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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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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进程对三种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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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原生产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无法靠劳动实现增加，但其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加而增长；第二种能根据需要有所增加，但其真实价格上升有限；第三种虽能通过劳动实现增加，但效果有限，其真实价格随增加这类产物所取得的实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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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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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原生产物的价格几乎无法依靠人类的劳动而有所增加，因为这类物品的产量，不会由于人类的劳动而增加，而且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其容易腐坏，不易保存。这种原产物就是稀有的鸟类、鱼类以及各种野禽、野兽和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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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改良进程的发展以及人类财富的增加，人们对这种物品的需求肯定会增加，然而其供应量却无法依靠人类的劳动而增加，因此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因供不应求而逐渐增加。比如山鹬，即使其价格上升到每只20几尼，人类也无法依靠劳动使其产量增加。在古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代，人们为什么会为珍贵动物出极高的价格，就是这个原因。而且这种物品的高价格，并非当时银价下跌所致，而是人类的劳动无法使其产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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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罗马共和国没落之前的数年间，其国内白银的真实价值要比现在欧洲许多地区都高。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罗马共和国国内每夸特小麦的价格约为21先令。与此相比，尽管英国小麦的品质低于罗马，但距今不久的英国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却为每夸特28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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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记载，塞伊阿斯花了将近6000塞斯特斯（合英币50镑）购买了1只白夜莺，阿西尼阿斯·塞纳花费了近8000塞斯特斯（合今日英币66镑13先令4便士）购买了1尾红鱼。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这些物品高昂的价格使我震惊。然而普林尼所记载的这个价格，在我看来似乎仍然比实价低1/3。所以，这两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交换的劳动量，比其名义价格要高1/3。也就是说，塞伊阿斯在购买白夜莺时所支付的劳动支配权，约等于现在的66镑13先令4便士；阿西尼阿斯·塞纳在购买红鱼时支付的劳动支配权，约等于现在的88镑17先令9 1/3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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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物品之所以如此高昂，并不是因为银价低廉，而是由于罗马剩余劳动产品过于充足，从而导致人们有能力去争相购买此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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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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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尚处于蛮荒未垦的时代，人类对第二类原生产物（有用的动植物）的需求随着人类自身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尚未开发的部分对人类几乎毫无价值。随着土地的逐渐开垦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第二类原生产物又被迫让位于对人类更有利的种物。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此类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而其需求量却日益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亦随之增加，以至于它与人类从肥沃而利于耕作的土地上得到的出产物一样不相上下。但是，一旦达到这一高度后就很难再增加，否则就会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投入到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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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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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埃及文化的命脉，尼罗河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有着富饶的沿岸。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种植小麦、棉花、水稻、椰枣和谷物，驯养水牛、骆驼等动物供食用以及货物运输。早期商业兴起之后，尼罗河还是一条天然的商路。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都是埃及文明得以繁荣与稳定的基础。因此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图为尼罗河穿过埃及首都开罗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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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人们觉得开垦土地生产牲畜、牧草和种植粮食一样有利可图时，牲畜的价格就不能再上涨，否则将有更多的谷田被转化为牧场。相反，减少野生牧草的数量来扩大耕地，必将减少自然生长的家畜肉量。同时，那些谷物持有者的数量也会相应增加，最终导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于是，家畜肉价逐渐上涨。同理，牲畜价格的上涨使人觉得种植牧草和生产谷物一样有利可图。所以，牲畜价格不断上涨的现象通常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晚期。伦敦与合并之前的苏格兰也是如此。伦敦周边地区的牲畜价格在17世纪初期就已经达到极限，但相对较僻远之地尚未达到如此高度。如果苏格兰的牲畜只销往内地，其价格也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在第二类原生产物中，其价格最先上升至极限的就是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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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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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的“牧师”一词，原是“牧羊人”之意，是“心灵导师”，由此可以看出牧羊在西方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它对中世纪欧洲的畜牧行业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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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牲畜价格达到这一极限值以前，大部分土地还没有得以开垦。幅员辽阔之国，其大部分土地都位于僻远之地。由于人们不可能去城镇购买肥料，因此，优质土地的数量与其自身所制造出的肥料量成比例，而肥料量又与饲养的牲畜数量成比例。土地的肥料来自两方面：一、地面上的牲畜粪便；二、牲口棚中的牲畜粪便。如果牲畜的价格不够支付耕地地租及由地租产生的利息，农民就不会饲养牲畜。如果在耕地上饲养牲畜，牲畜所需的主要食物来源于改良后的土地所生长的牧草，因为用未改良和未耕作过的土地上的牧草成本太高。如果在已耕作过的土地上放牧，且牲畜的价值不足以支付该地产草的价值，那么在饲养棚中饲养牲畜不可能有利润。当牲畜所提供的粪便也不足以供应全部农地时，农民自然会在丰饶且位于农舍最近的土地上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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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全部农地中只有部分保持良好的耕作状态，其余部分则将荒芜。对全部需要施肥的土地来说，牲畜的数量太少；但与土地实际产出的牧草比较，牲畜又过多。整个农场靠肥料才能保持良好状态的土地仅占1/4至1/3，有时还不到1/5、1/6，其余土地则全无肥料可施，此种经营方式当然是不尽如人意的。但苏格兰在合并以前，因牲畜价格过低而不得不采取此种经营方式。如果牲畜价格上涨之后还继续这种经营方式，无疑是因为当地人民的无知和对旧习惯的依赖，这些都阻碍了一个高效经营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如下：第一，租地人贫困，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得足够的牲畜；第二，即使租地人有能力获得牲畜，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改良土地，使其能够养活更多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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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牲畜的增加和土地改良两者必须同步进行：牲畜不增加，土地便无法改良；土地得不到改良，牲畜又不会显著增加。这样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旧方式虽在逐渐衰落，但要在国内各地全部废除，恐怕还需要半世纪或一世纪的时间。苏格兰从与英格兰合并中得到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牲畜价格的上涨，它不但提高了苏格兰高地一带地产的价值，同时，又成为苏格兰低地改良和进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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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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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欧洲，多数农村都有自己的磨坊。公元1086 年的《舆地志》列出当时英国的磨坊就有5000个左右，表明英国总人口中差不多每400人就有一座磨坊。早期的磨坊曾以人力为主，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动物磨坊、水力磨坊和风力磨坊。这些磨坊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一直是人们碾磨谷物的主要工具，到工业革命后期才逐渐被取代。图为1881年磨坊劳动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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