承。那么我们能逃脱这一逻辑吗？与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形类似，答案可以用一个词简单概括：创新。只有创新能推迟可能性的极限；只有创新可以在改善生活品质的同时消耗越来越少的自然资源，排放越来越少的二氧化碳；只有创新能帮助我们发现更清洁的新能源，例如，核能发电站的建设就帮助法国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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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是极其强大的变革发动机，它不仅能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而且能开辟生产工艺深刻变革的通路。环境危机呼吁在某些领域推动激进变革，例如改变能源消耗构成，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这要求整个能源产业改变商业模式。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创新会不会自发转向污染更少、更节约自然资源的技术，还是说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下面我们将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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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绿色创新、路径依赖与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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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否总会自发选择绿色创新（专栏9.1）？通过对汽车产业的分析，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4]几位学者从8个国家的汽车公司在1978—2005年申请的专利数据中，区分了支持电动车发展的“绿色”创新与支持内燃机汽车发展的“污染”创新。[5]利用这些数据，他们考察企业的创新历史，以分析决定企业倾向于开展绿色创新而非污染创新的因素。过去在污染技术领域取得过创新成就的汽车公司，是会继续之前的路径，还是会转变轨道、开展绿色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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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9.1 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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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又名生态创新或环境创新，意指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能减少环境风险、污染和资源消耗负面影响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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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新不仅来自以环境保护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如资源回收企业、生产或储存可再生能源的企业等，也来自业务看似远离生态领域的其他企业，如建筑、汽车或化学等产业。此外，绿色创新未必都属于技术领域，也可以是组织、制度或市场营销等方面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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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资源循环的绿色创新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超越了渐进式创新（例如提高现有机器的能源效率），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循环经济是真正的模式变革，它打破了开采、制造、消费、丢弃的线性经济模式，转而采取环形经济模式：开采、制造、消费、回收、制造……形成不间断的良性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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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认为，过去开展内燃机创新的企业因为看到此类创新收益递减，会认为转向电动车开发更有利可图。但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一家企业过去在内燃机创新上的成果越多，就越倾向于延续该领域的创新。或者说，企业会坚守自己已经掌握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这种路径依赖意味着，如果任其自由选择，已经取得内燃机开发经验的企业不会自发转向关注电动车。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激励企业调整创新活动的方向，从污染技术转向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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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判断一项专利或者说创新属于绿色性质还是污染性质，这些学者采用了国际专利分类法（IPC，见表9.1），尤其关注代表重大知识进步的专利。为此，他们集中考察了三合一专利，也就是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都有登记的专利。图9.1显示的是8个国家汽车产业的绿色性质与污染性质三合一专利在1986—2005年的数量变化。绿色创新在很长时期里几近于无，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起飞，尽管目前尚未赶上污染创新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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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把专利区分为绿色性质或污染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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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 Aghion, A. Dechezleprêtre, D. Hémous, R. Martin and J. Van Reenen,“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24, no. 1（2016）: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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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1986—2005年汽车产业的绿色与污染三合一专利的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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