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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17045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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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三章 如何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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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等级制度非常有适应性，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骑士之一曾是一个邋遢恶俗的摇滚歌手。当你在听鲍勃·吉尔多夫爵士（Sir Bob Geldof，The Boomtown Rats乐队的前首席歌手）的音乐时，你一定会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和电视节目里一样，在授勋仪式上和女王说粗话脏话。2005年，鲍勃·吉尔多夫爵士，还有其他名人，包括摇滚超级明星U2的博诺（Bono），电影制作人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曾制作了《诺丁山》和《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还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是时候让贫困滚得远远的了。在那一年的八国峰会召开之前的周末，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慈善演唱会，并将其命名为Live 8，以回应吉尔多夫在20年前为了埃塞俄比亚紧急筹款而开的Live Aid演唱会。2005年的夏天充满了为“摆脱贫困”而进行的各种仪式和活动，包括富裕国家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免除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国家的外债等。这些活动的支持者都戴着一条白色的护腕作为标志。数以万计参加演唱会的观众为了帮助贫困国家而佩戴这个护腕，数以千计的人在八国峰会之前举行游行，还有几百人在举办会议的宾馆外发动了一场很小但很混乱的暴动，最后这些人的风头被恐怖袭击抢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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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对那些活动（不包括暴动）说一些愤世嫉俗的话。想要终止使很多人痛苦的贫困、疾病和饥饿是人性的简单表现，谁会反对这种雄心壮志或者这种社会紧迫感呢？能唤起这么多人关心我们这个世界的改善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壮举了，而且其本质就是借助西方民主制度刺激政府决策。不管是经济萧条这个问题本身还是如何解决该问题都非常复杂，然而，一个受人欢迎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把这些问题推向高潮。在几十年的努力和不计其数的经济援助（按今天的价值计算，应该是两万亿）下，即使是最好心的人也会在制定政策时小心翼翼。就如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2001，2006）在他关于经济发展政策的书中指出的那样，万能政策失败的教训已经很久了。Live 8活动组织者又准备了新的万灵药——免除债务和增加援助。但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失败之后，大家只能怀着一点小小的谦虚发现，摆脱贫困其实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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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好的政策取决于正确的诊断，而诊断正确又取决于各种症状的证据收集以及对系统工作流程的理解。这就是萨克斯在他的《Live 8》中用的比喻：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病理经济学家”，就像他太太诊断病人一样诊断经济问题（Sachs，2005）。虽然这听起来很直接，但是关于诊断贫困国家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全球化问题变成了测试意识形态的试纸，其中一些走偏左路线的简单的反资本主义者，反对市场经济，认为世界经济说穿了就是殖民主义当道，富裕国家剥削贫困国家。而在另一个极端，有人甚至认为一些自治后过得不怎么好的国家其实还不如继续被帝国主义统治（参见Ferguson，2004）。即使在持温和意见的人当中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国际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有利的，但有些问题需要校正；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好处并不是普遍的，其实质是在给贫困国家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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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点相反的双方都能利用可以获得的证据，而且大家都是在既真诚又热心地探讨时，显然我们就不再处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了。本章并不打算评判关于全球化的所有观点和证据，已经有很多书完成了这项任务，1而是想询问两个相关的问题，即关于贫困原因的现有证据的实质是什么，今天的经济学家是否提供了诊断贫困问题和政策制定的任何专业共识的基础。为了让读者先知道个大概，回答暂时是肯定的：在解释为什么贫困国家经济不能增长方面，前一章提到的内生增长模型是说得通的，虽然发展经济学家在自信地提供刺激增长、减少贫困的政策以前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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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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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发展的争论是最基本的争论。在最基本的事实——即使它们本身还存在争议——之外的任何证据，都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带有倾向性的。而且，现在发表的关于全球化和发展的研究报告已经超过了任何个人可以理解的范围。即便如此，这里还是要简要介绍一下几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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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世界上极度贫困的人口比例正在快速减少。2如表3.1所示，这种锐减的速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相较以前，贫困人口正越来越少（见Bourguignon and Morrison，2002）。但世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减少得比较缓慢，因为在过去的25年中世界人口从40亿增加到了60亿。贫困减少最多的是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主要是中国，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印度，而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苏联解体以后的中亚都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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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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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居住在极度贫困地区的人口正在减少，如表3.2所示，但收入的不平等却在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定义和测量，表3.3显示了两种方法。如果用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与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相比，这个差距会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种贫富不平等的迅速加大只是发生在20世纪前期，1980年以后和前段时间相比，就很少有变化了。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贫富差距正在递减。我们用基尼系数来研究整个收入分配的状况，0代表所有的收入都被平均分配，而l则代表所有收入都归最富有的人所有。这是一种可选择的测量收入分配的方式，虽然考虑到中产阶级收入的提高，但也不会改变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不平等现象加剧、随后维持稳定、直到最近才开始减少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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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极度贫困人口数（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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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poverty.html﹟ti，200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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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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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ourguignon and Morrison（2002）；“近年”一栏来自米拉诺维奇（Milanovic，2005）对1998~2000年一系列研究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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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近的趋势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对这个问题颇有争议。3分歧出现在对贫困国家收入的正确计量方法、为了比较而对汇率的选择以及对不平等的定义上。如果你比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就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平均收入，那么这些数据就没有包含关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任何信息，这里所说的是贫困国家在收入水平上没有赶上富裕国家的问题，就如我们在第二章里所讨论的那样。如果你对人均国民收入以人口数量加权，世界不平等可能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就减少了，因为中国和印度的收入增长幅度很大。但是，虽然一些研究者觉得这些事情很明显，还是有人认为如果采用市场汇率，而不是用购买力平价转换，或者使用一种更好的衡量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用简单的人均GDP，就会发现世界上的不平等其实一直在加剧。如果要做一个安全的假设，那么就是假设没有改变，因为在计算中所得出的变化的规模可能被测量中的误差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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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对每个国家使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不管加权与否，都会掩盖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因此就有人强烈地认为，对不平等程度的衡量，应该包括中国内部贫富差异的大幅度加剧。收入分配模式及其最近的变化在每个国家都不同，不管是在OECD国家之间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都是如此，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一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决定一国内部不平等的程度作用巨大。任何衡量不平等的方法都有一个困境，即不会透露被测量的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身份，而当研究政策对人们的福利的作用时，这种统计学中的匿名现象就不是很有意义了（见Bourguignon and Coyle，2003）。使用上述概念最彻底的一次尝试，是使用调查问卷而不是国民账户来测量不平等，结果发现自1988~1993年贫富差距出现了一次小幅加剧，而自1994~1999年贫富差距出现了一次更小幅度的缩小（Milanovi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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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趋势的争议放在一边。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意味着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世界范围收入的分配比任何一个单独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都要更不平等，从而反映出经济表现参差不齐，世界上最富裕的5％的人口和最贫困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165:1。关注个人可以使我们对援助政策进行思考。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超过1/3的巴西人比最贫困的5％的法国人要富有。他的计算显示出，法国对巴西的援助会使世界收入分配有10％的可能性发生倒退，也就是说从穷人手中向富人手中转移收入，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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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GDP也存在争议。这些比较所引用的数据来自一个主要的国际研究项目，即由世界银行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发起的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The United N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其结果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始于1968年，涵盖了6个国家，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资助。在这个项目之前基本没有人对世界数据进行过系统收集，除了安格斯·麦迪森单独在巴黎的OECD做过同样的工作，并于1964年发表了他的成果。5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第二阶段在1973年底时涵盖了16个国家，第三阶段涵盖了34个国家。现阶段则把范围扩大到了150个国家。这项计划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国际比较中心牵头，计划的发起人是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也是开创国民账户的领军人物［他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也是创立国民账户的先驱者之一］。库兹涅茨于1936~1954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他的学生欧文·克拉维斯（Irving Kravis）是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第一干事，赫斯顿和萨默斯（现任学校中心的联合干事）随后也加入了国际比较项目。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联合国、世界银行、OECD、欧盟以及全世界各统计办公室的支持，由麦迪森领军的欧洲格罗宁根大学增长和发展中心（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才能各自独立地取得同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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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到1968年，当第一个国民账户的国际条例被颁布时，收集自己国家GDP数据的国家数量增加了很多。在分析工作中的主要挑战是需要把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成统一货币，而汇率的变动意味着由统一货币（通常是美元）衡量的增长可能会和本国货币计量的增长有出入。况且，把货币市场所使用的汇率用来进行比较也不是很合适。因为汇率每年的变化都比较大，就会使依据通用货币核算出的GDP变化毫无意义。还有市场汇率也不能衡量真正的购买力。贫困国家的物价比较低，尤其是非贸易性服务的价格；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相对物价模式也有系统性的差别：与富裕国家相比，贫困国家的投资性物品要比消费性物品贵得多；不同国家的人们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数量和品种也不同。所以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采用了购买力平价法，即计算每个国家货币对货物和服务的购买能力，然后利用计算的数据把每个国家的产出转换成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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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经常受到批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太注重细节，而非经济学家则批评这种做法的原理。原因是贫困国家的收入如果用国际货币来衡量，那么就比用普通汇率衡量能得到更高的数值，为了反映实际购买力而进行的方法调整会使那些贫困国家看起来比调整前要稍显富裕。用汇率而不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世界GDP也会低估增长，因为用汇率来估计的方法会给予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过低的权重（比如说中国），而且这么做也会过高估算世界的不平等程度，因为此举会夸大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购买力差距。很明显一些研究人员喜欢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增长率最小化。我想把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购买力平价的看法描述为疯狂的共谋理论，他们一点也不喜欢穷人，虽然他们支持剥削和贫困化的学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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