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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生存套餐与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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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4，No.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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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货币而以实物为支付，不仅因激励扭曲而带来了无效率，也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实物没有货币那么好的流动性。20世纪90年代初国企陷于困境时，经常用自己的产品来支付工资奖金，有些人家拿到几十条毛毯，很难以适当价格出手，叫苦不迭，所以实物支付通常限于人人需要的基本必需品，如吃穿住，尤以吃为主，但人的肚皮是有限的，当支付额或工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时，效率问题便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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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实物支付有这么大缺陷，为何在货币早已发明之后，还盛行了几千年？而且迄今还广泛流行于节日津贴、年终犒赏和商业贿赂之中？有很多解释，首先是货币经济不发达，支付费用或购买劳务者很少有足够的现金，而接受支付者拿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当交换萎缩到一定程度，连货币也不再具有良好流动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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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其实只是状态描述，并未在因果链上往前推进（许多所谓经济学解释都是如此，外行很容易被忽悠），我的解释貌似更深入一点：古代人宁愿持有实物而非货币，是因为古代战乱饥荒频仍，而战乱饥荒时货币相对价值急剧贬低，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则价格暴涨（对于穷人，其对价很可能是全家性命）。因此在古代，粮食是很好的储备工具，而持有货币风险奇高，除非财富量大到超出囤积实物的成本合理水平，人们宁愿储备实物，越穷越如此，社会越动荡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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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支付方的情况，在收款方那边，实物支付在古代条件下同样更富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风险。我们挣钱的目的（暂不考虑生产和投资）无非是为了购买所需要的那个商品组合，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如雇主），并且他帮你搭配好全部所需，一次性支付给你，那就为你省去了许多交易费用，困难在于，（1）在一个交易周期内，你变更消费组合的选择机会被限制了；（2）个人偏好千差万别，支付方若为每个人设计不同套餐，费用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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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支付方式，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反倒可能是最优选择：首先，人类的各种需求，越是与生存繁衍密切相关的基本需求，差异度越小（这也是必需品之成为必需品的缘故），因而一个社会中，越是穷人，消费结构越相似，所以在一个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某些基本型标准套餐就会有很好的销路；其次，在一个动荡不安饥荒频仍的社会中，那些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套餐，比起靠随机分散交易来谋得一顿顿的饭钱，要安全得多（俗话叫“有着落”），尤其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极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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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古代人身依附关系，其最纯粹的形式，是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系统，如一位武士投靠了某领主，要么吃住在领主家，成为他的亲兵侍卫，要么获得一块骑士领（knight’s fee）作为采邑，这块骑士领上的农民按照固有的封建义务为骑士提供套餐，而骑士又按他与领主间的义务纳贡或者应召打仗；战国四君子与门客的关系也很典型，各种不太纯粹的形式则流行更广，学徒、长工、包吃包住的雇员、短工、奶妈、管家、家庭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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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套餐流行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普遍低下，一旦收入增长到明显高出生存必需，套餐便开始被货币支付所替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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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41篇所分析，实物套餐将对饭量构成激励，因而它的流行应对古代饕餮风尚至少负有部分责任，这就难怪尼科拉·弗莱彻的饕餮史，大部分取材于中世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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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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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重读本篇时，我不由想起了黑泽明的《七武士》，电影里的农民为抵抗盗贼而雇请武士时，支付的报酬也是生存套餐，那也是因为落魄武士的消费组成与农民的相差无几，每天几碗白米饭果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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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时代的国企，特别是全民大国企，所采用的报酬形式其实也是生产套餐，而职工与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也是一种高强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点在户籍和人事制度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时，识别一个人身份的首要属性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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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吸血蝙蝠与猎获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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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6，No.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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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津津乐道于这个话题，并不是想成为饕餮学专家，而是因为在思考它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被串到了一起，其中有些还从未想到过，我对它们的享受，远超出对饕餮问题本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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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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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性的一部分——至少对男性是如此，要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至少几万年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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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大致上，男性以狩猎为主。就个体而言，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裸猿们的优势全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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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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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行为学家曾描述过一种吸血蝙蝠，就采用了上述分享机制(3)，这种蝙蝠一旦逮到机会，会把肚子吸个滚圆，但实际上它们消化不了那么多血液，于是当它遇到另一只饥肠辘辘的同类时，就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由于吸血行动的成果很不稳定，互惠机制可带来极大的合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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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博弈论教科书上所说，像吸血蝙蝠这种两两合作关系的形成，除了需要潜在的合作收益(4)，还须符合两个信息条件：（1）博弈者能够识别对方；（2）博弈者能够记住对方的行动历史，至少能记住最近的若干次。吸血蝙蝠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吐哺对象限于也曾施惠于自己的同伴，而拒绝那些拒绝过自己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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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对方和记住行为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对认知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人类在辨认面孔、脚步声和体味方面已经发展得神乎其技，但对交往关系史的记忆则容量十分有限，我见过好多人都不得不用个本子来记录人情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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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两两合作互惠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更要命的是，当互惠关系中引入传递性时，关系复杂度呈爆炸式增长。所谓传递性，是类似这样的关系：A虽然没帮过我，但A经常帮B，而B是我的朋友，经常帮我，所以当A求助于我时，我会欣然出手。很明显，一旦引入传递性，你需要记住的不仅是他人与自己的交往史，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两两交往史，只要社区人数稍稍上升，这立刻变成天文数字，这时候，必须寻找新的互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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